第四节 1949年后高等教育对社会需求的回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直持续至今。本节侧重从高等教育对社会需求回应的视角，对1949年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回顾和评析。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

1949年，两大与教育相关的问题摆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面前：一是面对即将兴起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人才明显匮乏，尤其急需大批理工科专业人才；二是如何改造民国时期所遗留下的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教育体系。民国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基础差、起步晚和长年战争等因素，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难以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为此，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又对旧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改造。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造一直延续着“政治革命第一、社会建设第二”的思想。

政治方面，突出中国共产党对高校的领导。为了消除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改变旧知识分子统领高校的现状，国家将高等教育纳入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中央管制的方法，将私立高校转制为公办或并入公立大学，不允许私立大学的设立。大学的教学内容和院系设立由政府控制，凸显政府对教育的领导作用，学术自由受到明显限制。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理解使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都趋于教条化，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文学科被打压，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排挤，高等教育办学的灵活性和积极性遭受挫败。

1952年模仿苏联高等教育以理工科为主、建立专业学院的模式，展开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综合性大学中的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专业被合并到已有的专科性学院或另立学院开设，以此加强学科的专业化教育，回应社会工业、农业、卫生、财政、教育等建设的需要。表2-2报告了院系调整前后综合性大学和各类专科院校数量的增减，显示综合性大学的数量大幅减少，而专科院校数量明显增加。表2-3报告了各学科学生比重的变化，显示理工科等学生比重上升，社会科学学生的比重大幅下降。

这一调整有助于为国家建设输送大批理工科专业人才，对“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有着积极意义。但这种轻综合大学而重专科学院的做法人为割裂了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知识结构相对单一、视野相对狭隘的专才，学生的人文素养降低，学科建设出现实用主义的倾向。

1956年前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这一体制被认为严重削弱了党对高校的领导，特别是在聘用民主人士担任主要领导的高校。于是1956年9月，中共“八大”规定：“基层党组织对本单位起领导作用。”高等学校的内部领导体制便逐渐由一长制向党委领导制转变，最终完全确立了党对高等教育的绝对领导地位。旧知识分子即使仍在高校担任要职，大多也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尊重，通常有虚名而无实权。

二 反智主义下的高等教育：1957～1966年

1957年，“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良好的经济形势为建立一个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提供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当年中共中央开展鸣放运动，鼓励人民群众各抒己见。部分知识分子对党提出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理解，很快跨越了党对言论自由的底线，导致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展开。被错划成所谓右派分子的共计552877人，不乏有许多言论过激的知识分子。阶级斗争使党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尤其是领导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开始产生转变，渐渐倾向于反智主义。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更是错误地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过度夸大了阶级斗争，政治渗透到文化教育领域。毛泽东对教育的态度更是显现出模棱两可的特征：一方面，毛泽东重视教育，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轻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排斥知识分子，大批有才华、有能力的知识分子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消极影响深远。

其实，这种反智的“左”倾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这与早期共产国际轻视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共产国际认为，工人阶级是变革社会的主力军。反右派运动是过去反智传统的发展。高等教育领域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灾区。不少专家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家被戴上右派帽子，例如，孙冶方的“最小-最大”理论被批得一无是处。“左”倾思潮的盛行严重压制了学术自由，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和进步，导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探究浅尝辄止。高校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渐渐丧失了自由探索、敢于批判、乐于创新的精神。

三 “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1966～1972年

1966～1972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高考制度被废除，全国高校停课闹革命，高校正常的学术研究几近停滞。学生造反，成立“红卫兵”组织，夺取了高校的领导权。教师遭到极为不公的待遇，轻则受言语批斗，重则被人身攻击。

20世纪60～70年代正是世界许多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而此时中国大学的校园里却正上演着“阶级斗争”。这段时期的高等教育既没有为社会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也很少产生有价值的思想学说，未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高质量人才和智力支持。中国的经济乏善可陈，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四 工农兵学员体制：1972～1977年

1972年后，“文革”的高潮逐渐远去，高等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这时高等教育变为工农兵学员体制，即高校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员。学员主要来自基层单位的推荐。这种推荐方式导致大量受教育程度太低的学员进入高校，以致高校难以组织正常的教学。为此曾出现短暂的在推荐基础上加考试的制度。但1973年的“白卷事件”，彻底使推荐制占据主流地位。此后几年，工农兵学员大多数依靠这种制度步入高校，由此滋生了普遍的腐败问题，一部分人通过非正当手段进入高校学习。

总体来说，在工农兵学员体制下，招生规模小，一共仅招生94万人，起点参差不齐，质量差，师生关系错位，轻基础理论的教育，教育的泛政治化色彩明显。

五 恢复高考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197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布结束，中国的改革已在逐步酝酿和推进。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恢复高考。当时的背景是，“文革”十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失去的十年，而“文革”后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想要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需通过平等的考试来录取学生。这就要求废止工农兵学员体制，恢复高考制度。

在邓小平的力挽狂澜和社会对人才渴求的双重作用下，即使“两个凡是”的“左”倾思想仍在政治上制约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恢复高考也终成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1977年，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当年，全国共有570多万考生参加考试，约27万考生被录取。此后，高等教育招生数量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招生质量相对以前也有很大的提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此外为了满足更多有志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电视大学、远程教育和函授大学等也得到大力发展，同样培养出大量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其历史贡献不容忽视。

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开始走向开放，借鉴吸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派遣大量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到发达国家深造，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由此迈出了巨大的步伐。

1992年，国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高等教育也开始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不断增多，市场需要更为灵活的大学毕业生分配机制。1996年后，毕业生“包分配”政策逐步废止，使得高校以及各专业更多地关注劳动市场的需求，高等教育逐渐与市场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

1998年11月，为了“拉动内需”“缓解就业压力”，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本科扩招，客观上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迈向“大众教育”。扩招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政策。一些人强调，扩招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甚至还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太低，而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旺盛，扩招势在必行。我们认为，必须深入思考高等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要重视高等教育对人的全面塑造以及对整个民族基本素质的改善。对此，第十四章将有进一步讨论。

1995年11月，国家正式启动了“211工程”，注重支持与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密切相关院校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加大国家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和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体现“211工程”建设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1999年，为了加快中国迈向现代化国家的步伐，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正式启动建设，来作为“211工程”的补充和提升。虽然二者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部分高校的师资、学科、设施建设，提高了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也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著。主要表现在教育资源的配置过度向“211”和“985”高校倾斜，使普通高校难以望其项背，学科建设优劣不断两极分化。为此，2015年提出“双一流”目标，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未来能否取得成功还有待时间检验。

2009年硕士教育也出现了新发展。之前的硕士研究生多培养其做研究的能力，但随着博士教育的发展，高校的教学研究工作多为博士研究生所占据，而在劳动市场需要大量高端应用人才。为此，2009年开始招收专业硕士。与以往的学术型硕士不同，专业型硕士更偏重实践，侧重利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专业硕士制度的设立试图回应社会对高端应用人才的需求。

六 “钱学森之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拷问

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但质量一直是一个问题。对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一针见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轰动一时且一直引发思考的“钱学森之问”。

2016年问卷调查询问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城镇居民所受大学教育对其创新能力的培养。表2-4显示，对其创新能力的培养有“较大”和“很大”作用的占25.99%，而回答“较小”和“很小”的占23.90%，其余则为“一般”。表2-5报告了对企业界的调查，企业界代表认为教育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很大”和“较大”作用的占19.97%，而“较小”和“很小”的占41.56%。2016年的调查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所面临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中国制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制造业正向东南亚转移。当中国的高校不能大规模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时，中国做廉价的“中国制造”就带有宿命的性质。过去做廉价的“中国制造”还能维持一个低质量的经济高速增长，现在这种低质量的高速增长也难以维系了。“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困境在拷问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否为中国从“中国制造”转型到“中国创造”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是衡量其成败的关键所在。

基于对中国高等教育自晚清以来的回顾和分析，我们所获得的一个基本发现就是：高等教育什么时候很好地回应了社会需求，这一时期相对来说就会发展得较好；而什么时候没有很好地回应，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就会出现问题；如果高等教育回应了错误的社会需求，如阶级斗争之类的需求，高等教育就会陷入倒退。今天，对照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高等教育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