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史与经济学：研究范式对接与研究领地拓展

和大约30年前的索洛教授一样，笔者不揣冒昧，也来谈谈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索洛撰文批评过美国计量经济史学派，吴老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书中谈及方法论时，对索洛的论文做了客观的介绍。索洛认为，美国新经济史受到了经济学的损害，虽然也从经济学中得到了营养。索洛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新经济史学家也和经济学界一样研究整合、使用回归分析工具和“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他认为，经济史学家应该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层面给经济学提供广阔的视野。他虽然赞成经济史学家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分析工具，但认为不应还给经济学家“同样一碗粥”，即经济史学家应该用经济学的烹饪技艺做出几道新的大菜，从而令经济学家惊奇，而不是重复着经济学的菜单。

虽然吴老在书中对其他学者的观点也有详尽的介绍，但是，中国经济史学界却经常引用索洛的宏论而非其他著名学者的，其意无疑在于否定用经济学工具研究经济史的“新潮”。然而，用某甲的言论否定或肯定某乙的工作是最不科学的，除非某甲是万能的上帝。尤其不可取的是，用某甲若干年前的宏论作为考量某乙若干年后研究工作的尺度。作为1987年诺贝尔奖得主，索洛1985年的观点无疑有较强的公信力，而且可能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985年美国新经济史的年龄不过二十几岁，阅历尚浅，“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层面给经济学提供广阔的视野”这一重任对于新经济史学派并非力所能及。从新经济史学派的学术发展路径观察，正是由于新经济史学派执着地使用经济学界提供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潜心做了历史宏观经济运行之类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索洛所批评的“研究整合、使用回归分析工具和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然后才有了对历史上“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的深入研究。20世纪80～90年代新经济史学派的领军人物、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D．诺斯对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研究起点正是美国的航海运输史等经济史领域，若不采用经济学家提供的范式和工具，诺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将难以想象。诺斯的贡献被当今经济学界广泛应用，这一贡献显然不是经济学家们早餐中常见的“一碗粥”，而是做出了在经济学菜单上被忽视的大菜。假如索洛的论文在十年之后——1995年发表，大概就是另外一种宏论了。

众所周知，诺斯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诺斯一生恐难再有这样的贡献，就像索洛也难有超越“索洛模型”的贡献一样。不可能每一个经济史学家都会有诺斯那样的贡献，就像不可能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会有索洛的贡献一样。绝大多数新经济史学者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做的研究还都是基础性的工作，科学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给新经济史以时日，要允许新经济史修补往日研究的不足，相信新经济史日后会不断丰富经济学家的菜单。新经济史在美国出现至今，尚不足60年；传到中国并被少数学者接受，还不到20年。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生代学者的成长，中国计量经济史也能对中国经济学提供新的营养餐。从笔者近年来的体会来看，国内学界许多激烈批评计量经济史的学者其实还未搞懂计量经济史的研究范式以及所用的分析工具。计量经济史研究的标准范式是“前提假设—逻辑推理—实证检验”，前两个环节要求研究者具备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功底，后一环节要求研究者具备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良好修养。可见，研究计量经济史不仅是会不会“做模型”的问题，而且是要迈过由理论经济学、历史学和计量经济学这几门功课共同设置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