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计量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学术价值

0.4.1 检验和修正经济学理论框架，评价或预判经济政策

经济学研究不存在理工科意义上的实验室，因此也就没有标准的实验报告。人类既往的经济活动就承担了实验室的功能，经济史就是不可控实验的“实验报告”，经济学理论就是实验报告的分析结论。但是，由于这份实验报告是逐步显露和逐步完善的，对其分析研究的工作远未完结。前面说过的“流动性陷阱”和“看得见的手”调控的空间问题，就是我们不断研究实验报告的新结论，起到了修正和补充经济学理论、预判宏观经济政策的部分作用。

再举一例：穆勒的贸易条件学说。计量经济史学者通过对这一学说前提假设的研究，得出了与市场贴近的新结论。

穆勒提出的贸易条件概念最初的含义只是进、出口之间的比价，所谓贸易条件的恶化或改善最初也只是进、出口价格指数的相对上升或下降，即价格贸易条件。在以后的贸易实践中，贸易条件的改善或恶化，成了评价一国国际贸易绩效的重要考量指标。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如此，官方统计部门公布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数据对业界和学界起导向作用。《财经时报》报道说，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编制了中国贸易条件指数。报告认为，从1993年至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经贸专家对于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解释是，就出口方面而言，是企业过度竞争、低价竞销造成的。而该报道同时说，宋国青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明确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从根本上说，贸易条件恶化是货币汇率扭曲导致的，只是反映到价格上而已。中国社科院专家余永定认为，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单项产品的出口增长，会使中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从而造成资源的错配。足以见，中国政界和学界对贸易条件恶化不是好事这一判断上是基本一致的，各种讨论大都是在“产生的原因”层面，暗含的政策意义都是在如何改善贸易条件层面。

通过对世界经济史进程的考察，我们认为，穆勒的贸易条件学说其实暗含着“供给约束型经济”这一假设，虽然穆勒时代的经济学中还没有这个词。恐怕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方可以此学说考量贸易绩效。不管穆勒时代（或之前）供给“瓶颈”在哪个层面上，只要是供给约束成立，供给曲线就与横轴垂直（或斜度相当陡峭），供给量就与价格无关（或关系极弱）了。众所周知，国际贸易都是要赚钱的，而且赚得多更好，从国家角度看，贸易收支差额（＝出口量×平均出口价格-进口量×平均进口价格）就是考量该国“赚不赚钱”和“赚的多还是少”的有效尺度。很自然，当供给量一定（或增长潜力微弱）时，提高贸易利润率的途径只有提高价格。在贸易双方都处于供给约束的条件下，两个价格之比无疑就是利益之比，这个比值的变化趋势，就是利益收益或受损的趋势。通俗地说，在“贱买贵卖”时代，贸易条件的逻辑是通顺的。

当世界经济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之后，生产潜能巨大，总供给被迫适应总需求，“薄利多销”时代来临了，价格成了促销的重要手段。从逻辑角度观察，总供给曲线的斜度已经相当平缓（凯恩斯经济学给出了极端现象——总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从宏观角度考察，总产出的价格弹性绝对值远大于1，即价格降低1%，产出增长率远大于1%。在这种新情况下再看贸易收支差额：BP＝出口量×平均出口价格-进口量×平均进口价格，由于总供求态势的变化，出口量和平均出口价格、进口量和平均进口价格由相互独立的关系演化成了显著的因果关系。罗宾逊夫人提出的马歇尔勒纳条件，详尽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中国经济的案例分析也对此有很好的证实：贸易条件“恶化”，却伴随着贸易收支改善——持续顺差和持续的外汇储备增加。

综上，我们的结论是，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时代，贸易条件已经不适合作考量国际贸易绩效的尺度了，直接关注贸易收支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才具有政策意义。

前面列举的大都是对外国经济史计量研究得出的结论，那么，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理论意义何在？我们仅举一例，从1896年到1936年，中国经济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实验场。他们的理论认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是最有效的，政府只应当好市场的“守夜人”，不要干预经济，即自由放任。然而，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却无法用欧美日的历史经验实证，因为欧美日诸国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虽然不如大萧条以来的干预力度大。反观中国，当年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不要说干预经济，恐怕连当守夜人都不合格。于是，以中国经济史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应该是最合适的。无论证实还是证伪，都是理论上的重大贡献。

0.4.2 正确描述近代以来的经济运行演变过程，逐步认识历史经验和教训

例如，自大萧条爆发以来，学界对其爆发原因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以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为例，凯恩斯（1936）认为，大萧条的出现是由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和资本预期收益率递减规律分别造成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其中决定因素在于投资需求不足。货币主义领袖弗里德曼与施瓦茨（1963）对大萧条的原因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解释——大萧条起因于货币供给的外生变化，即直接由20世纪30年代初货币供给收缩引起。迄今为止，对大萧条爆发的原因有许多种解释，但不是所有解释都是彼此绝对排斥的，只是每个学者关注的时间点或者角度不一样。总之，一系列事件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大萧条的发生。但是，这一系列事件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我们从计量经济史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探讨，结论是，美国大萧条的逻辑起点在于收入分配不公。

1919～1929年美国经济虽然实现了狂飙式的增长，但是，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收入的大部分被占比很少的一部分人所获得，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显著的。基本徘徊在温饱水平以下的家庭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60%以上，即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等于1（或大于1）也购买不了多少商品。分配不公无法保证供需平衡，必然造成物品供应的过剩。供给的过剩并不意味着这些生产盈余不需要，而是大多数人想买却买不起。也就是说，当机械化的流水线生产出大量商品投放在市场上时，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来吸收这些产品。从逻辑角度分析，接下来必然会导致厂家减产，投资减少，消费和投资都会出现不足的现象，整个经济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产能闲置。但是，有数据表明，1919～1929年美国的有效需求是快速增长的，逻辑与现实有很大的反差。我们的分析结论是，增长动力源于当时日益盛行的信贷消费。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间的距离的扩大被分期付款——时间错位的需求所掩盖，特别是在耐用消费品方面，在金融要素的支持下，不断透支的需求尽管延迟了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并未解决，繁荣或衰退的命运反而系于更容易出事、波及面更广的金融部门了。在总供给的物质属性与总需求对路的条件下，若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则无信贷支持的消费率也较高，总需求基本可以拉动总供给，未必对消费信贷过分依赖，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较小。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消费需求对消费信贷依赖越重，总需求对货币政策的依赖就越重，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就越大。众所周知，经济下行是具有惯性的，各企业各部门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市场联系，某些市场主体因债务问题（欠人或人欠）而倒闭必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虚拟经济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交替倒闭。因此，当局的突兀紧缩性货币政策应当慎用。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国刚刚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胡佛政府没有宏观调控经验，不太清楚货币政策与总需求、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利害关系，鲁莽行事，铸成大错。时至今日，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股市飙升就一定是经济泡沫，虽然经济泡沫往往表现为资产价格飙升，但逆命题未必成立。大萧条爆发的逻辑起点和传递机制见图0-1。

图0-1 大萧条爆发的逻辑起点和传递机制

注：I1为消费品生产厂商投资，I2为资本品厂商投资，I3为资源品厂商投资。

上图的逻辑表明：①由于分配不公导致富人大量储蓄，这造成需求不足；②银行系统的消费信贷，提升了全社会的消费需求；③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一起促进了投资需求；④资本市场提供了投资需求所需资金；⑤总需求上升，GDP增长。可见，金融部门成了经济顺畅运行的核心环节，一旦金融部门（银行、资本市场）出现问题，经济危机必然爆发。

由于新经济史在美国问世，欧美日诸国迅速跟进，所以，按经济学框架构成的欧美经济史比较完善，统计或估计数据建设也比较好用。中国的经济史基本上停留在传统经济史层面，“基础设施”工作很不尽如人意。如近代中国百年的GDP，长期以来，只有不连续的10年数据，中国经济在此期间究竟是增长还是衰退了？只能依靠猜测。众所周知，缺少了GDP数据，对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种种描述和论证都有存在重大偏颇的可能性，如，一些重大事件（例如《马关条约》）究竟是正向影响近代中国的GDP还是负向影响GDP，研究结论很多，有的满腔怒火、有的胡乱联系、有的仅根据某一数据（如价格）发表议论，既莫衷一是又经不起推敲。直到2012年，拙作《近代中国50年GDP的估算与经济增长研究》出版，近代中国100年才有了一半时间里总产出的数据。当然，这套数据也需要修正，后面的工作依然很多。

只有在经济学框架中完整准确地“复原”历史经济运行的基本传导机制，方可为当今经济发展提供参照系，才可能避免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束之高阁而苦思冥想，才可能避免不断地向历史“交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