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与西南地方派系之关系

——基于美国驻华使馆报告的研究

【主讲人简介】董佳，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长期从事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项、中国人民大学校内项目2项，参加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基金项目2项、省级课题3项、南京市政府横向项目1项。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民国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编资料集2部，参编著作4部。

董佳：抗战爆发后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矛盾又迅速激化。为牵制国民党，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共加强了对中间势力特别是西南地方派系的统战工作。两者关系亦由此先后经历了长征时期的试探接触、战争初期的人员互动与情报合作，以及抗战后期的政治和军事同盟三个阶段。其中，川军将领刘湘、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滇军实力派龙云、桂系统帅李宗仁等，是中共策动与联合的重点对象。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共通过加强对外政策宣传、调整统战策略，建立了周密的统战组织与动员机制，成功实现了与西南派系的多方面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战时中共与西南地方势力的接近，不仅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中共希望的分化制衡重庆政府的作用，亦为国共内战末期中共成功策反西南地方派系埋下了伏笔。

作为战时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实际却保持独立的地方势力集团，西南派系是民国时期依靠历史渊源和地缘关系影响一方发展的重要地缘政治力量。抗战爆发后，国共双方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历史考验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求举国联合一致对外。然而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革命信念差异、政治互信缺乏、利益着眼不同，加之经年旧怨沉积，双方合作逐渐从相对融洽走入复杂僵局。为壮大自身力量，同时更好地发挥西南地区作为抗战大后方的积极作用，中共在抗战时期主动争取与川军、滇系、桂系等西南派系的政治合作。目前学界有关战时西南派系的研究虽成果累累，但资料多取于中共，特别是历史亲历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口述回忆，而对各地方派系的史料及国民党史料鲜少运用，特别是基本没有使用国外资料，因此无论从视角还是史料看，都难以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背景下认识中共与西南实力派的关系进程，这就限制了研究此问题的视野和深度。为此，本文在运用国内已公开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抗战时期美国驻华领事馆档案材料，试图对抗战前后中共与西南地方派系的关系演变进行分析，希望对国际视野下中共战时的统一战线研究有所裨益。

一 战前中共与西南派系的最初接触

华北事变后，随着日军在中国内陆的节节深入，蒋介石开始进行全国性的战略防备策划。川、桂、滇、黔等省山地环绕、易守难攻，加之以滇南为出口可以沟通与外界的联系，西南因此成为蒋介石十分看重的守备据点。11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如经营四川，应注重驻地，以对倭、俄寇与两广皆能顾到为要也。”在他看来，日本在华北有箭在弦上之势，最近必有举动，彼之目的在扰乱我经济之发展与妨碍我军事之成功。此时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对于四川经济有关的各种问题，蒋介石要求孔祥熙从速解决，并早定川中金融之根本方案。蒋介石对于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地区苦心经营，目的是以追缴长征中的红军为掩护，将西南地区建设成为对日防守之根据地。为此，蒋介石开始派兵入川、冀图重组西南政治版图，先后命四川省主席王缵绪率川军出省作战，又命云南调遣两个军赴湖南前线，同时中央军进驻云南。中央势力入川后，刘湘和蒋介石的矛盾开始凸显，尤其是在川省首府迁址问题上，刘湘对蒋介石十分不满。蒋介石逼迫刘湘将省府从重庆迁往成都，以便于国民政府经营重庆，而刘湘的财产和商业皆在重庆，因此极不情愿，但迫于中央威权，只能暂时采取隐忍态度。

与此同时，中共意识到，要想走出苏区失败的革命困境，必须调整自己的行动纲领、斗争策略和行动方向。“目前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 “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为中共转圜自身政策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华北事变爆发后，河北及平津渐有脱离中央之虞。考虑到国内日渐高昂的抗日民族主义情绪，中共将反日宣传作为唤醒民族主义的一柄利器，对外宣誓在1936年春东征山西，以示抗日。此时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历史转折为中共联合其他受国民党中央排挤的地方派系建立政治军事同盟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美方担心，一旦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于学忠、杨虎城、马鸿宾等中国地方派系真与中共联合，则国民政府面对的情况将十分棘手；考虑到过去蒋介石同上述地方派系的历史恩怨，不排除北方各省会选择脱离中央、国民政府出现政治失控，甚至长江流域、华南地区如是仿效，乃至全国政权分崩离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应该说，美国政府对形势的解读，并非杞人忧天、完全没有道理。1936年初红军东征，以抗日为旗号，极大地瓦解晋军士气；同时，中共也对东北军进行了极有成效的反战宣传。一时间东北军军心动摇，人心思变，无人专注剿共。此时东北军连续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不断传出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声音。美国认为，蒋张二人之间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嫌隙，即国民政府怀疑张学良同中共签订秘密停战协定，东北军则猜测蒋介石可能与日本有共同消灭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幕后协议，甚至未来加入轴心集团。

事实上，中共与川军的最初接触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935年红军离川北上后，刘湘发觉中共并无占据川境之心，便以“共产党不能在四川境内发展党组织”为前提，开始同中共接触，“先从互派代表，互换情报做起”。此时，刘湘之所以反对中共在四川发展党组织，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中共在川境内发展党组织可能会动摇其统治根基；第二，国共双方仍处于对立紧张状态，加之蒋介石以驻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为基础，对川军实行整训，容纳共产党的势力无异于公开与蒋对立，使川军处于不利；第三，刘湘试图通过限制性的合作来考验中共的诚意与用意。不过，刘湘的这种疑虑经西安事变检验，迅速打消。特别是刘湘对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事颇为惊异，赞叹共产党真能深明“外御其辱”的大义，先后派叶雨苍和王干青为代表，赴延安与中共商谈合作事项。次年，刘湘再命张斯可赴广西桂林与李宗仁和中共代表张云逸磋商抗日。后经张云逸、李宗仁、张斯可共同努力，中共与桂系、川军三方拟定了一份旨在联合抗日的政治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共与川军正式互派代表：李一氓作为中共代表迅速入川，刘湘则派王干青常驻延安。李王二人的互驻，标志着中共与刘湘初步建立了政治联络。与此同时，中共自红军长征后也加强了对滇系龙云的政治接触。1935年4月下旬，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中共为避免滇系进攻使红一方面军腹背受敌，遂在这一时期加紧联系滇军以求减少军事压力。彼时龙云成立戒严司令部并邀请胡瑛担任司令。此前朱德曾与胡瑛共读于云南讲武学堂第一期特别班，共同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素有旧谊。朱德遂致信胡瑛谋求援助：“蕴山学兄勋鉴：此次我军纯因北上抗日，途经云南，并无犯滇意图，望仁兄勿与为难，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矣……”于是，胡瑛与龙云、孙渡等商议，采取了堵而不击的方针，未与红军发生大的战斗。不过，龙云之所以对红军高抬贵手，并非出于同情，而是经分析认为，中共只是途经云南，并无占领之意，且此时滇军编制初改，军心不稳，与红军的正面冲突必然造成军事损耗，而中央军则可坐收渔翁之利。但如果不采取任何军事措施，蒋介石亦势必插手云南防务，因此滇军围而不击乃至献图，实际都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政治考虑。

二 战时中共与西南派系的人员和情报合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伴随正面战场的失利，国民政府和中央军被迫向西南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向来固土自守的西南派系的军事和政治空间受到挤压。以云南为例，在国民政府未渗入西南之前，龙云凭借新富滇银行长期垄断全省经济，经济上的自主使龙云有与中央军抗衡的底气。但1938年初，中央银行假手昆明分行开始在滇发行法币，新富滇银行于是急忙发行省钞，想以此堵住法币的灌入，甚至根本拒绝承认法币。然而此举最终以失败告终。龙云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操纵极为不满，双方矛盾至1939年更趋尖锐。是年3月，国家对外贸易协会在昆明设立办事处，开始对云南所有出口物资实行检查。4月，重庆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对其他各省路经云南出口的商品征收特别损耗税。这对云南地方收入无疑是致命一击。龙云暴跳如雷，奋力抗争，而国民政府亦在滇省边界频繁调动军队。最后虽以滇系妥协告终，但矛盾并未消弭。至1941年下半年，中央军已遍布整个云南，到1943年3月，中央军在数量上已超过滇军，形成四比一的优势。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西迁也让川系感到沉重的军事压力。1937年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对川军进行重新部署，主要内容有三：一是规模裁减十分之二；二是实行川军国有化，团长以上军官由中央直接委派；三是川军军饷每月由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此次整军使川军生存受到极大威胁，直接动摇了刘湘对川军的控制力。面对国民政府的不断蚕食和挤压，龙云、刘文辉、李济深等西南地方势力深感不安，考虑到同时期国民党也在对中共进行强力弹压，出于抱团取暖的考虑，西南地方派系迅速加强了与中共的联系。1937年8月，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湘在南京同周恩来共同商定，相互派人建立常态联络关系。稍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桂系将领白崇禧也分别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就合作抗日问题举行会谈。1938年2月下旬，周恩来亦与邓锡侯在武汉会面，希望川军与八路军协调作战。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同滇军将领张冲会面，并派中共党员薛子正任其秘书，开展对滇军的工作。

此时，作为滇系的主要代表，龙云不仅开始在公开场合称颂中共，甚至还套近乎地称中共领导人是他的老朋友和老同学，并亲自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云南分会的名誉主席。而中共也计划为进一步密切与滇系联络考虑在滇军内架设电台，加深对滇军的影响。1944年初，中共派秘密党员杨才到滇黔绥靖公署交通兵训练大队无线电中队做上尉教官，由中共提供报务员，龙云负责购买机器。电台建立后，滇系与延安建立了联系，形成了常规情报交流站，实现了同中共的情报共享。与此同时，中共也不遗余力地加强同川系的政治合作和情报联络。刘湘死后，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三人开始主政，中共将此三人作为重点统战对象。作为川南的主要将领，潘文华对中共提出的政治合作表示支持，但蒋介石用调虎离山之计委任潘文华为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要潘文华将部队移至阆中，继而命中央军进驻川南。潘文华接受中共川康特委的意见，只带部分部队到阆中，而将川陕鄂绥靖公署的牌子挂在成都，一切公事都在成都解决。1938年夏周恩来路过成都时，潘文华与其在乔毅夫公馆会面。以此为契机，周恩来派唐午国常驻潘部负责双方联络，唐午国调离后，甘树人又调入潘部，被潘委以中校秘书名义，继续担任联络工作，双方建立常规联系。1942年后，周恩来又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台长钱松甫及电讯员江洪前往潘文华处，由钱松甫抄收每周延安新华社新闻，由江洪译出有关中共的抗日方针、政策等内容，再由钱松甫及时送交潘文华过目，同时由钱将潘文华的情况迅速转报中共中央。与此同时，周恩来亦先后通过刘文辉驻汉口代表邹趣涛和中共代表吴玉章，向统辖川康地区的刘文辉、邓锡侯阐明中共政策，分析当前形势，指明抗战前景。1940年夏季，中共安排杨伯恺和张雪岩去做邓锡侯的工作，并通过张志和沟通了邓与中共的联系。1941年3月，中共又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身份与时任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联系，开展工作。1942年2月，周恩来又在重庆单独会见刘文辉。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此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西南派系应与中共密切配合，强调川康领导人应加强团结，反对和抵制重庆政权的意见，认为刘文辉、邓锡侯等应“大胆行动起来”，暗示川系各主要将领不应坐以待毙，而要主动出击，反对蒋介石的一党训政和遏制政策。为了便于同刘邓联系。6月，中共派王少春到雅安，并设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信。王每天把中共方针政策和解放区消息向刘文辉传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中共中央汇报。刘文辉也比较看重电台的作用并积极加上保护，最明显的实例就是起初设在雅安的秘密电台被军统发现，戴笠直接指示尽快查明，同时派人前来侦破。正在他们前来侦查之际，刘文辉接到报告，立即派兵没收了军统的电台。王少春得知这个消息后更是连夜做了应付意外的准备。结果刘文辉在军统调查员面前矢口否认电台存在，搜查员见刘文辉态度强硬，担心惹出麻烦，也只好作罢。与此同时，中共与桂系将领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军委会驻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与中共互动频频，主动接洽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商谈双方合作事宜，并拉拢其他地方派别，密谋推翻国民政府。另外，中共也取得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以此支持广西抗战，并承诺不在桂军中建立其他中共秘密组织。

三 走向政治和军事的同盟

1943年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失败，在菲律宾海战、莱特湾海战中遭到重创，制海权、制空权先后丧失。日军在亚洲战场上的颓势已十分明显，旷日持久的中日之战即将画上句号，围绕战后如何建国的国共政争随之浮出水面。此时国民政府在陕西、河南及宁夏、甘肃一带集结军队，全面加强对陕北中共的包围和封锁，内战一触即发。为壮大自身力量，牵制重庆政权，中共大力加强对中间势力特别是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等西南地方派系的联络与合作。与此同时，1944年日军在豫、桂、湘发起的“一号作战”给国民政府以沉重打击，洛阳、长沙、衡阳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中央军全线溃败，损失惨重。面对重庆在军事方面的全面颓势，西南地方派系的反蒋活动逐渐进入高潮。因为李济深等地方将领认为，国民党中央始终想要取缔或消灭地方势力，而西南势力无法一对一与蒋介石中央政府对抗，因此各地方派系开始寻求联合起来一致对抗中央政府的机会。

豫湘桂战役期间，西南地区形成的反国民政府的中心主要有二：一是以李济深为核心的广西，李氏计划在靠近广东边界的广西中部建立一个新政权，希望待中央政府彻底瓦解后顺势取而代之，此举得到了龙云、张发奎的支持；二是在昆明，昆明的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川系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包括西北系的冯玉祥都参与其中。从表面上看，西南派系的联合貌似与中共无关，林伯渠也代表中共明确予以否认，但美国坚持认为中共与该反中央的联合行动关系密切，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共，认为中共不是始作俑者，就是幕后推动者。美国之所以有如此判断，主要是因为中共代表杜斌丞此时正取道成都、昆明、贵阳、衡阳，在各派系间穿梭。基于此，美国使领馆猜测“不排除一个建立新政权的计划正在设计当中”。而在这个由中共构建的宏大计划中，参加反中央的联合行动的不仅包括中共和西南各派系，孙科、冯玉祥、郭泰祺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内民主派、薛岳等黄埔系将领以及一直以来想要营救张学良痛恨蒋介石的原东北军旧部，甚至民盟亦在其中。不管各方抱何动机，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自私、古板、倔强、短视表示不满，共同希望政府改组和实行民主。但蒋介石不仅拒绝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反而更加重了对西南实力派的戒心：在他看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军阀，会使用任何力所能及的手段削弱国民党在云南的地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四川、西康这些地方派系中。无独有偶，国统区内部此时亦流传着关于西北系、沦陷区的原东北军和中共建立反蒋的“三位一体”联盟的传闻。据此，美国认为，在这场由中共“导演”的民主运动中，“少数党和地方派系领导人处于 ‘克伦斯基’的位置，而中共则是这场大戏的主角和策划者”。至于为何中共不愿直接反抗国民党，美国猜测，可能是因为目前国民政府的实力仍大于其反对者，中共也正在与国民党商谈建立联合政府。因此中共武力反抗国民党的时机还未成熟，只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但同时美国十分确信，这种地方同中央的分裂离心状态，是十分有利于中共的。一旦计划成功，则中共不仅会在新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还可以凭借苏联的物质援助，进而夺取整个北方。反之，即便联合政府谈判失败，中共也会努力把分散在各处的派系势力联合起来，“这对蒋介石而言将是一次打击，而且他将很难有效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为加强中共对各方派系的政治领导，1945年2月，南方局派遣中国救国会负责人张友渔赴成都帮助刘文辉进行政治理论学习。据刘本人回忆：“他（张友渔）每天清早就到我纺正街住所，给我系统地分析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讲解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连续达一个多月之久，我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另外，川军另一巨头邓锡侯也与民盟骨干张澜、周孝怀多有往来，对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加深了解。1944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自此，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中共与民盟建立了统一战线。以民盟为依托，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也在西南地方实力派中得到了有效宣传和广泛支持。

余论

坐拥国民政府赖以统治的战略腹地，西南派系统摄整个国统区大后方，由此在战时中国政局中具有重要权重，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同时，川、桂、滇各派亦长期盘踞西南，拥有庞大的军政实力，长期主持地方事务也积累了一定民意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将其视为助力己方、制衡彼方的重要力量。特别是1940年国共关系紧张后，中共与西南派系的联系日趋加强，政策也愈加灵活，统战工作也更强调隐蔽性。1944年，面对国民党因对日作战而实力折损，在政治军事上陷入被动，中共则明确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必须指出的是，中共联合西南派系并非出于对这些地方将领有偏好，乃是国共政争使然。川、滇、桂等地方派系也同样出于抗衡重庆政权的需要而选择同中共进行合作。事实上，正是蒋介石对西南派系的猜忌和抑制，挤压了地方派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进而推动后者选择同中共结盟。而中共在战时主动派遣秘密党员与联络人员积极宣传中共政策主张，在不同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统战策略，为赢得西南派系信任、实现双方联合发挥了巨大作用。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战时中共与西南派系的合作，并非仅存在于抗战期间，对解放战争及最终国共内战的结果亦产生极重要的影响。随着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相继败北，中共取得作战的优势。为谋生路，川军、滇军适时在1948年至1949年间相继倒戈，直接推进了中共解放西南地区的步伐，使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颓势进一步凸显，中国的政治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