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中德关系的意义和重要性

目前关于中德关系的文章和书籍不少，但介绍和论述中德关系的最新变迁与发展的专著不多，而将建构主义的国家身份认同理论用于中德关系的研究专著更是寥寥无几。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一体化形势发展以及中德两国在国际事务中重要性的增强，这样一本专著的出版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从政治上讲，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德国是五常加一，例如在讨论伊朗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上，先由五常加德国即五加一讨论。在经济上，德国是一个贸易大国，2008年对外贸易出口额达到9948亿欧元，占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3，每五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从事对外贸易。中德两国经济贸易相互需要、相互补充，贸易往来日益密切。1972年初，中德两国贸易额只有2.75亿美元，至2011年增长到1690亿美元。2013年中德贸易额约为1615.6亿美元，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欧盟贸易的三成。

1972年中国和联邦德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入，中德两国间的政治交流和经济往来不断加强。1987年7月12日，被称为“德国统一之父”的科尔总理偕同夫人一行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行程从上海开始。访问期间，科尔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及两国关系进行了深入交谈，科尔强调，两国今后在政治上的“相互磋商”、经济上的“密切合作”、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应成为两国长期、稳定合作的“三大支柱”。7月16日科尔一行从南京乘飞机抵达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进行正式访问，科尔是访问西藏自治区的第一位时任外国政府领导人，这表明中德两国关系步入“黄金时期”。

1993年是中德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其最重要的标志是，该年11月15～22日，科尔再次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德国统一后科尔以统一德国总理的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它标志着中国和统一后的德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科尔总理这次访华之行的背景是：统一后的德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但帮助民主德国的困难超出预料，德国东部地区在经济上陷入严重困难。德国积极谋求发挥大国作用，英、法却竭力加以牵制，美国也不愿意看到德国在欧洲进一步坐大。因此，科尔政府希望进一步加强对华关系，政治上谋求中国更多的支持，经济上利用当时英、法同中国关系紧张获取实惠，以缓解其国内经济困难。科尔执政时期，德国对华政策中必须大书一笔的是德国亚洲政策的出台。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迈进。在德国的亚洲政策中，中国居于中心地位。德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认为中国在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时，不仅需要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需要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与中国的发展交往，德国将大大受益。中国不仅视德国为重要的经济伙伴，而且还视其为平衡霸权国家美国的潜在力量。然而，当中德关系沿着良性轨道积极向前发展的时候，两国在价值观上的不同以及对国际关系准则的不同认识时常会发生碰撞，令中德关系几经曲折。风波是由德国方面引起的，触发点是所谓的“西藏问题”。

施罗德总理在1998年上任伊始就重视发展对华关系，频繁的访问在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是罕见的，大大推动了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尤其是2001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施罗德总理的第三次访华，其随行经济代表团之庞大，签署的经济合作项目价值之高在中德之间史无前例，为当时一直低迷的德国经济界注入了兴奋剂。在人权等敏感问题上，施罗德总理采取“静默外交”，即避免与中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就此展开讨论和争论。同时，他还致力于巩固和深化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并倡议开展中德法治国家对话。另外，他也坚决支持取消欧盟对华歧视性的武器禁运协议。反观施罗德政府的对华政策，我们不难发现其对中国方面也不乏批评。不同的是，当时的外交部长菲舍尔更多地充当了批评者的角色，而不是施罗德本人。

与施罗德不同的是，2005年上台的默克尔总理反对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协议。同时，她还多次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权等问题上直接对中国进行指责。尽管如此，她还是如前任一样每年都访问中国，并且每次随行庞大的经济代表团，其目的显然还是想深化中德经济合作与交流。2007年9月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使中德关系进入了媒体所描述的“冰冻时期”。随后，默克尔也借助各种机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并继续对中国加以指责。直到2008年初，德国政府首次明确严正申明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中德的这种紧张关系才有所缓和，两国签署了重新启动法治国家对话的协议。尤其是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德国向中国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予中国很大帮助。2008年10月，默克尔再次访华。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访德时，媒体纷纷报道中德已经走出了“冰冻时期”。

默克尔总理上任伊始就申明其执政任务之一是推动中德关系的深化和发展。她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多次会晤体现了其在这方面的努力。

同时，默克尔政府的“新价值观”外交并不新奇，因为此种价值取向外交自1949年以来就贯穿于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中，并被写入其宪法。德国《基本法》即宪法第5条第1款强调，“每一个人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地发表和传播其意见的权利并有权从一般的允许取得情报的来源不受阻碍地进行了解。保障新闻出版的自由和广播与电影报道的自由，不受检查”。除此以外，中德在经济、安全和社会各领域一如既往的紧密合作也证明了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大的调整变动。

在默克尔执政时期，唯一改变的是默克尔政府表面上更大张旗鼓地强调其价值观原则。一方面是由于默克尔对中国的迅速变化不了解；另一方面可归咎于默克尔希望从中获取政治资本和得到更多的国内国际支持。西方几十年的负面宣传，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使许多德国人对共产党政权反感。他们不假思索地把这种反感心理转移到对华态度上。另外，中国的飞速发展使许多德国人对中国产生了莫名的恐惧。这时一些别有用心的德国人便毫无根据地把德国经济和社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同中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反华及对华有恶意的言论变得“深得人心”。默克尔政府追随并利用了这种不正常的时代之风。这种对华的无端恐惧不仅是在德国流行，而且还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国际社会，所以默克尔通过她的言论也能在一定范围内赢得国际呼声。

尽管中德关系发展跌宕起伏，而且德国和中国远隔千山万水，但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关系。中德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与两国间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中德关系之所以发展顺利，主要的政治原因有二：一是中德两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的直接利益冲突；二是在两极世界格局崩溃后，尤其是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后，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表现出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两国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都反对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赞成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中国始终支持欧洲联合和欧盟的发展，乐于看到德国在国际舞台上起到更大的作用。德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一大合作伙伴，在德国的亚洲政策中，中国一直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双方良好的政治关系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德关系经历了前几年的波折之后，如何进一步深化发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正如中德领导人互访时曾说到的，中德两国应当加深了解，消除误会，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德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冷战期间，唯美国马首是瞻，直到冷战结束，德国重新统一之后，才开始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舞台上，德国是一个受人瞩目的国家。它地处欧洲的心脏位置，是带动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尤其是前任总理施罗德推行的“正常化”外交使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大国责任、谋求大国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

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欧盟力量也不断增强并成为中国抗衡美国超级大国霸权的重要力量，德国是欧盟的领头羊，中德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了解西方的理论，包括了解德国国家关系理论，也应当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就德国而言，德国的外交身份认同理论应当不断补充和完善，为德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交往提供导向，而不是埋下潜在的冲突根源。德国外交政策很多时候会在国家利益和国家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之间徘徊，比如在对华关系上就经常在经济利益和人权外交之间徘徊，会出现矛盾和关系的倒退。加强中德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也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尝试：

• 弥补国内研究空白，从身份认同理论视角并以价值观为例研究中德关系；

• 分析德国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的理论基础和沿革，得出相应的理论结论；

• 深入了解中德两国外交关系的身份和价值观念背景，为研究中德关系及中国制定对德国外交政策提供参考；

• 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创新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