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科技培训理论

（一）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指劳动者通过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亦称“非物力资本”。许多经济学家不同程度地论述了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本。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工人技能的增长不仅是社会经济进步的源泉，也是经济福利增长的源泉。他还认为，人的才能即人力资本，也能创造财富。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西奥多·舒尔茨（T. W. Shultz）是从探索经济增长进而迈向人力资本研究道路的，是公认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建构者。他认为仅仅通过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以及未经培训的劳动力发展生产力经济是不够的。人的能力和素质是人力资本的体现，具体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技术熟练程度等。人力资本要通过人力投资获得，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包括用于教育和职业培训、医疗保健、流动和迁移的费用。同时，人力资本应该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是投资的产物，其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趋于平等的因素。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的《人力资本》被公认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新起点。他主要从微观方面进行分析，弥补了舒尔茨只注重宏观分析的缺陷。他分析了在职培训的重要意义，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体收入分配的关系。

总的来说，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及发展，使人在生产力中的决定作用得到了显现，并重新证明了人特别是具有专业知识技术的高层次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人力资本理论不断发展，乌扎华的“扩展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加入了教育因素，被认为是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知识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以及斯科特的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模型等都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王军，2006）。

（二）比较优势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

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卫·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学说基础上创立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亚当·斯密认为国家富裕的根本在于提高生产率，社会分工形成内生比较优势可以大幅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分工和专业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促进发明的生产以及提高劳动熟练程度。李嘉图认为每个国家或地区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各样的商品，而应该集中主要力量生产那些利益比较多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增加生产总量，这样对各国都有利。通俗来说就是“两利取重，两害取轻”。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客观存在的经济运行规律。

新结构经济学是由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来的，他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并结合实例进行了说明。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革新和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要有竞争力，产业发展必须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他还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而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办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新经济结构学认为，采取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要好。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因此低收入国家应该认真挑选领先国家中的成熟产业，并结合自身情况将发展劣势转变成发展优势。只有政府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构建正确的政策体系，才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杨玲丽、丘海雄，2008）。

（三）钻石模型

钻石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麦克尔·波特提出来的，主要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怎样才会有较强的竞争力。他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竞争力的因素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因素，包括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第二，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第三，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具体表现为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家竞争力；第四，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此外，机遇和政府也影响产业竞争力。政府对需求的影响主要是政府采购，政府直接参与的领域的应该是企业无法行动的领域。这六个因素画在图上像一颗钻石，所以称为“钻石模型”。由于波特的钻石模型的一个重大缺陷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并没有考虑跨国经济的影响，有学者结合实际又对理论进行了修正。如Cartwright的多因素钻石模型、Dunning的国际化钻石模型、Rugman和D'Cruz的双钻石模型和Moon等的一般化“双钻石模型”（杨玲丽、丘海雄，2008）。

图2-1 钻石模型示意

在农业产业化中，只有将这六个因素交错运用形成农业企业自我强化的优势，才是竞争对手无法模拟和复制的。在生产要素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成本优势明显，农村地域广阔，农民数量庞大，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也应看到农民的科技素质参差不齐，这就需要对农民培训以提升其科技素养。不断增多的人口压力以及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都需要增强国内农业的竞争力，实行产业化经营。在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表现方面，农业产业化要形成产供销一体化，形成一条相关的产业链，进而加强整体竞争力等。

（四）利益驱动理论

利益驱动作用要借助法律等规范性制度来实现，制度对调整利益秩序、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减少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等有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利益驱动是在有效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的。它不仅可实现个人利益，还可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以减少社会主体间的矛盾、实现社会的最终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利益分配，它直接影响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全面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质就是各供给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和追求，在自觉、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形成利益的共同体。但是要维持好这个利益共同体，需要处理好各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各个利益主体能各得其所以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利益结构扭曲与失衡。例如，龙头企业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指导、农产品收购，农户主要负责生产和管理，两者之间通过合同形成松散联盟，但不稳定。他们二者是各自独立的供给主体，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旦有市场存在风险，就极其有可能违约，造成联合中断（杨国巧，2007）。因此，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要探求各个利益主体的协调性，进行双重利益驱动，对中间层的促生与完善形成聚合利益驱动，在个体利益驱动方面形成对农民的导向与保护（李长健等，2007）。

（五）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Polycentrity）一词最早是由麦克尔·博兰尼在1951年《自由的逻辑》一书中作为经济学术语提出的，用以证明自发性秩序的合法性以及说明社会治理限度的可能性。他提出了两种社会秩序，即指挥的秩序和多中心的秩序。在多中心的秩序中，单位是独立的，自由追逐利益但又相互协作，受到特定制约又能在社会的一般规则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承袭了博兰尼的多中心秩序，更加强调主体的互动过程、创立治理规则和治理形态。通过对局部性公共事业（如警察服务、池塘资源管理）治理的组织机制，以及公共经济学领域中生产与供给属性的多年实地研究，并借鉴制度理性选择学派，他系统分析了各种决策领域组织的多中心状况，形成了多中心理论的基本构架。“多中心”的含义是指有多个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它们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中认可并重视彼此的存在，可以签订各种协议，利用核心机制解决问题。多中心理论认为，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有可能是各级政府、市场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甚至是消费者自己。要改变政府的直接供给和生产，需要引进市场机制和私人投资者。当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要处理好责任与效率的关系、开放与封闭的关系、遵循行政程序与降低行政成本的关系以及多中心治理与政府权威的关系（王飏，2010）。

对于农业科技培训的多中心安排，有利于各级公共权力组织对农业产业化事务的管理、组织和调控；农业科技培训也需要政府的引导，形成科技工作者、农民为主，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动态工程（宣琳琳、徐欣，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