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创新及不足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可能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研究视角上，目前国内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多采用新古典劳动力迁移框架，以迁移个体的效用最大化为假设前提，从劳动力供需差异特别是工资差异方面探讨迁移动因及其影响效应，而没有考虑家庭在迁移决策中的作用，也无法解释以家庭收益为目标的暂时性迁移行为。而以Stark（1991）为代表的新迁移经济学理论（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NELM）为此提供一个较好的分析视角：是家庭而不是个体为劳动迁移的主要决策单元，劳动力迁移是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家庭为了克服资金约束或者农业收入不确定性风险而进行的劳动供给联合决策。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主要强调四个方面：迁移决策不是个体独立做出的最优化决策，而是由更大单元的相关群体“农户或家庭”做出的联合决策；迁移的目的是实现家庭风险分担和自我融资；欠发达地区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迁移发生的主导因素；家庭隐性契约提供了激励约束机制。新古典劳动力迁移理论侧重于探讨迁移影响的宏观效应，而新迁移经济学理论首次把迁移的决定因素和迁移的影响效应结合起来（Taylor & Fletcher, 2001），更强调从微观家庭视角探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劳动迁移对输出家庭经济活动的影响效应，如家庭在劳动力动态迁移决策中的角色是什么？汇款与家乡住房投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劳动力外出及不同外出模式对输出农户的影响如何？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与城乡经济发展的互动机理，为进一步分析迁移决策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迁移的政策干预等提供了新的视角（Taylor & Martin, 2001）。因此，在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框架下，考察个体、农户或务工家庭劳动力迁移决策及影响效应更具有适用性。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不同计量方法来矫正估计偏差和内生性，避免样本选择和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同时利用案例分析来充实计量分析结果，有较强的稳健性。

三是在数据采用上，采用几套互补的调查数据来探讨问题，全国性调查数据与典型地区调查数据相结合，综合调查数据与专门调查数据相结合，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也更强。

本研究主要通过计量分析来探讨农民工迁移与回流动态决策及其影响效应，研究的不足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章主要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视角来探讨问题。但是，尚未建立数理模型，通过生产函数、效用函数以及家庭劳动力供给函数等来具体推导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外出模式的最优选择，进而通过数值模拟得出家庭不同劳动力配置模式选择决定、务工收入在输入地和输出地的最优配置以及这些资源配置对农村农户生产的影响等。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强化数理模型构建以及数值模拟，从模型推导和数值模拟中提出更为严格的实证假定。二是关于计量方法，文章试图利用工具变量法等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但是我们的工具变量大多还是从村庄层面和家庭层面获取的，这些变量与结果变量始终还是在一个经济系统内，这使得估计结果的说服力可能偏弱，而更好的工具变量需要从制度、历史、自然条件等非系统内寻找，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强化，同时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估计采用的数据基本是截面数据，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借助面板数据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