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支柱力量。近年来农民工就业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一是农民工总量持续增加，但增速放缓。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与上年相比，农民工总量增加436万人，增长1.9%。而2010年农民工增速有所回升，总量达到24223万人，比上年增加1245万人，增长5.4%。2011～2013年增速回落，其中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 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而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仅2.4%（见图1-1）。

图1-1 2008～2013年农民工外出总量变化趋势

二是从就业区域来看，农民工外出务工开始由跨省流动转向省内流动，仍以东部地区为主，但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比重提高。2009年的外出农民工中，跨省务工农民工为7441万人，省内务工农民工为7092万人，两者分别占外出农民工的51.2%和48.8%，跨省外出务工数量略高于省内外出农民工数量。到了2013年，农民工流动形式发生了逆转，其中外出农民工中，7739万人跨省流动，8871万人省内流动，分别占外出农民工的46.6%和53.4%（见图1-2）。省内农民工流动数量超过了跨省农民工流动数量。从流动方向来看，虽然外出务工仍以东部地区为主，但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比重提高。2012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有16980万人，比上年增加443万人，增长2.7%，占农民工总量的64.7%，比上年降低0.7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有4706万人，比上年增加268万人，增长6.0%，占农民工总量的17.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有4479万人，比上年增加263万人，增长6.2%，占农民工总量的17.1%，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图1-2 2008～2013年农民工区域流动趋势

三是从迁移模式来看，举家外出规模稳步增加，农民工永久性迁移趋势明显，由季节性外出转为常年外出。2008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有2859万人，占总外出人数的20.36%, 2009～2013年举家外出比例稳定在20% ～21%（见图1-3），举家外出已成为当前农民工外出的重要形式，说明过去农村男性在外打工、女性在家务农的模式正在改变。举家外出者更倾向于在务工地所在的城市定居，更希望在流入地获得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在处理城市化过程中，解决农民工待遇和身份认同问题将更加迫切。《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进一步显示，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近10个月，他们从间歇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转为常年在外务工，不再兼顾农业生产。同时，农民工平均仍有2个月的劳动供给盲区，这与他们春节返乡有关。

图1-3 2008～2013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流动趋势

四是外出农民工的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通道，但在务工地的消费整体不高，大多数仍依靠从雇主或单位那里得到免费住宿。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由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9元，5年间工资收入翻了将近一番，农民工工资进入快速增长通道（见图1-4）。但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整体消费水平并不高。2012年，农民工人均月生活消费支出为733元，2013年为892元，占月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2%和34%，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农民工在外居住仍以从雇主或单位那里得到免费住宿为主，2013年这一比例高达46.9%，而在务工地购房者不足1%。

图1-4 2008～2013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趋势

农民工外出就业呈现新的特征：农民工外出增量降低；外出模式出现较大调整，开始由跨省流动向省内流动转变，由季节性流动向常年外出和举家外出转变；其工资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通道，但仍面临消费不足和住房保障缺位等问题。新形势下农民工就业的新特征无疑会给城市（输入地）和农村（输出地）发展带来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清下列问题。

一是新形势下农村家庭劳动力资源该如何配置？哪些因素决定农民工外出模式的选择？

二是外出农民工收入决定及收入支配，即哪些因素影响了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农民工在外消费、汇款与返乡住房投资情况如何？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些资金的配置数量？

三是农民工外出及不同的外出模式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如农民工外出是否降低农业效率？迁移模式（循环流动、常年在外）对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及农户支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回流对农民工创业行为是否有积极影响？

国内现有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多采用新古典分析框架，以迁移个体的效用最大化为假设，从劳动力供需差异特别是工资差异方面探讨迁移动因及其影响效应，没有考虑家庭在迁移决策中的作用，也无法解释以家庭收益为目标的暂时性迁移行为。而以Stark（1991）为代表的新迁移经济学理论（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NELM），为此提供一个较好的分析视角：是家庭而不是个体为劳动迁移的主要决策单元，劳动力迁移是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家庭为了克服资金约束或者农业收入不确定性风险而进行的劳动供给联合决策。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主要强调四个方面：迁移决策不是个体独立做出的最优化决策，而是由更大单元的相关群体“农户或家庭”做出的联合决策；迁移的目的是实现家庭风险分担和自我融资；欠发达地区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迁移发生的主导因素；家庭隐性契约提供了激励约束机制。

从中可以看出，在研究假设上，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更强调家庭联合决策和输出地市场的不完全性，这与新古典主义（强调工资差异）、结构主义（强调人力资本流失）明显不同。在研究内容上，新迁移经济学显然也有别于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侧重于探讨迁移影响的宏观效应，而新迁移经济学理论首次把迁移的决定因素和迁移的影响效应结合起来（Taylor & Fletcher, 2001），更强调从微观家庭视角探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劳动迁移对输出家庭经济活动的影响效应，如家庭在劳动力动态迁移决策中的角色是什么？汇款与家乡住房投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劳动力外出及不同外出模式对输出农户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都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与城乡经济发展的互动机理，为进一步分析迁移决策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迁移的政策干预等提供了新的视角（Taylor & Martin,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