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理论综述
1.4.1 关于城乡关系的经典理论论述
马克思从阶级理论的视角，揭示了城乡对立的原因。他认为“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作为依附于城市的农村，其发展必然受到城市的影响，这就出现了城乡之间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并且还会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而加剧。“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即在马克思看来，城乡之间乃至于工农之间的对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城市优越于农村。鉴于此，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提出要消除旧的分工体系，提倡城乡融合，才能让社会成员得到全面发展。列宁指出应该让农民进入城市，使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充分融合，让他们共同享有城市的福利。在马克思那里，我们看到了城乡之间对立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使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而恩格斯和列宁认为，要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就要破除城乡之间的结构对立，统筹城乡发展，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享受到发展的福利。
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这一“二元经济结构”局面。现代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高，而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甚至为零或负数，传统农业部门对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它决定了后者的限界”。两个部门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在没有干涉的状况下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在刘易斯看来这种流动为城市工业扩大生产提供了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支持。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之后，劳动生产率及收入水平将会提高，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变得有弹性。也就是说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两个部门之间的差距会逐渐消失。
拉尼斯和费景汉两人对刘易斯的理论进行了补充式的发展。他们不赞同刘易斯将农村看成是仅仅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劳动力和资本支持的源泉，而认为在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会使农产品的总量减少，从而导致工业部门劳动力工资提高。“结果，在农业商业化阶段到来之前，农业劳动的流出已遭受阻碍，工业部门的扩张会停顿下来。”因此关键是要保证在农业劳动力流出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总量不发生变化。为此，他们区分了真实的剩余劳动力和虚伪的剩余劳动力，在虚伪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农业部门的产品总量必然减少，从而会影响到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在他们看来，只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保证农业部门的产品总量保持不变，从而使工农业同时发展。故“他们认为，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到拉尼斯和费景汉两人的补充，农业、农村本身的发展得到关注，但还是没有摆脱农村、农业对城市、工业的依附，农业始终是作为现代工业的储备部门而存在。与此相反，托达罗认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才是解决城乡差距和促进城乡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与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式不同，托达罗模式不是把农业和农村作为工业化的一个工具，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发展目标；托达罗认为，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而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
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还有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缪尔达尔的“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理论”。“屠能通过分析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的相关关系发现，以城市为中心，周围土地利用的类型取决于离城市距离的远近，形成一个个同心圆环带，每一个圆环带都以一种农作物为主，形成各具特点的农作物组合耕作方式和经营方式。”埃比尼泽·霍华德出版了《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其主要观点是用城乡一体来取代城乡之间的结构对立。缪尔达尔认为“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同时存在，在资本、人员和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会使先进的地区变得更加先进，落后地区愈发落后，即由地理位置所导致的二元结构受“循环积累因果关系”效益的影响，地区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要改变这种地理二元结构的对立状况，就需要国家制定有利于落后地区的政策，刺激其快速发展。
总之，以上经典理论模型都包含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含义，不同则在于是通过自由市场发展还是通过政府干预来达成这一目标。
1.4.2 统筹城乡发展的成都探索
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的战略，从而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城乡格局，“三农”问题便是城乡对立的产物。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中国在2002年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自那时起，各级政府便开始践行城乡协调发展这一大政方针。成都市从2003年开始着手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这一被官方宣传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试验在短短的几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于2007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了更好地统筹城乡发展，成都市提出了“全域成都”的理念，将成都辖区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统筹发展。“全域成都”的规划重点是促进产业合理布局，建立城乡一体的交通格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建设，建立一体、覆盖全域的基础设施体系等。
成都的具体做法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实施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强力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梯度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稳步推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规划体制机制、城乡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实践。这一做法在当地被称为“三个集中”，即“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其目的就是要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成都统筹城乡发展是一种以健康城镇化为载体的非均衡发展模式：一方面，推动农民变市民、农民变农业工人，推动农村人口向具有空间比较优势的中心城市、县城、城镇迁移，同时通过农业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集中经营的方式，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改善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另一方面，选择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形成以城带乡、以点带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格局。成都市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多方面所进行的率先改革，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新闻媒体和学界开始使用“成都模式”或“成都试验”来指代成都统筹城乡发展实践。“三个集中”是成都改革试验的核心内容，而“三个集中”都与农村土地有关，故成都城乡统筹发展的着力点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为了适应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成都市积极创新土地管理制度。锦江区通过土地整理取得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流转；郫县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邛崃进行土地综合整理；温江采取“双放弃一退出”的做法，鼓励、引导农民自愿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突破村、镇区域界限，跨区域集中居住。总结起来，成都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建立耕地保护基金制度，促进耕地保护目标落实；加快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奠定改革创新土地产权制度基础；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整理为手段，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实行以上配套改革措施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并允许其流转，逐步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权”，以此来推动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周其仁教授认为，成都市提出的“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保障”便是对成都经验的最好概括。不过“成都模式”也面临着考验，在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的《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探索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即要在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增加建设用地。面对众多的制度性障碍，成都市当前的做法是对已经达成共识的做法，加大推进力度，做出量来；对不够完善、仍有争议的做法，进一步探索，封闭试验。以周其仁为首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的研究发现，成都统筹城乡的经济基础，是主动调整土地政策、改革征地制度，适当增加农民和农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收益的份额。该课题组将成都的改革概括为：增加现存征地制度的弹性，探索在非征地模式下配置土地，以确权为基础，为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全面改革征地制度准备条件。
成都市近年来加大了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统筹力度。在促进农村劳动就业方面，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建立了市、区县、街道、社区（村）四级劳动保障和就业服务机构网络，拓宽服务对象的覆盖面，将失地无业农民纳入就业困难对象范围，免费培训农村劳动力；以劳动力市场为龙头，建立“一站式”就业服务机制。但有研究发现失地农民普遍在失地社区周边及临近城郊就业，到城市就业的并不多，而且失地农民所从事的职业普遍处于我国职业声望排序中的中下水平，这说明失地农民虽然居住环境和工作性质在失地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但职业地位、社会地位等并未能同步获得较大改善。在社会保障方面，成都市出台了致力于覆盖所有城乡居民的“新农保”等社会保险政策，但参保人员主要是已满年龄（60周岁）的村民，其他村民则因不能马上领取养老金和2%的缴费要进入统筹而影响了参保的积极性。如果这一现象不改变，社保基金将无法正常运转。以此看来成都市在统筹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还任重道远。
成都农村改革实践因其带来的发展效益而得到广泛好评，但也不乏质疑的声音。2009年3月1日中央电视台《对话》播出了《熨平城乡差距的力量》这样一期节目，专门邀请成都市各级官员、进城农民和相关的专家学者一起畅谈成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成就。国土资源部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面，有必要提出成都模式这一概念”，算是对成都试验的直接肯定。周其仁甚至认为成都市土地级差的改变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改变，使得近年来成都市城乡人均收入比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全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却在不断扩大。有观点认为成都市城乡统筹发展实践促进了新型特色农业和产业化经营的有效结合，扩大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刘宝驹认为成都“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条适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主要体现在通过发展都市产业，拓宽了农民就业渠道；通过统一规划，建立新型农村居住社区，加速了农民的城市化进程；另外还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许传新认为政府主导的成都城乡一体化模式对西部大开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则认为，成都最重要的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为全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一是成都始终将维护农民的权益放在首要的位置；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通过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来扩大内需，是另外一大经验；成都很好的经验还在于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吸引了大量的民间资本，这不仅仅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也为提高城市现代服务业质量起到重要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则认为成都有望建成“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然而也有学者对于“成都模式”表示担忧，贺雪峰认为通过确权颁证，允许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方式来促进土地流转，或者是让农民放弃土地进城的做法具有很大的风险，进城农民难以过上高福利的生活，因此他反对大规模、激进的土地流转。他认为成都市“三个集中”明显存在逻辑瑕疵，因为城镇工业不发展，农民进城找不到就业机会，农民就不会随便放弃承包地进城，农民不进城，土地规模经营也就不可能，现代农业也就无从谈起。崔庆仙通过对某地的调查研究发现，在“三个集中”政策执行中，存在着地方政府圈占农村土地等严重问题。时至今日，成都的农村改革发展还在不断地被注入新的内容，各界对这一被国务院寄予厚望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关注也仍将继续。本书将以成都黄村城乡统筹发展实践个案来参与这种讨论。成都的农村现代化实践是我们试图通过农村现代化来深化中国整个现代化事业的一种努力尝试，其实质为“发展主义”的扩张，因此我们就需要探讨“发展主义”理论的由来及其演变。
1.4.3 发展主义及其由来
“发展”是一个在当今社会耳熟能详的词语。但是我们却很难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立场对于“发展”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另外，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这一概念的外延也不断扩展。如在发展学领域，发展就经历了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扩展到包括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内的综合发展观。同时发展还常常与现代化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需要对发展这一词汇进行学理上的梳理。
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哲学和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使得“理性主义”流行于17～18世纪的欧洲。同时，18世纪以反封建为矛头的欧洲启蒙运动不但为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还使得“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文化思想上的障碍。从18世纪末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人类便开启了被称为“现代化”的世俗发展道路。那么，我们谈论发展理论就无法离开上述思潮和实践。“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牛顿力学的发展以及工业革命的相互影响和支持，以及这些思想和技术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思维框架，即科学和理性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武器，它们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并且由此产生了人们称之为 ‘科学主义’的那种对科学进行崇拜的思想。”科学主义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但在当时却是指导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法则，并在几个世纪中不断推动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业主义”等现代意识观念构成了现代主义的内涵，而现代主义实践的产物就是传统的发展理论，其表现形式便是现代化理论。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是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来谈论发展的。
在现代化语境中来谈论发展问题的理论被统称为发展主义或者传统发展理论，而对现代化发展理论的反思则被统称为新发展主义或者后发展主义理论。许宝强认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其核心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和个人的当务之急，一切政策安排和个人计划皆围绕发展这一中心来部署。周穗明则对发展主义下了一个更详细的定义，他认为“发展主义是西方现代化的主流理念。在广义上，发展主义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社会进步理论，代表着工业革命以来的进步主义价值观；在狭义上，发展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理念，是继战后‘马歇尔计划’之后西方阵营的第三世界发展战略，也是包括 ‘ 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种种关于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等不同版本的发展学说的总称”。另外，他认为新发展主义“是西方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以往发展主义理论和观念的全面清算。新发展主义力主第三世界各国摆脱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尺度，拒绝西方主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实际的 ‘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作为对发展主义的理论反驳，新发展主义思潮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形成高潮，是对70年代以后传统发展主义理论失效和实践失败的历史反思”。总之，“发展主义”指的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国际组织所鼓吹的，为后发国家所尊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许诺，对广大的“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包括贫富悬殊拉大，环境、生态恶化，等等。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更是演变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这种潮流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在向所有人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发展主义再生产着一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和不合理交换——分配体系。
1.4.4 传统发展理论脉络
传统发展理论拥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现代化理论、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1.4.4.1 现代化理论
在西方传统发展主义的辞典中，“现代化”就是“发展”的代名词；支撑“现代化”的理性主义原则是“发展”的理论基础。发展主义强调发展中国家要以理性主义的文化精神为指南，走西方现代化发展之路。作为发展理论的主流话语，现代化理论有着深远的理论传统，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及其他经典社会学家的经典理论。经典社会学理论中关于现代化思想的理论模型包括：斯宾塞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描述为从军事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历程；涂尔干关于社会整合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经典分野；韦伯的“理性化”理论；滕尼斯关于社区向社会变迁的模式。集大成者帕森斯关于社会行动的五对模式变量其实也是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特征的描述。他的五对模式变量包括：情感与情感中立；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先赋与自致；专一性与扩散性。他还建立了一个普适性的社会结构功能框架，即A—G—I—L框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A—G—I—L四种结构功能逐步分化的过程。帕森斯所谓的“现代社会”即是美国社会，其发展模式理应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榜样。
现代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达到顶峰。其产生的背景是二战后军事科技的迅速转化及美援促使欧洲经济在短时间内复苏，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得到学界的空前关注；战后美苏两大阵营加紧了对第三世界的争夺，对落后地区的研究也就成为一种战略需要。西方发展模式及美援迎合了广大第三世界急切的发展需求，因此现代化理论很快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影响深远。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坚持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二元划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即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由于其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仍处于传统社会阶段；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唯一途径，就是西方化或照搬西方模式。以此看来现代化理论完全是一种“西方中心论”,“传统—现代”这一简单的二分法将美欧西方社会描绘成了发展的彼岸，落后国家要想进入美欧式的现代社会只要摒弃自身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按照西方的发展路径走下去就行了。显然，现代化论者所描绘的美好画卷就是要让整个世界都接受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
1.4.4.2 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战后，在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美欧发达国家积极向非西方落后国家兜售“西方化”的发展模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联合国实施的“两个发展十年”计划。然而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的拉美国家不但没有如期地进入现代发达国家的行列，还出现了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及严重的债务危机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有学者开始质疑落后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取得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其中最著名的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及其所代表的“拉美经济委员会”。他们认为世界经济体系这一“中心—外围”机构是导致拉美国家欠发达的根源。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的“中心”国家和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的“外围”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是历史形成的一种过时的国际分工格局，而外围国家在这种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从属和被动地位；这种格局阻碍了拉美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因而拉美国家必须通过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来“打破”这种格局。与普雷维什持相似观点的还有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他运用“循环因果累积论”来解释先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同一发展过程中的反向运动，进而造成两者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的理论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者发展主义理论。发展主义的核心理论是在不均衡的国际经济体系内，拉美国家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来改变其不利的市场地位，具体则是要有计划地发展民族工业，提高经济自主能力。
1.4.4.3 依附理论
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许多非西方落后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便接受了美欧发展模式，虽然说这些国家在实行完全“西方化”的发展战略以后，经济上取得了大幅的增长，但也出现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问题。如“政治混乱，经济上对外依赖和社会动荡”，这些都是与现代化理论的承诺相违背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学者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逐步沦为依附地位这一问题的反思才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依附理论的兴起，是与现代化理论在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推行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联系在一起的。依附理论在马克思、列宁社会理论基础上，综合了普雷维什等人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强调从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关系中去解释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欠发展的原因，分为“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和“结构主义依附理论”两大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弗兰克、阿明、桑托斯等。依附理论反对现代化理论所倡导的西方化模式，认为西方化过程正是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被纳入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它与依附化过程是相辅相成的；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控制和剥削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结果；提出“都会—卫星”连锁模式来解释非西方国家的欠发达形成原因；依附理论认为，从重商主义到殖民主义再到新殖民主义的整个过程，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对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进行剥夺，把他们逐步纳入以自己为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并使其依附于自己的过程。总的来讲，依附理论是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学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外部国际发展环境的角度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问题。
1.4.4.4 世界体系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东亚经济快速崛起，而与此同时，美国则因越战和石油危机等原因的影响而陷入了经济“滞胀”，这使得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所动摇。显然，这一世界经济新格局对于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来讲都是无法解释的。面对这一新的变化，沃勒斯坦及其同事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深受依附理论的影响，如直接借用了依附理论中核心与边陲这样的概念，除此之外结构主义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其理论来源。世界体系论将“世界体系”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所谓的世界体系就是起源于1500年前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由核心、半边缘、边缘三个层次构成。世界体系并非静态的，而是存在着一种发展的周期性节律和长期性趋势，每40～50年世界体系就会受有效需求的影响而陷入经济停滞阶段，而随后又将是世界经济的上升阶段。沃勒斯坦认为，每一周期的停滞期都会为世界体系中生产格局的重组提供机会和动力，产生出世界体系内新的扩张机制，并为下一周期的扩张做准备。在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居于主导地位，支配着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的地位较特殊，虽受制于核心国家但却能够支配边缘国家，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具有变动性。在沃氏看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一体系是通过商品流通而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存在商品交换，就存在经济剩余的转移，就成为整个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世界体系内部的反体系力量和世界体系自身扩张的极限影响着世界体系的发展。
1.4.5 新发展主义：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反思
新发展主义这一理论体系的产生，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在为联合国就“两个发展十年”实践所撰写的《新发展观》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他所提出的新发展观关注“整体的”发展，即基于文化价值的全面发展。这一发展观反对片面的经济发展，强调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对一国内部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倡导“以人为本”，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就是说新发展观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的崭新发展观念。而真正促成新发展主义这一思潮完善的则是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阿里基（Giovanni Arrighi）、塞林斯（Marshall Sahlins）、班努里（Tariq Banuri）、邦克（Stephen Bunker）、阿帕杜雷（Arjun Appadurai）、西蒙（Sherry L. Simon）等人对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发展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1.4.5.1 发展主义的迷思
许宝强认为发展主义作为一种强势的话语，是建立在以下两种愿景基础之上的。第一个就是对经济增长的迷思。发展主义的一个重要信念，便是认为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这种将“发展”等同“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历史产物，却被看作普适的真理，支撑着整套发展主义的话语，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化为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这种理解，构成了偏好“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话语的重要基础。发展主义另一个迷思便是确信只要“落后”地区采取有效的方法，便可以追上发达国家。而有关“落后”地区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争论什么才是“有效的方法”。新古典经济学自然开出了自由市场、私有化和出口导向的药方；社会主义国家则以计划经济作为发展的启动器；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则提倡由“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策略性地扶持重点工业。然而不论是哪一个派别，多数都不反对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甚至是充分）条件。发展主义一味地宣扬以工业化、现代化来促成经济发展，但是没有人像沃勒斯坦那样对发展进行过深刻的反思。沃勒斯坦认为，我们有必要回答：发展是发展什么？是谁或什么实际上得到发展？谋求发展的背后是什么需求？这样的发展如何才能实现？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什么政治含义？在他看来发展就是积累更多的财富，而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结果只是少数国家和少数人垄断了大部分财富。因此，在他认为国家发展无论主张或是采用任何办法都不过是幻象。想要使发展成为指路明灯就得在政治上动员起来，在经济上进行重新分配，以确保本地和局部更多地参与，生产地的生产者摆脱受支配地位。
1.4.5.2 发展主义话语的建构与维护机制
“第三世界”“低度发展地区”等一些带有标签色彩的词汇被专门用于指代那些非西方的落后国家和地区。这一套标签将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都纳入了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考量标准的现代话语体系，即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属于以“工业文明和政治军事力量”为衡量标准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元素。在这样一个等级序列中，落后的第三世界自然而然地就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显然这一世界秩序并不是一种原生态的反应，而是近来才被建构。
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对发展主义这一思潮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发展“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特殊语境中的一整套发明和编造。这套 ‘发展’的历史根源，可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层面上政治力量的重新整合。在西方（以及东方）重新界定自己和环球权力结构的过程中，‘低度发展地区’和 ‘第三世界’成为行之有效的概念”。正是这套话语的盛行确立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无数被界定为 ‘低度发展地区’的国家则成为无休止的计划和干预的对象，而这些计划与干预看似无法避免，却确保了穷国受到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皆成为落实 ‘发展’而出现的新科学领域所产生的专家计算的对象，亦通通成为由新近组成的一系列机构所设计的干预的受体。由此，发展作为一种思考模式和各种实践的来源，便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现实。”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一套教育、援助和管理机制，“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协助下，成功地强化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关的生产和权力系统”，并不断地成功复制这一权力系统。所以，埃氏认为应该从发展与知识权力关系的角度，并结合被干预地区的种种抗争来展开对发展主义的批判。
与埃斯科巴紧密呼应的是班努里（Tariq Banuri），他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现代化理论及其所面临的内外挑战进行了梳理，揭露了发展主义的维护范式机制。他认为自二战以来在第三世界以工业化、现代化或发展等名义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大型社会规划工程，是基于西方比非西方优越的价值预设。但是这一现代化工程不但没有能够解决第三世界国家多年来积聚的困难，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即现代化理论已经到了危机重重的地步。在班努里看来，现时发展理论所表现出来的不安，其实是早期冲突的延续，源自其他模式遭受排挤而引起的反抗。现代化计划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现代化工程迫使本土居民将精神气力从“正面”追求本土意义的社会变迁，转移耗费在反抗由西方所主导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负面”目标之上。若要第三世界人们的福祉得到改善，必须抛弃只有“我们”才能为“他们”完成现代化的信念，停止量化和量度“生活质素”（或其他发展指标），因为这些尺度变成“我们”介入“他们”生活的许可证，认为“我们”客观和毫无疑问地知道什么会“对他们好”。邦克（Stephen Bunker）通过分析发展经济学家如何扭曲简化边缘地区开采业经济，同时政治家又如何利用这种简化的发展经济模型说明了发展主义话语的建构过程，以及发展与知识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巴西区域发展计划的详细考察，他发现将现实历史特定事件转移到抽象的经济学概念，是一个扭曲和简化的理论演化过程，而将这些概念运用到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由于忽视了采掘和生产的区别，那些被采掘型经济定型的地区将产生严重的混乱，人们将形成采掘地区和生产地区会最终趋同的观念。而知识分子往往在这些问题上保持沉默，反对的声音也常被压制。这就为本国和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实体提供了便利，巩固了他们对自然资源的掌控。这说明，发展理论容易被国家政权和跨国公司所利用。
以上三位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了通过知识的生产和权力的运作，发展主义能够成功地应对各种反对的声音。即种种用以组织、管理和控制知识的生产、扩散和确立的技术和规范性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发展主义的霸权地位。
1.4.5.3 对现代化发展话语的反思
发展主义宣扬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线性发展路径。后发展主义从多方面对这一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阿里基（Giovanni Arrighi）对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他认为在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里，旨在缩小“东西”与“南北”差距的有目的的行动推动着整个世界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其中，最重要的行动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希望，通过使本国 ‘内化’（Internalize）富裕国家所具有的一两个特征（如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而寻获他们成功的秘密，并借此赶上他们的富裕强盛。”但是除了少数成功的例子以外，这些行动并没有改变财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空间内的不公平分配。“所以在经过了30多年的种种发展尝试后，贫穷的 ‘东方’和南半球与富有的 ‘西方’/ ‘北方’在收入上的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几十年现代化的结果是“东方”和南半球的国家通过“现代化”,“内化”了富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结构要素，但却无法成功地“内化”发达国家的富裕。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政治集团没有财力去满足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要求。随之而来的便是因社会力量不满而引发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t）的实践与意识形态的普遍危机。这种危机不但体现为东欧、苏联的共产主义危机，也在南半球以各种形式出现了资本主义版本的发展主义危机。因此，阿里基认为“工业化”和“发展”完全就是两回事，除开少数的例外，工业化的扩散并没有带来财富。其实发展主义的危机还不仅仅体现在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灾难，还深刻地体现在对这些国家传统知识文化系统的破坏。
阿帕杜雷（Arjun Appadurai）和马格林（S. Marglin）的研究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代价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尝试在西方式的发展主义之外寻找另类生计存活的可能性。阿帕杜雷以印度西部一个村庄为例说明了现代农业知识系统对农村传统农作知识系统以及社群文化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在以传统皮制水桶汲取井水的农业耕作中，农民要分享井水和作为动力的公牛，这也构成了农民社群共同生活的重要基础。电动水井设备的引入，使得传统的取水方式很快被淘汰。农民更多地依赖于市场，被迫参与商业化的活动。随着传统的耕作知识的淘汰，以制造传统皮制水桶为生者和那些占卜打井位置者面临失业，公牛被大量出售，有机肥使用减少，更多地依赖市场购买化肥，同时农民完全地依赖于各种外来的农艺学专家。总之，随着商业化进程完成它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性侵蚀后，各种涉及合作的向心的社群形态受到腐蚀，合作已经化约为一种维持生计的策略，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避免风险的保障功能。马格林认为，高科技农业虽然带来了粮食的增产，解放了农村的大量劳动力，但也导致大量农民被逐离土地，农村旧有社群组织随之解体，农业由一种生活方式变为了一种生存的手段，“农民也被贬为农工企业集团的附属物”。在马格林看来，传统的农业技艺拥有非常高的效率。但现代科技知识系统往往要取代其他（例如农民或原住民的）知识系统，把农民或原住民的文化社群生活，化约为纯技术性的问题，但这往往无助于处理农民复杂多样的文化社群生活。因此，马格林和阿帕杜雷都认为只有在尊重农民知识系统基础上的多元农业发展体系才能够确保在农村社区集体中享有主人翁的地位。
以上两位学者都对以传统的农民（地方）知识系统为基础的农业发展体系比较青睐。同时，塞林斯（Marshall Sahlins）也不遗余力地追求另类发展。针对以财富为社会发展衡量标准的现代社会，塞林斯则对原初丰裕社会进行了论证。在他看来原初的采猎部落并不是生活在物质匮乏的贫困状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观对于这些部落来讲也是不适宜的。因为他们通过迁移来不断满足用于生存的物质需求，过多的物资积累对于他们来讲是累赘而非财富。大自然的慷慨使他们可以随处获得食物，而他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便利的流动条件，为此，他们不得不刻意销毁其所“拥有”的大型“资产”，甚至把不能移动的老弱病残“人道毁灭”。游动与节制使得猎人们的目标处于他们手段所及范围之内，是一种“不发展”的生产模式，因而高度地有效率，这也使得丰裕成为可能。而相反在今天，我们已经掌握了制造更多物质财富的能力，但是却无法满足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因饥饿而死，即在增富的同时也在制造贫困。因此，贫穷不是财富的匮乏，也不是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贫穷是人与人间的一种关系，是一种社会地位。原初丰裕社会还体现在他们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少。无欲使原始狩猎部落能够享有一种丰裕而闲暇的生活方式，而为了“发展”而追求的“增长”却制造了贫困。这无疑是对追求现代化的人类社会的最大讽刺。
总之，我们可以将新发展主义纳入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范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知识的生产和权力的运作，维护了以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话语霸权体系。新发展主义论者认为，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盛行，不但没有缩小南北差距，带来全球工业经济的发展，反而对广大后发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生产体系和知识文化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从而加剧了其贫富分化程度。
1.4.6 “发展主义”在中国
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艰难起航的，其最大的使命在于国强民富、摆脱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对现代化目标的急切追求，往往会导致后发国家选择赶超型的发展战略。自清末洋务运动以来，所有统治政权都在实施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并试图通过此举来缩小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差距，但受自身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一再阻断。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取得了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但也面临改变贫穷落后局面的迫切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赶英超美”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赶超型现代化目标，中国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这一战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拥有了只有发达工业国家才能拥有的重工业体系和军事工业能力。但是从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侧面来说，人均收入水平和社会发展等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些年里没有得到多大的提高，到了70年代末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很低，城乡差距很大，不少农民生活在温饱线的边缘，这也是导致后来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通过牺牲农业和农民来完成的。毛泽东曾多次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重工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把农民组织在国家控制下的集体经济组织中，以便通过非市场的方式取得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就成为必然的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往往被喻为“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但上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后来逐渐演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系列政治运动。
1978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来推动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主流话语。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为了摆脱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束缚，邓小平提倡“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总不可能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通过建立“经济特区”的方式，逐步地在全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对外贸易由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是一种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他将这种“用替代赶超战略的发展战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看成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
在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中国经济发展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笔者看来中国首先是一个“发展型国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中国政府的研究。
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其特征是：第一，发展型国家具有一个使国家成功发展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个“有目的”的政府，它有发展的决心和意志。第二，中国有这样一个使国家成功发展的政府：它成功地发展着经济（比如，它知道应该何时停止，何时放弃计划经济和发展市场经济，或丢弃它的“阶级特征”）。第三，中国的领导层很清楚，计划经济排斥了想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的那些人，而市场经济则将这些人包容在内。第四，中国道路的突出特点是，政治权力可以积极有效地为经济上的小康服务（通过以长期增长与结构变革为关键目标；通过对经济的政治管理；通过制度建设与制度革新）。第五，中国政府是拥有“国家能力”的强政府。他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国家能力由五个元素组成：其一，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为其公民所接受；其二，社会控制与社会调节意义上的调节与控制能力；其三，强制性资源（财政手段与强制手段，以及人力资源）；其四，协商能力，即与新兴社会团体、协会和组织合作进入协商阶段，并能在不同的排他性的利益冲突中找到平衡的能力；其五，学习能力，亦即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的能力。国家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贯彻一种成功的发展规划以及对于成功地处理国内的问题和冲突是很重要的。基于此，他认为中国并非是一种同质的（homogeneous）、铁板一块的权威主义政体，而是一种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而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决定论。高柏对中国和日本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模式代表的新发展主义与日本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对待市场的态度以及与之有关的制度性安排。他认为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大胆地引进市场的力量，而不像日本那样特别注重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稳定性。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大不一样的另外一点是参加国际分工的基础。中国参加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全球分工，积极进行加工贸易。日本模式注重依靠内生的创新机制，发展独立的品牌，生产高附加价值的产品。高柏认为中国模式的软肋主要体现在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和对创造出来的财富的分配方面，即拥有知识产权的跨国公司拿走了大部分利润。通过吸引外资来推动外贸和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通用的一个政策范式。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受益于这一政策范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是高柏担心这一模式的软肋决定了中国经济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不管是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还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渐进式发展战略都是处于后发地位的中国对现代化目标的追求。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定义为基本路线，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和合法性的来源基础，于是经济发展便成为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共识。笔者将当下中国追求经济发展的思潮看成是“发展主义”，当“发展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之后，经济发展至上就成为政府和社会大众的主要行为逻辑。在国家所主导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考察维度，特别是在有计划的农村现代化改造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重要理论话题。因此本研究将借用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来考察成都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
1.4.7 国家与经济发展文献梳理
1.4.7.1 “发展型国家”研究的缘起
经济发展向来被看成经济学的固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崇尚以自由的市场竞争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协调人们的经济行为，认为“国家”的干预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新古典经济思想因欧美老牌工业国家的成功现代化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在众多的后工业化国家得到追捧。二战后，学者们在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加入了制度性因素，政治制度、文化等被看成会对经济发展效果产生影响的重要因子。按照胡安·林兹（Juan Linz）世界政治体系三维模式（极权主义体系、权威主义体系、民主体系）的分类，有学者从经济的角度，按照国家对经济生产的干预程度，把经济分为：指令性经济、发展型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些分类都涵盖着由一个中央政府一定程度地对经济和政治体系加以控制。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为日后比较政治经济学者们进行国家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提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韩、日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崛起，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国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查默斯·约翰逊基于对东亚特别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研究，提出了“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经不同学者的丰富和完善，“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已经成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重要变量。学界总结出发展型国家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持续的发展意愿；第二，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核心经济官僚机构；第三，紧密的政商合作；第四，有选择的产业政策。类似的还有爱丽丝·阿姆斯登研究韩国所得出的“纪律性市场”（disciplined market），罗伯特·韦德提出的“引导市场”（guided market）理论。虽然这些学者在概念表述上存在差异，但都试图说明具有一定特征的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1.4.7.2 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
对于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也促成了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兴起。准确地讲，“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在这些研究中，国家是与经济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效力的合法政府以及具有活力的工业经济在当今被普遍看作现代民族国家的决定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在二战后，一些第三世界的后后工业化国家（late-late-industrializers）对发展的追求进一步加强，政府作为一个重要和活跃的经济行为者（economic actor）进行着各种模式的经济干预。学者们对经济增长中的国家因素越来越重视，并将国家与经济发展结合了起来，如劳埃德·雷诺兹认为“经济模型不能考虑到的因素可以被命名为政治因素，政府是起作用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则表示，“对 ‘增长引擎’的任何全面理解都离不开一个基础，即‘一个有关政府的理论，其中政府既是问题之源又是解决问题之方’”。琳达认为“经济上更具活力的国家都是强国家”。非经济机构——特别是政治机构——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构造、维护和转变非常重要。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认为一种中央信息协调机构（a central coordinating intelligence），无论其形式是政治和/或金融机构，对“后”工业化（“late”industrialization）和国家前期发展最为重要。但作为一种后果，对于先发国家（early developers）或当国家已进入了工业化阶段来说，活跃的国家干预就被看得不重要了。与许多评论者将经济变革的历史与当代轨迹以“二元性”的观点分开来看相反，在琳达看来，相对强大的国家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一个决定该国在国际经济里的比较性工业地位的主要机制。因此，在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应该“把国家找回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开始从市场主义和国家主义两个方面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差异问题。“支持市场的观点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主张外向型发展和自由放任，相反国家主义的观点则主张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的建设性作用。”“历史上，成功的发展显示了 ‘市场与国家’并非社会组织的相反形式，而是共生相联的。市场需要某种形式的中央信息协调机制，使政府能够在不断变迁的竞争环境中，改变和调节能力。在繁荣和有活力的工业国家，‘公－私’协调趋向普遍。”因此，不论是在“先”发展或“后”发展的工业国家，市场和政府对国民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阿图尔·科利认为国家与市场相对立的心态对于理解两者怎样通过互动创造出一系列经济结果这样的问题毫无帮助。所以他希望通过发展既有国家主义观点但又不采取激进的反市场观点来推动这一学术争论。“国家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成功的国家干预往往涉及国家与私人投资者的紧密结合。”在学术层面上，这个观点则通过“嵌入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作为成功发展的前提条件表现出来。琳达认为纯粹的以国家为中心或以市场为中心的解释都不能理解为东亚的经验，东亚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国家和市场的协同作用或被引导的市场。琳达将这些超出市场主义和国家主义范畴的强调国家与市场结合的研究称为“新国家主义”。这一理论的主旨是否定国家与市场是相互分裂的看法；反过来说，这种理论强调政府与工业之间协同竞争合作的重要性和为追求发展目标而指导市场所带来的独特动态结果。
以上理论都在强调国家能力及其差异，即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比其他国家更有效率地促进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具有哪些特征及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哪些举措。阿图尔·科利明确提出“国家引导的发展”（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这一概念，他认为“组织和运用国家权力的方法对全球边缘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和模式有决定性的影响”，通过建立理想类型的方法，他确定了后开发地区组织和运用国家权威的三种历史模式，即新世袭性国家（neopatrimonial states）、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cohesive-capitalist states）以及分散性多阶级国家（fragmented-multiclass states）。阿图尔·科利认为权力可以定义成资源，就像财富，既可以增长也可以萎缩。对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更有效力地帮助工业转型这个问题的全面理解必须以权力作为社会资源这个概念为中心。与那些缺乏效力的国家相比，有效力的国家只是拥有更多的权力供其处置。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比新世袭性国家掌握着更多的权力，使其能够决定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分散性多阶级国家则处于两者之间。对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权力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是国家制度的组织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刻凿它与社会阶级（特别是企业家阶级）之关系的方法。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以凝聚力政治为特点，拥有集权和目的明确的权威结构，因此往往能够深入社会内部。基于各种原因，这些国家倾向于将快速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等同起来，因此使前者成为国家工作的重点。
琳达认为经济发展和强国家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那么强国家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强国家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意义上的“驾驭市场”的能力。按照麦克·曼“专制性权力”与“建制性权力”的分类，强国家行使建制性权力，而非专制性权力。建制性权力被认定为一种能增加对社会的渗透力和资源的汲取度并再分配资源到有需要的地方的能力。国家力量取决于建制性权力的发展程度。国家的建制性权力有三种维度，首先，“渗透”力量需要国家有一种进入社群并能与人民直接互动的能力。其次是汲取力量。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原料和人才，无论是为了税款、战争、福利、发展或其他）的能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制性权力的“协商”维度。在早期出现的建制性权力，是政治与经济从事者的基本互惠关系。建立国家（和发动战争）的统治者向社会提供基本资本服务，以换取税款。现在建制性权力显现于协调工业经济的能力。它是在政治和工业从事者之间有高度战略性和制度化的一种合作形式，我们称为“治理式互赖”。总之，当国家拥有有效的嵌入式自主性（嵌入民间但却仍能有自主能力）时，国家力量就会增强；相反地，国家对待社会专制粗暴的话，国家力量就会减少。
1.4.7.3 东亚“发展型国家”研究
在对东亚经济的研究中，学者们进一步勾勒出了“发展型国家”的特征及国家在促进工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查默斯·约翰逊将国家分为三种类型，即“计划理性国家”（日本）、“计划意识形态国家”（斯大林主义国家）、“监管型国家”（新政时期的美国）。这一分析的优点在于指出了计划可以同市场配置一样“合理”或更出色。通过长期对日本经济发展的研究，查默斯·约翰逊发现日本发展型国家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是小规模的、廉价的精英政府官僚的存在，由这一官僚系统确定并选择需要发展的产业，选择产业发展的最佳方式（产业合理化政策）、调控并确保经济健康而有效地运行；第二是一个政治体系，官僚体系可以在其中获得充分的空间来发挥主动权并有效地运行；第三是国家干预经济中适应市场方法的完善，包括建立国家金融制度、广泛倚重公共社团、行政指导等；第四是要有一个导航组织，如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具备“思想库”的功能，垂直负责宏观层次的产业政策的执行，具有内部民主。卡尔·沃尔夫伦认为日本的国家是很特别的，它在共享权力的半自主性集团之间保持均衡。“日本”意味着“体系”，该体系“既非国家也非社会，但却决定了日本人如何生活以及谁服从谁”。他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国家、社会和文化熔为一炉，对日本的最大影响就是形成了一个最隐蔽的自然表象，一个无法逃脱的力量，一个无蜘蛛的无缝之网”。
在东亚发展型国家中，国家与经济部门（国家与社会）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卡尔·沃尔夫伦认为日本的、韩国的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除了西方和共产主义类型之外，第三类政治、经济形势可能是存在的。理查德·萨缪尔斯将日本看成一个“具有强大渗透力的发展型国家”。他试图在“多元主义”和“发展型国家”的视角之间找到折中办法。他认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协调而不是领导”，这部分是由于“国家能力的局限”，部分是由于“达成相互赞同的政治运作”（the politics of reciprocal consent），其中商业公司与国家之间相互协商、相互制约。“确认国家结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国家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评判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也非一件容易之事。因此他所关注的是确认并将“国家与社会结构”分离开来或者是阐明“国家偏好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自主性及其条件”。由此而来的就是“国家与市场归属于商人和官僚”, “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不断地相互提升”。在他看来“政治运作”前提之“相互赞同”仅仅意味着承认了国家与社会的区分力图掩盖的问题，即从利益的冲突到共识的政治运作领域内，国家适应于市场，市场同时适应于国家。总之，萨缪尔斯将国家看作一种“社会关系”。丁学良发现，东亚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历史上就显著地不同于现代的西方模式。在东亚，国家具有组织化的渗透性，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他们的权力和功能具有弥散性，绝少考虑过程。公私之间、政治和个人之间、正式和非正式之间、官方和非官方之间、政府和市场之间、法律和习俗之间、程序和实质之间的界限完全是模糊的。
东亚的特殊性就在于查默斯·约翰逊所发现的那样，无论盛行于国营或民营企业中的文化的或民族的规范如何，两个实体是相互依存的，这同样也很重要。“发展型国家”的概念意味着各方在相互有利的关系中运用对方实现发展的目标和企业生存之道。当发展型国家运转良好时，国家官员和民营企业家的经理人都不会相互僭越。国家是一个“催化”机构，经理人对国家建立的激励和阻碍做出回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拼凑组合，而是在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组合可以产生经济发展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