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世界视野与“走出去”

说到话语权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关键是把自己心中的问题研究透，把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搞明白，占领思想制高点，就有了话语权，才能为真正的“走出去”奠定基础。

在这方面学术视野的拓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1919年底，冯友兰先生要去美国留学之前找到胡适，请教如何选择留学学校，胡适回答他如果图名就去哈佛大学，如果真想研究哲学就去哥伦比亚大学。冯先生到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说从1915年之后，他才知道在八股之外才有真学问。原来他认为所有的学问都在八股中，后来新文化运动使他明白学问不在八股里，由此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到美国之后，他发现在这个天地之外，有一个更大的天地。这两个天地是有差别的，这是两种文化。

这两种文化能否相处？如何相处？未来的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他是带着这些问题去美国的，而赴美留学带来的学术视野的拓展，无疑为他从哲学史角度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冯先生1982年去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校方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时，在相关讲话中再次谈到，如何认识和理解中美文化关系是他一生的事业。在这两种文化中，中国怎么走，个人如何自处，这两个问题决定了他从西方哲学回到中国哲学。冯先生学的是西方哲学，后来他转向中国哲学研究。他的墓碑上写的是，“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他说，我的著作是我一生的足迹，你想了解我必须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走。他就是要为中华民族找到从旧的传统走向现代与未来的道路，他通过哲学方式，从文化上思考中华崛起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是价值体系的问题，价值体系的问题就是历史发展道路的问题，作为文人，他只能从哲学角度思考。表面上看，冯先生大的成就是境界说，其实他真正的贡献是“别共殊”，讲文化的共相和殊相，这表达了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理念，而没有世界性的宽广学术视野，相关理念是难以建构起来的。

“走出去”现在是一个热门话题。我认为，现在的学者应向冯先生学习，像他那样找准并抓住文化领域的某个问题，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的领域不懈地研究下去；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有资格和机会代表民族发言，真正“走出去”，为人类文化进步做出贡献。冯先生有多部中国哲学史著作，由美国人翻译成英文，这才是真正代表中国发言，真正的“走出去”。

真正的“走出去”是人家邀请你去，是你有成就，不是空投过去，所以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我们的学术成果、学术优势以及学术独立性。陈寅恪什么学位都没要，他认为佛教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想要研究佛教就必须掌握它的语言，所以他学了方方面面的语言，他写出的隋唐政治制度史，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被国外称为伟大的史学家，这才是真正的“走出去”。费孝通，国外称他为中国的最后一位绅士。他的《乡土中国》是关于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的著作。他搞了一辈子社会学，到晚年回归到文化问题，思考中国问题。他说要真正强盛起来必须自己走出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别人是指引不了的，需要我们自己找出来。他思考的结果是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既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世界所有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我认为这种思想就是真正“走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