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苏共意识形态的蜕变

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最大的变化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苏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蜕变。

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背叛，搞乱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为后来苏共领导人进一步背叛马克思主义带了一个坏头，打下了理论基础，为以后社会主义的苏联的剧变埋下了隐患。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和“专制独裁”的幌子下，打起了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旗帜，提出将“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苏共二十二大将“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写入党章，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人道主义在苏联的发展，使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在苏联广泛、公开传播具有了合法的依据。从此，苏联掀起了宣传人道主义的热潮。

赫鲁晓夫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口号。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在“现阶段已变成全民国家”，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再是必要的了”，只有用“全民国家”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民主才能变成“真正的全民的民主”。他还提出“全民党”的主张，声称苏联共产党已“成为全民政治组织”。在赫鲁晓夫影响下，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和《苏共章程》也宣称：列宁所建立的，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共产党，走过了光荣的斗争道路，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论证了将苏联共产党建成“全民党”的理由：第一，苏共代表着全民的利益；第二，工人阶级的目标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自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开始蜕变，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在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占据了主导地位。

勃列日涅夫继承了赫鲁晓夫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做法，在总体上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观点，沿着背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路线走下去，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在十月革命47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重申“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我们党活动的准则”。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大力倡导，在其执政的时期，苏联人道主义呼声与日俱增，各个领域都大力倡导人道主义，弘扬人道主义成为哲学、文学、艺术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基调。

勃列日涅夫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论调。在十月革命47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勃列日涅夫指出，“我们的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自然发展”。在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正式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1977年苏联宪法也确认：“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后，“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又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全民国家”“全民党”被认为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是发达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鉴于赫鲁晓夫的改革和观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强烈不满，勃列日涅夫将“全民党”揉进了阶级内容，指出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和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强调党的全民性和阶级性的统一。虽然苏共二十五大指出，“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的时候，它决没有失去自己的阶级性。就其性质而言，苏共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由于苏共认为“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其它阶级和社会集团都接受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达到了工人阶级的水平”,所以，苏共和勃列日涅夫观点本质上强调的仍是“全民党”，这不仅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理论，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也不符合苏联社会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

在苏共历史上，背离马克思主义最远，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生质变，并酿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失去主导地位的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信誓旦旦地说他“坚持社会主义的选择”，甚至在他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的时候，还声称“赞成社会主义价值”，但他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继承“摆脱了教条主义解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遗产”，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经过他“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实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背离马克思主义，执行错误路线，苏联社会问题成堆，迫切需要改革。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上台伊始便打起了“全面改革”的旗帜，但他的“全面改革”不仅没有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没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反而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他在“全面改革”的旗号下，逐步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新思维”成为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也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改革与新思维》明确地将“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将人道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人的尊严、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基础上”的“生活方式的特征”。苏共二十七大还提出了全人类的价值观，用人道主义阐释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他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进行论证时指出，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中占有中心地位”，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理论文章，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七个基本特征：“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社会公正的制度”，“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本质和利益必然渴望和平的制度”。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声明和新党章，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为苏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他所讲的“人”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他所讲的“人道主义”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它同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如出一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唯心史观。他篡改列宁的思想，提出“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所谓“全人类价值优先论”。列宁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指出：“承认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工人政党的首要政治任务，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要说清楚这项任务，首先应该说明目前俄国专制制度的阶级性质，说明推翻这个制度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指出这一点在理论上也是必要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阶层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戈尔巴乔夫将这段话加以歪曲，将其运用于全球范围，他指出：“列宁当年发表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全人类价值优先于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利益。今天，在火箭核武器时代，这个思想的重要意义可以特别强烈地感觉到。非常希望在世界的另一部分，人们也能理解和接受关于世界的全人类价值优先于这些或那些人所信奉的其他所有价值的提法。”这段话打着列宁的旗号，篡改列宁的思想，为一些人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提供了依据。

同时，戈尔巴乔夫将“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作为苏共的三个“革命性倡议”。

“‘新思维’出现于80年代，但其根源深深扎在苏联过去的历史中。”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人道主义的观点是与苏联哲学界的人道主义倾向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哲学的一个显著的趋向就是人道化。苏联哲学中的人道主义运动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它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进行的，有的人提出了“前进！走向真正的马克思”。实际上，他们是以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为借口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背离马克思主义。正如苏联哲学家斯焦平所说：“早在6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运动，它呼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诉诸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阐释，就实质上说，它是和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解释相对立的……在60至70年代，我们开始了紧张地掌握世界哲学在其非马克思主义派别中所取得的成果。与它们的辩论促进了各式各样观点的产生，这些观点外表上好像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但经常很明显地不同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在苏联70至80年代的科学哲学研究中能发现各种极为不同的思想，其中也包括虽然是在马克思主义词汇的框架中提出但源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思想。”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它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主导地位的丧失。

戈尔巴乔夫以时代发生变化为借口来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他说，世界发生的变化使得人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理论的内容是在分析19世纪的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是以反映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对抗性政治文化为基础的，因此，主要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同阶级斗争直到消灭敌对阶级联系起来。他认为，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代世界发展中形成的新文明不能再列入对立的阶级、对抗的社会制度等习以为常的概括中。他根据他的“新思维”，主张“必须彻底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要求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必须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决裂。

戈尔巴乔夫要求将“新思维”运用到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而政治领域的“新思维”就是所谓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

戈尔巴乔夫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主化”，赋予“民主化”多方面的作用。首先他将“民主化”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他指出：“民主化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它可以使我国实现十月革命所要实现的理想。”所以，他提出“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的口号，“社会主义的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既如此，他便将“民主化”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党把进一步完善和发扬民主以及人民的整个社会主义自治体系看作是国内政治中的一项根本任务。”戈尔巴乔夫将“民主化”与改革相联系，特别强调“民主化”对于改革的意义。他将“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看成并列的目标，认为以往阻碍社会发展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方面的“严重缺点”。戈尔巴乔夫强调，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改革的实质、改革的基础、改革的主要动力、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达到改革的目的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手段，是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证。他指出，不发扬民主，就无法完成改革的任务。他将“民主化”作为调动人民积极性，使人民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他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化”才能充分地把人的因素注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深刻改造，才能杜绝根深蒂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使劳动者的社会政治积极性有极大的动力，“不大力扩大和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即不创造条件让全体劳动人民集体和组织经常地、积极而有效地参与解决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就不能顺利前进”。可见，戈尔巴乔夫把“民主化”抬到空前的高度，似乎只要一“民主化”，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显然，这种超阶级的民主、脱离集中的民主不仅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其实施的结果只能是搞乱党和国家，苏联解体的教训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同“民主化”一样，戈尔巴乔夫也将“公开性”的作用和重要性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强调“公开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形式”，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极其重要的特点”。他指出，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所以，戈尔巴乔夫将扩大“公开性”作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和“党的原则立场”。戈尔巴乔夫强调“公开性”应是一种毫无限制的、绝对的公开性。他指出：“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有人问：公开性、批评、民主有无限度，我们坚定地回答：如果公开性、批评、民主是为了社会主义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是无限度的。”戈尔巴乔夫打着为了社会主义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幌子鼓吹的这种无限度的、绝对的公开性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苏共的荣誉受损，凝聚力降低，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多元化”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必然结果。戈尔巴乔夫是从反对苏联在各个领域的垄断出发推行其“多元化”主张的。他公开说：“我赞成多元化。”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包括了思想、政治、政党、经济等方面的多元化。戈尔巴乔夫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认为社会需要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要求“坚决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实行“社会舆论多元化”，“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他提出，要允许各个党派、各种政治组织利用电视、广播、报刊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他说，未来的苏联将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多元化的政治和面向人的民主国家。在经济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虽然以“中间派”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却全盘接受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在政治上，戈尔巴乔夫主张多党制，他把党的领导看作“官僚专制”，因此，要求放弃党的“政治垄断”，使共产党成为与各种政治势力进行所谓“平等竞争”、争取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让共产党在与各种政治组织的竞争中，谋求被承认的合法地位。尽管戈尔巴乔夫在谈到“多元化”时，常常用“社会主义”一词加以修饰，但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舆论多元化”“意见多元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丧失。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美国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敏锐地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后来，布热津斯基又说：“苏联现在放弃的不仅是斯大林主义，还有列宁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及“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观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改造苏联社会的思想体系和指导思想，使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自由泛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存在的思想基础失去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