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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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意识形态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既包括理论建设,又包括实践建设。因此,本书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两个层面对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进行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意识形态并未像西方有些人所鼓噪的那样“终结”,反而以各种形式得到了强化。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各种旧的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变化,新的意识形态不断涌现,意识形态的建设实践策略也不断更新。无论是各种性质的政党,还是各个流派的学者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研究;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政党层面也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国外各种意识形态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交流的扩大,以各种形式对我国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对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本书研究国外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研究我国意识形态的应对之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书研究的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涉及面极广的问题,既涉及理论问题,又涉及实践问题;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又包括其他性质国家的意识形态;既包括国家或政党的意识形态,也包括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意识形态观点。要对这些当代国外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做出清晰、明确、系统的研究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根据研究的目标和任务,本书对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的研究力求有所侧重。

研究国外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对策,自然需要确定研究对象,而研究对象的确定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有很大关系。传统的意识形态观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统治阶级要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这实际上指的是国家意识形态,是某一政党或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对国家、对人们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本书将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列出专章或专题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然而意识形态并非只有国家意识形态一种,除国家意识形态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就曾谈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这显然指的是个体意识形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实际上,在当代,意识形态形式更加多样化,出现了多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如消费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符号意识形态等。与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意识形态从某一角度或某一领域关注社会现实,力图通过这些学说改变人们的认识,改变社会,这些意识形态对我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因此,对这些意识形态进行研究非常必要。根据研究目标与需要,本书对这些意识形态有的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有的则分散在相关部分进行探讨。

传统意识形态研究将所有意识形态都看作政治意识形态,将非常丰富的意识形态现象简单化。然而,当代许多西方学者提出并广泛流行、对人们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意识形态突破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如果按照传统的意识形态观不将其作为意识形态,我们就无法正确、全面地认识当代社会。按照一些学者的新的观点,意识形态可以分为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是指那些反映政治领域,涉及政治权力或政治关系的意识形态。而非政治意识形态指的是那些反映非政治领域,同政治没有直接联系,但具有政治功能的意识形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消费意识形态和科技意识形态等形式的意识形态承担了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维护现行政治制度,对人进行操纵、控制的政治功能,因此它们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我们认为这些意识形态就属于非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政治意识形态在反映的领域、表达方式、运行机制、作用机理、存在方式等方面都有区别。由于非政治意识形态在当代具有多种形式,而且其影响也不可忽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研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启迪价值,因此,我们也将对其进行研究,不过不是列出专章和专节进行研究,而是将其在相关部分进行分散研究。

本书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研究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出发,着眼于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启示和借鉴的著作,它突出为我国的意识形态研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服务,而不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系统的国外意识形态理论及其研究体系,因此,当代国外虽较流行但对我国影响不大的意识形态,本书并未进行研究。

本书主要是从当代这一时间点对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对策进行研究,是一种横断面的研究,侧重于共时性研究,而非历时性研究,因此,对国外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脉络、历史未作研究。

当代国外意识形态的变化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就宏观维度而言,有传统意识形态在新形势下发生的新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发展、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与发展、苏共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就微观维度而言,学者们对当代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形式,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特征与功能、形成机制与作用机制等方面的认识也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本书对当代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的研究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进行的。

本书力求在意识形态基本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策略方面有所创新。本书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

从多维度研究国外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即从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发展、当代新出现的意识形态、苏共意识形态的终结及其原因等维度研究当代国外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既注重研究国外意识形态实践方面发生的新变化,也注重研究国外意识形态理论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并对当代国外意识形态从内容到形式,从存在方式到传播方式,从特征到功能、从形成机制到作用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具有全面性。

系统地揭示了当代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即意识形态的文化学研究、符号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经济学研究、解释学研究,并注重从这些视角与方法提出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的思路。

本书对意识形态类型进行了系统研究,根据国外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情况将意识形态分为:总体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与个体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与反主流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显性意识形态与隐性意识形态;内容性意识形态与功能性意识形态;理性意识形态、感性意识形态与“物化”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与非政治意识形态;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网络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类型研究具有新意。

本书系统、全面地概括和揭示了当代国外意识形态变化的新特点,即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与中间化;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与人性化;意识形态的文化化与日常生活化;意识形态的实用化;意识形态的隐性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与多样性;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与意识形态强化的现实并存;意识形态的泛化。

本书对意识形态的结构进行了研究,提出意识形态由内容型要素与形式型要素构成。内容型要素包括知识要素(理论学说)、价值要素(价值理念)和实践要素(战略与策略),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特点。意识形态的形式型要素包括“硬核”和“保护带”。价值要素是意识形态的“硬核”,它规定着意识形态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知识要素和实践要素是意识形态的“保护带”,从根本上说它们是非阶级性的,它们可以吸收、借鉴其他意识形态的合理要素。意识形态的结构研究具有创新性。

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妥善处理主导性与多样性,科学性、阶级性、人民性与人性,继承性与创新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建构性与批判性,原则性(价值性)与包容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建设“和谐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本书提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路径(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超越本本,解放思想中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吸收借鉴中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对各种错误思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现代化、感性化、生活化、文化化、心理化、隐性化具有全面性和创新性。

本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色。

形而下的实践研究与形而上的理论研究相结合。本书既注重对当代国外意识形态的实践进行研究,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提供借鉴;同时,也注重对国外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研究,从学理上探讨意识形态的一些重要问题,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提供思路和方法。

全球视野与本土立场相结合。从全球视野分析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及苏共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及其原因,借鉴国外意识形态建设与研究的合理因素,同时又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把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相结合。

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运用批判性方法对国外各种意识形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考察和批判,运用建构性方法,提出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策略。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既注重对国外意识形态的国家、阶级、政治等宏观层面,以及意识形态发展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关系的宏观层面的研究,又注重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微观结构如意识形态构成要素、运行机制、作用机制,个体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等进行探讨。

内容研究与形式研究相结合。既注重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国外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揭示其本质,又注重对意识形态进行形式(如特点、功能、表现形式、存在方式、运作机制)上的研究,以揭示意识形态形式上的共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建设提供借鉴。

多学科整合研究。以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诠释学等学科为视角,将这些学科的方法进行整合,以形成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完整认识,从多层面、多角度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