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研究
前四史中的“隐形史家”（上）
摘要：本文逐一研究《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之传文中的词句，探析其中某人物之话语或者某史料之内容，证实撰史者的思想或认同。笔者称此特殊的叙史手法为“隐形史家”，即史家们隐藏在他们所撰述的各种不同背景的历史人物之背后，在特殊历史事件与历史转捩处透露自己的思想而不直接挑明自己的存在。史家扮演幕后者的角色，一来借以推动所述史的进展，二来强调传主的形象，三来发挥史家的议论。司马迁等四位史家都传承了此撰史手法，展现了自己的思想特色，反映了时代性。
关键词：前四史 隐形史家/幕后者 叙史手法 史料
前四史的撰述者们经常将本人隐藏在传文中某些人物的背后，借着他们的话语或者思想，一方面牵动所叙述之历史的进展或转变，另一方面悄悄地流露出自己对于关键性的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或见解。前四史的史家们很巧妙地相继应用了这个特殊的写史技巧，使用的频繁或稀少，依个人的个性与撰史环境而定。在应用“隐形史家”手法的同时，四位史家各自展现不同的特色与时代个性，故值得一一深入探讨研究。
一 《史记》中的“隐形史家”
有关司马迁首创“隐形史家”的书写手法，笔者已经在2012年的第三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的《参彼己：司马迁论史的表现与内涵》之论文时介绍过其应用的情况。又在2015年出版的拙著《〈史记〉论析六章》一书第二章扩充全文、深入讨论。今将包含在其中的“隐形史家”之要义大略提出，借以探讨后来的史家，如班固、陈寿、范晔等如何承袭此手法并且加以扩大应用，而创出自己的风格。《汉书》因为有与《史记》重复或添补扩充的章卷，比较难以辨识，故鄙文只探析班氏独力撰述的章卷。
白寿彝教授曾对顾炎武“史记于叙事中寓论断”的理论有进一步的发挥，挑明《史记》数篇内有些章句表达了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论断，以及司马迁将自己的评论隐藏于他所描述的某历史人物背后，或者某人话语之中。
的确，《史记》很多篇都含有司马迁对历史的观点，尤其当他叙述历史过程、议论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之时。笔者进一步认为太史公以及之后的三位史家不一定只在要论断时才用“寄寓”的方式。在述史中他们如欲显现改变历史的时机、人物、因缘等关键时机时，特别偏爱隐藏于某人物背后来叙述，这就是笔者所谓的“隐形史家”的角色。这种撰述历史的手法能使读者在无形中接受史家所叙述的内容，只觉得历史本身在说话，而不察觉史家的主观倾向。也就是说“隐形史家”是为司马迁写史、论史服务的。
除了对话以外，论说文，尤其是上书（上疏，上奏）一项，更是前四史中的“隐形史家”发挥的场所。以对话方式叙史是各史家的绝活，利用历史上某人物的话传达自己的议论思想，既加强戏剧化，又无形中因为客观性争取了读者的信服。而对话的内容往往方便史家影射自己的思想。“上书”不但流露写信人的心志，或者政治抱负的蓝图，也说明史家搜集此类书信，进而运用它，成为自己述史、论史的一部分。载录“上书”间接表示史家同意，或者肯定写书信人的思想，与之共鸣。此外，劝谏、辩论、廷议、说服等也是“隐形史家”表现的好方式。
司马迁有时喜好刻意塑造无名氏或者历史上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譬如，庸者、卜者、客、使者、谒者、鬼、卒、三老豪杰、老父、陈中父老豪杰等，借着他们所说的话，或者与人的对话表现出主要人物的思想与事件发展的转变，而且都以“曰”或者“说”等字引出。在《史记》《汉书》中无名人物，譬如客、使者、谒者等，使读者有虚实不定的感觉。但是他们与传主的对话制造了叙述历史的生动感，进而引出司马迁与班固的对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的判断与见解。因此这些由“曰”与“说”引出的对话叙述，实际上是史家自己的史观，却借着无名氏之口说出。
另外，司马迁也喜爱“史失其名”的人物，譬如，某个叫甘公的人物意外的出现，而且向张耳预告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之一，那就是“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这位神秘的甘公竟然能预知长达五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前206～前202）的结果。张耳受了甘公的话之影响，决定选择投奔刘邦。后来刘邦真当了皇帝，而且还和张耳成了儿女亲家。这个发展使人不得不相信司马迁是借着甘公表现他的“刘邦受天命”史观。
司马迁也不会错过在历史名人的背后展示他自己的观点。譬如，他借着张耳、陈余的议论来说明秦二世时期的天下大势，以及天下要反秦的原因。他也在《史记》里多处借用他人之口“说秦”。譬如，武臣、蒯通、信陵君、李斯等。当楚汉之争时，司马迁更是借韩信这个大英雄的言行事迹，发表了很多观点。司马迁这些刻意的安排都是要迎合“此天亡秦之时也”的主题，也意借此手法利用诸位“隐形史家”作为他的叙史工具，引诸路英雄登上历史舞台。
这些不同背景的历史人物，有无名氏（客、使者、豪杰等），有只在史记中出现一次的名字（如甘公），有次等的历史人物（如范增、蒯通、陈余），有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如韩信、张良）等。司马迁如此安排“隐形史家”有两个目的：一者，他借助各种不同层次的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各种不同见解，既不会左右读者鉴赏历史，又可以保持他的客观性；二者，他给予这些不同背景的历史人物不同的等级性，而且通过他们的等级性反映与他们对话之人的历史地位。譬如，庸者、卜者的“说”或者“曰”对陈涉的影响，张良之谏助成刘邦的功业，谒者随何左右黥布的抉择，蒯通、刘邦与韩信的对话等。司马迁以功德的多寡（不是成败）分别这些人物历史地位之高低，而给予褒贬不同的评价。很明显，卜者、庸者的等级不比张良高，谒者也不会比蒯通和刘邦来的重要。所以在司马迁眼中，刘邦的功业高于陈涉，黥布的历史评价远不如韩信。此安排手法符合太史公一向重功次的倾向。
二 《汉书》中的“隐形史家”
班固是位很严整的修史者。范晔称赞他和司马迁皆为良史，实在不为过。或许因为他的工作岗位的关系，班固身为兰台令史后迁典校秘书郎，不但使他能够完成大部分书稿，而且在书稿中记载了很多搜集来的第一手史料。与司马迁、陈寿、范晔相比，班固使用“隐形史家”手法的机会比较少，大都在重大历史事件，或者历史的转捩点时才使用。因而不但加强戏剧化，也借以交代转变的原因。班固严整的撰史态度也表现在当他叙述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会引用史料，如上奏、策书、诏书、书信等，作为支持其叙述内容的佐证，同时也体现他叙史的客观性。《汉书》中，以卷63《武五子传》最能代表他上述几点撰述的特色，尤其是此卷牵连的重要历史事件很多，如巫蛊事件戾太子反叛、昭帝即位刘旦叛变、上官桀与霍光争权、昌邑王刘贺即位与被废、宣帝即位等，而且与之相关的章卷也特别丰富，体现了班固对《史记》互见法的继承，故在此特别关注，深入对此卷的探析。
戾太子刘据传
班固在传中开首就直接叙述太子之生平及所学，并且用互见法关注太子因巫蛊事件被迫杀死江充、举兵自卫、兵败被杀的经过。
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语在公孙贺、江充传注1。
注1江充原是壮丽、潇洒、风度翩翩之人：“初，充召见犬台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縠
衣，曲裾后垂交输，冠禅纚步摇冠，飞翮之缨。充为人魁岸，容貌甚壮。帝望见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既至前，问以当世政事，上说之。”（《汉书》卷45《蒯伍江息夫传》，第2176页）江充为武帝处理巫蛊事件，在刘据传中似乎归罪于他与卫氏有个人瓜葛而起杀意，在江充传也是如此叙述，因为个人恩怨与迎合武帝心意，但是在赞曰的评论中，班固却认为不是江充一人的过错，而归之于“天时”：“赞曰：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汉书》卷63《武五子传》，第2770页）暗示如果不是为了迎合武帝对巫蛊的禁忌，此悲剧不会产生。
班固接着以直接叙述手法言明江充在太子处搜到证据，且以间接语句载述少傅石德劝说太子起兵的话语。借以表明太子兵变是被情势所逼，而且是听从其师的话，原本不是他自己的主张。
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时上疾，避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德言。
班固叙述此段的另一目的也进而为后来太子的无辜被杀与武帝的反悔铺路。他应用“隐形史家”手法，在石德的背后发言。其实无论选任何人，班固撰述此段之目的是一样的。
在刘据传中，班固继续叙述太子起兵杀了江充，而应用互见法在卷66刘屈牦传中叙述长安城内的厮杀与追捕刘据的情况。班固来回于两传之间，从在长安的两军五日会战，死伤数万人、血流成河，武帝惩罚失职与奖赏平乱之人，到缉捕太子，逼其自杀与其家人遇害的过程，他很有特色的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抄载了史料佐证，使读者信服。刘屈牦传中所述长安城的会战，是武帝亲自从甘泉宫赶回督战，并且下了玺书命令封锁都城的：“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武帝在腰斩失职的田仁与任安之后，给领兵平乱之人封侯，此事班固引述史料：“上曰：侍郎莽通获反将如侯，长安男子景建从通获少傅石德，可谓元功矣。大鸿胪商丘成力战获反将张光。其封通为重合侯，建为德侯，成为秺侯。”最后太子逃亡，而以“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为长安之战的结束。
班固接着又回到戾太子传叙述太子藏匿处被发觉、太子自杀、皇孙二人皆遇害等一连串事件，并录载诏书封赏欲救太子之人为佐证：“盖行疑赏，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虽然班固认为此诏书反映了武帝为太子之死而伤心“上既伤太子”，极力强调武帝的无心过失与悔恨，也肯定了太子的悲剧是由于一个错误的判断造成的，而不是有心的叛变。但是此诏书的内容无关痛痒，不足以言武帝的悔恨之心，它只是嘉赏了维护太子的人。而且从诏书内容看，武帝认为这些人的解救行为是“伸张信义”“执行疑难未定”之事。暗示武帝已经察觉巫蛊之祸的起因是有疑问的。
班固继续维护武帝，强调其悔恨之心：“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但重要的是，武帝并没有为太子平反，以至于后来的宣帝流落民间。
田千秋为太子洗冤之文班固没有录载在此处，而是使用了互见法出现在卷66田千秋传中：“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是时，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乃大感寤，召见千秋。”此话虽然没有史料佐证，但是田千秋后来引起武帝注意而受重用是由此起。
虽说田千秋使得武帝“大感悟”，事实上，刘据传中所录载的另一封情文并茂的上书才使得武帝真正感悟。
壶关三老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散）〔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己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令）〔今〕皇太子为汉适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
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
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书奏，天子感寤。
这位执掌乡里教化名叫茂的“壶关三老”，其文笔与议论条理堪比大史家。而班固擅长抄录史料，引据儒家经典也是班固的爱好倾向。我们虽然无法肯定此书是否真出自这位三老，或者其人的存在是经由班固的“隐形史家”手法而成，但是我们从上书内容可见班固思想的分量。
燕剌王刘旦传
燕王刘旦因为在昭帝时期两次发动叛变，所以班固在录载其策文之后花了笔墨叙述其事迹。其策文与《史记·三王世家》大同小异，显现了马班两时代语言的差异。班固所述刘旦的事迹，显示了受褚少孙所补史记处的影响。虽然叙述内容有差别，褚少孙与班固皆认为刘旦自从卫太子败后即有野心。武帝对其反感是始于他“上书求入宿卫”，惹得“上怒，下其使狱”；接着他“坐赃匿亡命”，使得“武帝由是恶旦”，因此失去了被立为太子的希望，燕王也转为怨恨昭帝。不论昭帝如何示好，他总是有怨言。甚至在与一位名叫成轸的郎中之对话中提出昭帝非刘氏的说法，进而与刘泽谋反。
郎中成轸谓旦曰：“大王失职，独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国中虽女子皆奋臂随大王。”旦曰：“前高后时，伪立子弘为皇帝，诸侯交手事之八年。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亲武帝长子，反不得立，上书请立庙，又不听。立者疑非刘氏。”
即与刘泽谋为奸书，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传行郡国，以摇动百姓。
虽然两人的阴谋尚未成事就外泄，以至于刘泽遭诛，而燕王“有诏勿治”。班固以对话的方式表达这位名叫成轸的郎中所说的话却是谋反之关键证据，起了很大的作用，怂恿燕王反叛。成轸认为燕王失去了原来应有的太子地位，所以只有靠武力去争取，但不是史料。推理可知班固在成轸话语背后的分量，也给予燕王第一次叛变却无罪的历史现象一个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班固很意外地没有提供刘旦伪造的文书内容，即所谓的“奸书”。
根据《汉书》此传，燕王并没有从此得到教训，也不死心。处心积虑搜集霍光过失的记录，日久终于得到了上书告发霍光的机会。这里班固一如旧例，叙述之时载录史料佐证。这是班固塑造燕王刘旦的负面形象的史料依据，其他都是班固自己叙述部分的“说”。
今陛下承明继成，委任公卿，群臣连与成朋，非毁宗室，肤受之愬，日骋于廷，恶吏废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今大将军长史敞无劳，为搜粟都尉。又将军都郎羽林，道上移跸，太官先置。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之变。注2
注2《汉书》卷63《武五子传》，第2755页。燕王此次上的书，班固亦以互见法载录于卷68霍光传，只是此书多加了两句明显指控霍光的话：“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汉书》卷68《霍光金日传》，第2935页）
虽然此上书又是要求“入宿卫”，并暗示有奸臣揽权阻止皇帝的视听。无奈昭帝坚信霍光不是奸臣。注3之后班固继续言刘旦因而与上官桀、鄂邑盖主、桑弘羊等勾结谋划杀死霍光、废黜昭帝、迎立燕王为帝。此次的谋划又失败，也是因为有人告发。之前有人劝阻、预言吉凶、刘旦的忧惧与灭亡等，使得整个叛变惊险异常，十分有戏剧性的效果。
注3有关此事，班固应用互见法也在卷68霍光传重复叙述，只是多加了昭帝与霍光的对话与昭帝安慰霍光的话。班固如此描述与评价霍光：“光为人沉静详审，长财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须髯。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汉书》卷68《霍光金日传》，第2933页）
整个谋划反叛的过程，班固没有引用史料来佐证他的叙述，反而利用“隐形史家”的手法，经由刘旦的国相一个名叫“平”的人之口说出刘旦会如上一次失败的关键原因。班固并且撰述刘旦自己的话道出刘旦的轻率与缺乏谋略的个性，预告其事必败。
是时昭帝年十四，觉其有诈，遂亲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谋共杀光，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旦置驿书，往来相报，许立桀为王，外连郡国豪桀以千数。旦以语相平，平曰：“大王前与刘泽结谋，事未成而发觉者，以刘泽素夸，好侵陵也。平闻左将军素轻易，车骑将军少而骄，臣恐其如刘泽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诣阙，自谓故太子，长安中民趣乡之，正讙不可止，大将军恐，出兵陈之，以自备耳。我帝长子，天下所信，何忧见反？”后谓群臣：“盖主报言，独患大将军与右将军王莽。今右将军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征不久。”令群臣皆装。
班固再次预言刘旦必败。这次他叙述一些怪异的天象，再利用“隐形史家”的手法加入一位名叫吕广的门客推算吉凶，经由他的话语道出天要灭亡燕王的警示。
是时天雨，虹下属宫中饮井水，（水泉）〔井水〕竭。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鸟鹊斗死。鼠舞殿端门中。殿上户自闭，不可开。天火烧城门。大风坏宫城楼，折拔树木。流星下堕。后姬以下皆恐。王惊病，使人祠葭水、台水。王客吕广等知星，为王言“当有兵围城，期在九月十月，汉当有大臣戮死者。”语具在《五行志》。
此处班固所塑造的国相“平”、三老、门客和下面的舍人之父，都是有姓名，但是历史没有记载其人的人物。班固借用其人为言，他们也是司马迁喜爱的“隐形史家”选择对象。
班固接着安排一位盖长公主的舍人的父亲名叫燕仓的人告发了刘旦的阴谋，结果在未起事前就败露，不能再发兵。此事之败也是利用刘旦与其国相“平”的对话衬托出。可见班固在此二人背后的分量。
王愈忧恐，谓广等曰：“谋事不成，妖祥数见，兵气且至，奈何？”会盖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告之，由是发觉。丞相赐玺书，部中二千石逐捕孙纵之及左将军桀等，皆伏诛。旦闻之，召相平曰：“事败，遂发兵乎？”平曰：“左将军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发也。”
有关燕王第二次反叛，班固没有录载刘旦是“为谗贼，谋逆乱”的条文，但是其手中有史料证据，就是昭帝给刘旦的赐死玺书。
樊、郦、曹、灌，携剑推锋，从高〔皇〕帝垦菑除害，耘鉏海内，〔当此之时，头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赏不过封侯。今宗室子孙曾无暴衣露冠之劳，裂地而王之，分财而赐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今王骨肉至亲，敌吾一体，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亲其所疏，疏其所亲，有逆悖之心，无忠爱之义。如使古人有知，当何面目复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
班固在此之前叙述燕王的悖逆之心，塑造其负面形象靠的也是此书。班固并且以此佐证燕王最后自杀国除的结局，交代了此历史事件。但是刘旦在自杀前还认为自己只是“奉事不谨”才被赐死的。
昌邑王刘贺传
刘贺在昭、宣两帝传位之间扮演了一个短暂但是重要的角色。他的即帝位可算是一个小小的历史转捩点。在其本传中，班固没有引用史料解释为何刘贺只扮演了27天的皇帝，但是使用互见法在刘贺传、王吉传、霍光传、与张敞传诸传中来回叙述此历史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在诸传中，班固没有明确交代昌邑王是如何的“荒淫无道”以至于失去了皇位。班固首先叙述昭帝逝世后，霍光征召他进京主持丧事，此事班固引述太后下的短玺书为佐证。
玺书曰：“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
互见法下的卷68霍光传记载迎接昌邑王为帝如此重要的决策，是由一位没有姓名的郎上书的。
（广陵）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注4
注4《汉书》卷68《霍光金日传》，第2937页。
虽然玺书中没有明确要刘贺当皇帝，可见班固在此无名“郎”背后的分量，又是一“隐形史家”的笔法。班固接着经由刘贺与他的一个名叫龚遂的郎中令对话，道出刘贺在进京途中行为的不当（如果“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是属于不当的行为的话）。但是仔细推敲那些文字，刘贺并不至于“淫荡无道”。龚遂此角色表现的对刘贺影响力大，并且在叙述中占了较大的篇幅。
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贺到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至湖，使者以让相安乐。安乐告遂，遂入问贺，贺曰：“无有。”遂曰：“即无有，何爱一善以毁行义！请收属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属卫士长行法。
贺到霸上，大鸿胪郊迎，驺奉乘舆车。王使仆寿成御，郎中令遂参乘。旦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王曰：“诺。”到，哭如仪。
由此叙述读者可知刘贺的幼稚与无政治经验，从“我嗌痛，不能哭”，到“哭如仪”都要人指导，而且讨价还价。但是真正可算“淫乱”之事却只有他“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接着班固以互见法在卷72王吉传中引用史料“上书”佐证昌邑王将“垂拱南面”。当霍光派遣大鸿胪和宗正迎接昌邑王时，刘贺的中尉叫王吉的人上书告诫昌邑王。
吉即奏书戒王曰：“臣闻高宗谅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此书只劝诫刘贺谨言慎行，对霍光“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并没有暗示刘贺有“淫行逆状”。接着班固叙述刘贺成了皇帝，但是在27天内被废。理由是“行淫乱”，却没有加以解释。接着以互见法在卷76张敞传中言刘贺即位时太仆丞张敞上书谏刘贺，因为他“动作不由法度”。但是仔细推敲其谏书的内容，刘贺最大的罪过是没有安排好政治职位的分配，而不是行为“没法度”。
会昌邑王征即位，动作不由法度，敞上书谏曰：“孝昭皇帝蚤崩无嗣，大臣忧惧，选贤圣承宗庙，东迎之日，唯恐属车之行迟。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后十余日王贺废。
按照互见法的原则继续搜索卷72王吉传，班固叙述刘贺的不良行为，原来在昌邑国时已经开始了。只是王吉的谏书特长，其重点提及刘贺的过失约略有：“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不好书术，而乐逸游”“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出乎意料的是，虽然刘贺不听谏改过，仍然我行我素，但是他却不“淫乱”，而且能包容别人劝谏，不动怒，还赏赐劝谏人：“王（刘）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废黜刘贺的决定是由霍光发起的。
王受皇帝玺绶，袭尊号。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乱。大将军光与群臣议，白孝昭皇后，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语在霍光传。国除，为山阳郡。
班固在此也没有交代清楚刘贺的“行淫乱”。
班固的互见法对于刘贺的废黜在卷68霍光传有比较详细的叙述，限于篇幅不全载。此事是由霍光首先与田延年商议，而田延年建议废黜。
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
两人接着“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三人终于推进此事，告知群臣，结果是“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后来田延年按剑威胁群臣：“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接着请来了皇太后“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
班固所叙述霍光与刘贺摊牌的对话，再次暴露了先前他塑造刘贺的幼稚、无政治经验的形象，可叹可悲。
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天下，有杀主名。”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顷之，有太后诏召王。王闻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注5
注5《汉书》卷68《霍光金日传》，第2937页。
昌邑王自始至终不了解发生在他周围的种种迅速的变化。他的皇位被夺更是因为他的幼稚与无政治经验、无靠山，而不是“行淫乱”。虽然这不是班固在撰写此传时所要的旨趣与结论，但是直到此刻他所撰述的内容令人不得不反驳之。
最后，班固在霍光传中载录了由三十六位大臣武将联名上书，由杨敞领头请废黜新皇帝昌邑王。这篇特长的奏疏终于点明了昌邑王的种种“淫乱之行”。由于篇幅所限，不在此抄录。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唯一详细指控昌邑王淫乱的史料，班固在其他传中的叙述却没有提及，而是在此“一网打尽”。最后“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注6。
注6《汉书》卷68《霍光金日传》，第2944～2945页。
班固所录载如此洋洋洒洒的一篇长奏章却是由一位胆小怕事的杨敞领头写的，实在很不可思议。卷66杨敞传言。
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徴即位，淫乱，大将军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王更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
杨敞传的内容只有两件大事，一是上官桀反，二是立宣帝，两件事杨敞都表现畏懦：“元凤中，稻田使者燕苍知上官桀等反谋，以告敞。敞素谨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闻。”种种这些疑问，使人不得不考虑班固在此上书背后的分量。即使是他循例抄录了史料，他与其书内容的认同是无疑的。
接着在皇太后允诺后，新皇帝正式被废。可怜昌邑王至此还不知自己为何被废，仍与霍光争辩。从班固叙述两人的对话内容与霍光的决定，反映汉朝廷在挑选刘贺为帝之前对他的无知，以及昌邑王在此闹剧中的无奈。
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戆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等驽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注7
注7《汉书》卷68《霍光金日传》，第2946页。
在刘贺传中，班固引用一些异常的现象以及他与他的郎中令名叫（龚）遂的总检讨刘贺的行事。从龚遂不寻常的话语中，读者可感受到班固在其背后的角色。又是“隐形史家”的手法。
初贺在国时，数有怪。尝见白犬，高三尺，无头，其颈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后见熊，左右皆莫见。又大鸟飞集宫中。王知，恶之，辄以问郎中令遂。遂为言其故，语在《五行志》。王卬天叹曰：“不祥何为数来！”遂叩头曰：“臣不敢隐忠，数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说。夫国之存亡，岂在臣言哉？愿王内自揆度。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大王位为诸侯王，行污于庶人，以存难，以亡易，宜深察之。”后又血污王坐席，王问遂，遂叫然号曰：“宫空不久，祅祥数至。血者，阴忧象也。宜畏慎自省。”贺终不改节。居无何，征。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
关于迎立宣帝的决定与过程，班固以互见法在霍光传与卷74的丙吉传中叙述。但是刘贺的恶名并没有随着宣帝的即位而消失。刘贺传记载了宣帝对刘贺的忌惮，并且要张敞调查昌邑王退位后的行迹且上奏。张敞不但报告了昌邑王的日常行事，还描述了昌邑王的猥琐形态。
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
张敞的结论是：“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也因此使得宣帝“由此知贺不足忌”。很不可思议的是，大汉朝著名的大美人李夫人的孙子竟长得如此丑陋。如果此奏疏是可靠的，那么，班固在撰述刘贺传之前就胸有成竹的打算如何塑造这位短期皇帝的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