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勿吉的来源
第一节 勿吉与肃慎、挹娄、靺鞨诸称谓的关系
肃慎族系在先秦、两汉、南北朝、隋唐时期分别称为肃慎、挹娄、勿吉、靺鞨，这一点早已成为学界共识。可是，名称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为什么这代表着不同时期的称谓有时会同时并列出现于史籍中？这些名称间的关系又如何？这一问题解决了，勿吉的来源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三种观点。
第一，挹娄是肃慎的易号，勿吉是挹娄的易号，靺鞨是勿吉的易号。就是说挹娄、勿吉、靺鞨是不同时期对完全相同的对象的不同称呼，后者是前者的直系后裔。此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普遍观点。对于为什么有称呼的变化，持此说者意见又稍有不同，第一种意见推测由挹娄转称勿吉，“大概因其居地多山林之故”。而对勿吉何以转称靺鞨则没有给出明确意见，认为现存各说均不够完美妥当，“尚需进一步探讨”。
第二种意见主张该族系的自称是肃慎，女真是肃慎的同音异译，挹娄意为穴居，是他称。而“勿吉、靺鞨则误以酋长之称为部落之名”。第三种意见与上面两者又稍有不同，认为肃慎、女真之名“出自该族系的本名朱理真，即东夷人自称的具有东和东人之意的朱勒失”，而挹娄是肃慎的同名异译。“勿吉是拓跋鲜卑对其称呼，是指其地以东的秽貊及秽貊以东北地区为勿吉”。靺鞨与勿吉是同音异写，“勿吉、靺鞨是北朝、隋、唐对其族的他称，而自称仍是肃慎、挹娄”。
第二，肃慎是一个大的族系，内部包含着不同的民族或部族，肃慎、挹娄、勿吉都是这一族系中的一个成员。不同时期势力此消彼长，哪一民族或部族势力最大，其名称就成了整个族系的名称；或者哪一部族与中原政权建立了联系，中原政权就将该部之名看成是整个族系的名称了。先秦时期肃慎部与中原建立了联系，中原政权就以肃慎来称呼整个族系；西汉时期，挹娄部最为强大，广为人知，遂改称挹娄；南北朝时期勿吉部强大起来，并与中原政权建立了联系，勿吉自然就成了整个族系的代称。持此说的有孙进己、干志耿、孙秀仁、董万仑、薛虹、魏国忠、朱国忱等。还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挹娄与勿吉、靺鞨的关系“更可能是同一族系不同部落之名显于不同时期或不同时期活动于同一地区的两个民族”；二是认为商周时期只有一个肃慎，居住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一带，春秋时期迁徙长白山地区，其后再迁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下游。迁徙过程中部族分散，居住在张广才岭地区的称挹娄、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下游地区的称肃慎。实质上也是认为肃慎与挹娄是同时存在的同一族系的不同部分。此二说与第二种观点大同小异，故归于第二说。
第三，汉至唐时期，挹娄、肃慎、勿吉均为他称（靺鞨是勿吉的音转），挹娄是夫余人的称呼，肃慎是中原人的称呼，勿吉为拓跋鲜卑人的称呼，而这几种称呼实际指的是同一人群。对于魏晋时期史籍中挹娄、肃慎同时出现的情况，认为原因是中原政权已经将“肃慎以楛矢石砮来朝”当成体现自己政权合法并强大到威德及于四海的重要指标，所以硬给也以楛矢石砮来朝的挹娄贴上了肃慎的标签。
我们先对前两说略作辨析。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不管是自称还是他称，这些称谓都是整个族系的称谓，后者则认为它们本来都是该族系中某一具体民族或部族的称谓，后来才被用来指代整个族系。但对于由勿吉到靺鞨，二说均认为系同音异译，其本身名称并无变化。笔者比较倾向于后者，同时认为后者还有进一步补充的余地。
该族系不存在统一的自称名号。南北朝时期以前，肃慎族系的发展状况落后于相邻的秽貊族系。南北朝时期的勿吉尚且“邑落各自有长，不相统一”。不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或政权，早期连大的部落联盟也没有形成。没有统一的民族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名称，只能是各部落有各部落的名称。史料中的统一名称是中原史家以部分代替了总体，是他称。这种情况在各民族发展的早期曾广泛存在。比如，美洲的印第安人，虽然语言习俗比较接近，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他们分成了很多民族或部族，各族都有自己的称号，印第安人只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他们的称呼。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印第安人民族或部族自称印第安人。既然该族系没有统一的自称，也就不存在统一自称的变化。那么从肃慎到挹娄再到勿吉的改变就只能是他称的改变，是中原史家对其称呼的改变。可是，中原史家为什么要数次改变这一称呼呢？对此，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们都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答案，这也是这一观点的软肋之一。肃慎、挹娄、勿吉三者发音完全不同，用“音转”去解释根本行不通。只有用第二种观点去解释才让人觉得比较合理。
这样认定是有史料支撑的。《新唐书·渤海传》载，渤海国“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秽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绿府……扶余故地为扶余府……挹娄故地为定理府……率宾故地为率宾府……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铁利故地为铁利府……越喜故地为怀远府”。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肃慎、挹娄、勿吉（拂涅）、秽貊、沃沮、高丽、扶余、铁利、率宾等都是同时并存、相互独立、各有固定名称和领域的民族或部族。特别是肃慎、挹娄、勿吉的“故地”并列出现更能说明问题。反对此说者认为，这里的挹娄故地可能是误记，或者汉至晋挹娄的中心与先秦时肃慎的中心不在一地，所以有肃慎、挹娄两个中心。这一推断似有不妥，因为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在上述的各“故地”中，能够判定的部分都很准确。比如东京在今吉林珲春八连城，那里确是秽貊故地；南京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那里确是沃沮故地；西京在今吉林临江，那里确是高句丽故地；扶余府在今吉林农安，那里确是扶余故地。既然能确定的京府所在的“故地”都较为准确，说明这段记事有可靠的资料来源，那些目前还不能确定的府的“故地”的表述想必也是准确的。《新唐书·渤海传》较《旧唐书·渤海传》的内容丰富、准确了许多，不但在地理方面增加了上述诸“故地”的记事，在经济物产、语言习俗、典章制度等方面也都增加了重要内容。而这增加的部分很可能来自张建章的《渤海记》。北宋欧阳修编写《新唐书》时天下太平，文化事业发达，看到了《旧唐书》编者在五代那个战乱年代没有见到的张建章的《渤海记》。张建章出使渤海停留时间较长，留心渤海的各方面情况，并很可能见到了渤海的档案资料，回来后写成《渤海记》。这样看来，《新唐书》中诸“故地”的记事很可能源于渤海人自己的资料，其可信度当然高于其他出自中原史学界的史料。《日本书纪》也称六七世纪来到日本西北沿海和岛屿的大陆部族为肃慎，而双方发生了战争，不大可能存在利用肃慎之名来表现威德及于远方的情况。同书又提到靺鞨，所以误记和其他推测都不大可能，肃慎、挹娄、勿吉或靺鞨就是同时并存的部族。
因为肃慎、挹娄、勿吉是同时并存的部落，所以他们有时同时在史籍中出现，或者顺序混乱地出现。对于这一现象，孙进己的专著《东北民族源流》、薛虹的论文《肃慎的地理位置及其同挹娄的关系》等研究成果已经论述得比较清楚，笔者不再赘述。
可是，直接指言挹娄即肃慎，勿吉即挹娄、肃慎的史料更多：
《通志》卷四十一《都邑略·四夷都》：“勿吉，亦古肃慎氏国。”
同书卷一百九十四《四夷传·东夷》：“古之肃慎，疑即魏时挹娄……魏以后曰勿吉国，唐则曰靺鞨。”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五《契丹女真用兵始末》：“女真国本肃慎氏，东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隋唐谓之靺鞨。”
《通典》卷一百八十六《边防·东夷·勿吉又曰靺鞨》：“挹娄、勿吉、靺鞨俱肃慎氏后裔。”
其实，这与上文的结论并不矛盾。这些史料都是在宏观的角度纵论历史，所言之肃慎、挹娄、勿吉、靺鞨都是不同时期整个肃慎族系的代名词。肃慎族系在一个时期被以其中某一部族之名代称整个族系，只能说明这一时期这个部族最强大，最有影响，并不说明其他部族不存在。
还有一些史料的记事颇耐人寻味：
《金史》卷一《本纪·世纪》：“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
《通鉴地理通释》卷六：“勿吉在高丽北，亦古肃慎地。”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三国志》所谓挹娄、元魏所谓勿吉、隋谓之黑水部、唐谓之黑水靺鞨皆其地也。”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五《四夷·东夷·勿吉国》：“勿吉国后汉通焉，亦谓之靺鞨，在高句丽北，亦古肃慎国地。”《通典》卷一百八十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事。
李心传《建炎杂记》乙集卷十九《边防·女真南徙》：“（女真）盖古肃慎氏之地，其国在汉代称挹娄，南北之间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
这些记事都只表述了挹娄、勿吉、靺鞨都是在肃慎之故地，换句话说他们的相同点只是地理位置，没有言及他们之间在民族方面的关系，确实给人以它们不是同一民族或部族的感觉。这些不起眼的差别表明这些史料比其他史料述事更准确。
至于勿吉与靺鞨之间的关系，目前史学界意见已基本一致，认为是同音异写，皆来自“窝集”，意为山林、大森林。有的史料干脆就将二者合而为一了。如《北史·勿吉传》实包含勿吉与靺鞨两部分；《通典》则立传曰“勿吉又曰靺鞨”。虽然也有史料认为勿吉、靺鞨不是肃慎－满语系语言，而是东胡系民族语言，是“江人”、“江民”之义，但对于勿吉与靺鞨是同音的汉字异写却没有不同意见。至于二者转换的过程，《满洲源流考》卷二《部族》解释得非常清楚，兹转录如下：
按勿吉始见于北魏，亦谓之靺鞨，故《魏书》为勿吉传，《隋书》为靺鞨传，而《北史》云勿吉一名靺鞨，其事实为一国，盖南北音殊译对互异，并不得谓一国而二名也。第自唐武德以前则勿吉与靺鞨互称，武德以后则黑水一部独强，分为十六部，始专称靺鞨。而粟末部自万岁通天以后改称震国，又称渤海，无复目为勿吉者。
至此，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肃慎、挹娄、勿吉是同一族系中不同的民族或部族，由于强盛与否和是否为中原政权所知的原因，不同的时期，他们分别代表了整个肃慎族系。广义上说，三者是相同的，因为都代表着整个肃慎族系；但狭义上又不同，因为它们本是各自不同的民族或部族。
考古学研究也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两汉时期所称‘挹娄’至少留下了三类考古学遗存（波尔采－蜿蜒河文化、滚兔岭文化、东兴文化），事实上应该属于挹娄的不同部落或者根本就是三个不同的民族，可能还有各自的名字，而记史者依自己的认识，以有接触的人群即滚兔岭文化的人群之名给这个区域中活动的所有人以相同的称谓。而到魏晋隋唐时期，由于波尔采－蜿蜒河一系强盛，并占领了原夫余所在区域，逐渐与中原有了接触，而滚兔岭－凤林一系没落，记史者则因接触的人群不同而赋予了他们另外的称呼，甚而可能是以波尔采－蜿蜒河一系的名字取代了挹娄的称谓。”再如，在三江平原地区，代表勿吉早期文化的凤林遗址并不是代表挹娄文化的滚兔岭文化的延续，它“虽与滚兔岭文化、团结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明显的自身特点，可以认为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
还有考古工作者在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挹娄－靺鞨文化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在挹娄－靺鞨发展中，大体以牡丹江、松花江下游段、松花江汇入以后的黑龙江中段及乌苏里江为界，存在两个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依据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和不同时期的变迁，可以推断挹娄和靺鞨关系更可能是同一族系不同部落之名显于不同时期或不同时期活动于同一地区的两个民族。”
俄罗斯考古工作者也有类似的论断：“作为中世纪民族共同体的靺鞨曾占据广袤的地域……在这片广袤的地域里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靺鞨（俄罗斯学者所谓之靺鞨包括勿吉甚至挹娄）文化。首先，因为该文化的各种类型彼此相距遥远，自然经济促成并发展了各个地区的特点。其次，靺鞨人不停顿地迁入存在着其他相当发达的民族文化的相邻地区并开发那里，而那里的文化结构会改变，有时是会极大地改变迁入者的文化面貌的，形成本质崭新的联合体。”这一结论比较准确地道出了当地民族或部族关系的实质。其实早在苏联时期就有不少学者认为，靺鞨的民族构成很复杂，主体是通古斯部落，也包含着其他民族的部落，“由于通古斯不断强大，这些异族部落在接受了他们的民族名称后，又逐渐接受了他们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以某一强大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命名，乃是中央亚细亚和东亚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靺鞨在这一问题上亦不例外”。
但勿吉和靺鞨的关系则与勿吉与肃慎、挹娄的关系不同，二者完全是一回事，是同音异写，不论广义、狭义都是一回事。所不同者仅在于使用的时间不同，前者是南北朝，后者是隋唐，正因为如此，在民族或部族的来源与形成方面，勿吉与靺鞨大体相同。就是说靺鞨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就是勿吉的来源和形成过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勿吉与靺鞨也各不相同。“靺鞨部族脱胎于勿吉，很可能是勿吉的某个部发展而来……靺鞨在部族的称呼上可能受到勿吉的影响，又由于两者在时代上相继承，活动的地域也有重合的部分，因而在考古文化上表现出连续性和某种共同性，这些共同性往往使人将两者等同起来。但两者实非同一实体，靺鞨部族不论其所包容的种族成分，还是分布地域，都多于、大于勿吉。”此说有一定道理，但证据尚不十分充分。
最后再探讨一下第三种说法。此说很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关于魏晋时期史籍中挹娄、肃慎同时出现的原因的分析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只有两点，一是与《新唐书·渤海传》中诸族各有不同“故地”的记事有矛盾，二是肃慎与靺鞨在日本史料中也同时出现，尚不能让人完全接受。
有一点应当注意，靺鞨本应是靺羯。唐“鸿胪井栏石刻”作“敕持节宣劳靺羯使”，《北齐书》作“是岁，库莫奚、靺羯、契丹并遣使朝贡”, 还有一些成书于唐的相关史料写作“靺鞨”，可见在唐代是“靺羯”与“靺鞨”并用。勿的古音读作“末”，则“靺羯”与“勿吉”发音更接近，所以靺羯是正确的，“鞨”为“羯”之误。不过今天靺鞨已经成为普遍的写法，本书依惯例仍写作“靺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