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行走在思想的高原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弟子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在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里，作者用这句话来描述岁月流逝无情、时空变换难料的巨大力量。本书的完成也让我有种破茧成蝶的沧桑之感：多年来，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议题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今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对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的探索。它是对我在学生年代特别是硕士年代里，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兴趣的深沉致敬。遥想当年的理论激情，如今已恍如隔世。
本书是我学术生涯中第三项重要的努力，它的灵感最早诞生于2013年底，当时我将突然浮现的思想火花作为一篇时评文章在报纸上呈现出来。之后的2014年，我对这个研究设想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酝酿和思考，搭建了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并在多个研讨会上进行了阐述；不仅如此，我还以“中美国际经济制度战略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批准号：14BGJ051）为题，成功申得了该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的资助；此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也给本项研究提供了大力支持。2015年初，我持续了五年之久的第二项研究“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正好全面走向终结，我开始着手将这项“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计划付诸实践，而时值我已经开始了在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为期一年的访学，这使得我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项研究。
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我在康奈尔大学完成的，尽管它的理论构思在之前就已经成型。康奈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小镇远离都市繁华，这使我能够心无旁骛、集中精力开展学术研究，我也在这里度过了我有生以来最为平静与安宁的一段时光。伊萨卡美丽的湖光山水和康奈尔丰富的学术资源，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和思想动力。我原计划在2016年底完成全书的写作，但没想到进展比我想象得快，2016年4月我回国的时候，这部书稿就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之后，我又对书稿进行了两轮修改，并最终付梓。
尽管我在本书中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并用它来阐述国际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服务和私人工具的双重属性，但它绝非一时的灵光闪现，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我之前的研究。支撑现实制度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有四组关键词：领导国/主导国/霸权国、国际公共物品及其私有化、国际制度竞争和全球治理，它们全都散见于我之前的学术作品中。现实制度主义对伙伴关系和国际制度的关注，在我的第二项研究中就可以找到影子。在这项研究中，我就已经探讨了国际制度体系和货币伙伴网络对于支撑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作用，以及政治领导对于伙伴争取和制度建设的意义。而在我的第一项研究《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则留下了我关于权力与制度变迁的最早思考，只不过它关注的是国内制度。事实上，早在2006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型论文（也是我的硕士论文）——《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就探讨了美国如何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助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进而服务于自身的战略利益。可以说，正是这篇文章构成了本书思想的源头。在经过了从2003年至今13年筚路蓝缕的探索之后，我开始尝试用一个统一的学术标签将我过去的各种研究串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它就是现实制度主义。因此，尽管本书体现了我个人学术研究的一些新的个性，但它却是站在我的前两项研究的肩膀之上，没有前两项研究作为扎实的根基，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不会以这种方式搭建起来。它体现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质朴道理。
好的理论家似乎需要把逻辑推向极端，因此学术史上的那些耀眼的名字都似乎有些偏执。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游走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范式之间，并且经过了国内外多个学术大家的轮番思想“清洗”，总是很难对自己的学术倾向和学术立场进行清晰的界定。经过多年的自我审视，我发现自己的思维特征和人生阅历都决定了我可能不适合当那种单一范式的坚守者。我在本书中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很显然也体现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密交织，这种交融体现在字里行间。现实制度主义相信制度和规则的力量，认为制度和规则是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文明力量，政治领导者需要懂得利用制度的力量；而赤裸裸地彰显武力和公然的强制行为，既无助于社会的进步，也无助于利益和领导地位的实现，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都是如此。与传统现实主义相比，现实制度主义体现出温情和理想的一面；而与自由主义相比，它又体现出现实和冷峻的一面，因为它认为制度的背后仍然有权力在发挥作用。
重大的理论突破都源自国际关系现实的重大变化。我近乎顽固地相信，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将带来国际关系理论的革命。但是产生这种革命的前提是必须找到具有理论价值的真问题，问题的好坏从根本上决定了研究的质量。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崛起的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有效使用权力，进而实现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我的回答是：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
我的国际关系学术训练主要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完成的，这也是中国第五代国际关系学者的共同特征。从1999年开始，由于种种的因缘际会，我辗转于中国的多所主要高校，在不同学术重镇接受了知识的“洗礼”，属于那种典型的由中国学术土壤所培育出来的“土鳖派”学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目睹和切身感受了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兴起与衰落。可能源于理论进展的挫折以及对理论价值的不信任，不少当年理论的拓荒者放弃了理论追求，转而投入政策分析和智库建设。在经历了对“三大主义式”论文的批评之后，甚至有学者开始谈“主义”而色变，认为转向具体议题的研究才是学术的常态，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面对基础理论研究在中国学界还远未成熟便开始急遽衰落，面对学术界还未实现知识生产的独立便又重新开始依附官方话语，我常忍不住黯然慨叹：国际关系研究有可能重新沦为信息世界中的“易碎品”。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生命源泉，也是高端知识创造的根基。一个没有强大理论体系支持的学科，意味着它不能贡献有深度的原创性知识，自然不会成为受人尊重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是根系，现时对策研究是枝叶，只有发达根系深扎于土壤之中，才会有看得见的枝繁叶茂，否则无本之木必定枯萎凋零。一个没有扎实理论根基的民族很难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同样，没有深度的理论思维作为支撑的对策研究要么只能停留在低端的政策解读层面，要么就只能提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浅薄药方。所以，当有人仍然将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出租车司机的业余谈资进行类比，我们不必对此过于耿耿于怀。因为我们并没有创造出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苏轼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在这样一个浮华喧嚣的年代里，能排除各种看似火爆的政策议题的轮番袭扰，守在安静的环境里，就历史演进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度的理论思考，需要坚强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意志。尽管有诸多令人难以满意之处，但在气场恢宏的国际关系学术史上，我仍然看到有一个坚守学术底色的“中国雁阵”在努力飞翔，他们在各种不利的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学术准则，努力提出自己的原创性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并试图为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研究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我希望自己也能够算是这个“雁阵”中的一只，能在理论的天空中也留下自己的雪泥鸿爪。最害怕的莫过于在不知东西中，成为一只独自飞翔的孤雁。孤雁能够飞得更快，但却不能致远。只有在雁阵中飞翔，才更有可能达到遥远的目的地。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完成本项研究之后，我将展开一项名为“在传承与超越之间：中国国际关系代际学术史”的新研究。伟大的学术成果不是孤立产生的，它源自整个学术共同体所提供的土壤和营养。我相信，有一天，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学术成果能得到世界的关注和认可，是因为它的独特性，而不是因为它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链条上的一环。而这种独特性又源自代际相传的学术传统，而不是某一个聪明学者的灵机一动。我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够厘清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五代学人所共同构成的一个接力飞翔的“学术雁阵”，来发掘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精神财富。这是一部关于学者自身的心灵史。中国要成为一个学术大国，恐怕首先要理解和尊重自己的学术传统。
如同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本项研究诸多思想成果并非我一人之功。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始了关于制度霸权的研究，这成为现实制度主义产生的重要学术养料，特别是门洪华的著作《霸权之翼》引导我对国际制度与领导国权力的关系进行系统思考。而海外学者贺凯关于“制度制衡”的研究也令我受益匪浅，尽管本书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与他的“制度现实主义”有很大差别，因为后者从根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一支，而且这个概念最初被运用于国内政治研究。此外，祁怀高和王明国的部分相关研究也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诸多借鉴。
在西方学界，约翰·伊肯伯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主义世界秩序进行思考。而苏珊·斯特兰奇和斯蒂芬·克拉斯纳一直行走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中间地带，他们既关注自由主义的相关命题，又充满现实主义的冷峻。他们的思维方式对我构成了深刻影响。本书所采用的折中主义分析路径，则是来自于彼得·卡赞斯坦，其实我的第一项研究——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制度分析同样是深受他的作品的启发。本书对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以及国际制度衰朽的思考则能在从事国内政治研究的塞缪尔·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那里找到来源。著名的国际货币政治专家和现实主义者乔纳森·柯什纳作为我的合作导师自然也对本项研究提出了他独到的批评。
古人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我必须指出的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所指导的学生团队大都以各种形式参与了这项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并贡献了不少原初的思想和智慧。他们分别是：张玉环、孙忆、朱红宇、高曦彤、苏晗和赵雪菲。我的另外两位研究生吴娜和宋亦明则帮助修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漏，绘制了表格，完善了注释，而且提出了许多卓有帮助的修改意见。我很幸运能与这些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后来者一起展开学术研究，并能在相互的讨论中学到很多。
此外，崔立如、阎学通、时殷弘、庞中英、徐昕、王正毅、王勇、吴心伯等学界前辈以及田野、孙学峰、赵可金、徐进、陈定定、张哲馨、宋伟、林民旺、尹继武、黄琪轩、吴文成、刘丰、毛维准、董青岭、左希迎、陈拯、刘玮、莫盛凯和陈兆源等学术同人都曾阅读或品评过本书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卓有建设性的评论意见。其中阎学通建议我弃用或少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策性概念，以防止削弱本书的理论色彩，这一重要建议直接促使我修改了本书的主标题以及多个次级标题。我要特别感谢陈志瑞、樊吉社和达巍，我们于2012年夏天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关于奥巴马政府国际战略的一次深度谈话，给本项研究埋下了思想的火种，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樊吉社让我首次意识到中美规则竞争的徐徐展开；我也要特别感谢唐世平，我们于2016年4月在康奈尔大学关于本项研究的理论建构和经验实证的讨论，直接改善了本书的部分内容，特别是他对我先前使用的“制度合法性”概念的尖锐批评迫使我转而采用了“制度结构合理性”的新概念，尽管他的另外一些批评我囿于能力的限制和技术操作上的困难而难以完全在本书中体现出来。
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和思想也已经先后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科学》、《国际政治研究》和《国际安全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同时，感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上海美国研究所等机构邀请我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和进行一些学术讲演，使我的相关研究能够提前在会上得到诸多学者的点评。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为本项研究先后提供了两次额外的资金资助；同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并且慷慨地提供了出版经费，尤其是陈岳院长、方长平副院长和院学术委员会在推动此书出版的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宋浩敏为本书的编辑工作所做的辛苦努力，正是在她的努力之下，相比于最初提交的书稿，最终付梓的正式出版物已经焕然一新。
感谢我的好友吕丽云（Wendy Leutert），她为我们全家在伊萨卡的生活提供了诸多真诚的帮助，而且她也倾听了我的研究设计，并鼓励我尽管将设计付诸实践。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的妻子崔志楠和大女儿卓然始终陪伴在我身边。我的妻子楠尽管早已远离了学术圈，但她以自身曾经受过的专业训练和学术感悟不断提醒我，作为一次更加成熟的学术写作，要尽可能“少一些资料堆砌，多一些思想呈现；少一些文献罗列，多一些理论论证”。她的耳提面命成为警示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将这本书“写薄”的座右铭。不仅如此，她在美国承担了绝大部分抚育孩子的艰辛，努力将更多的空余时间留给我，以尽可能使我专心研究。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她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一名大三的本科生，那时她风华正茂、青春无限，对未来充满理想；如今她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肩负着捍卫家庭的重要职责。生活的沧海桑田和俗务的纷纷扰扰丝毫没有磨灭她对我学术事业的坚定支持。我的前两本书分别献给我的老师和我的父母，那么本书则理所当然专门献给我的妻子，以纪念我们相识八年来所共同走过的风雨泥泞，以及在艰难岁月中相濡以沫的日子。
谨以为记。
2016年7月于北京西郊定慧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