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亚国家面临三股势力的威胁

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各方对中亚安全的担心越来越多。的确，当前的中亚不稳定因素增多，呈现出“内忧外患”的特点：“内忧”是指政治稳定性、经济形势、社会问题、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风险在上升；“外患”是指来自大国博弈、阿富汗形势和“阿拉伯之春”的压力在增强。中亚地缘政治格局进一步复杂；地区安全形势受外部因素影响程度在加大，尤其是受阿富汗形势和中东乱局的影响较多；中亚国家内部稳定受到严峻挑战，安全难题呈现复杂性、综合性、多层次性的特点。在地区安全问题中，令人担忧的主要威胁之一便是宗教极端势力抬头的问题。本文以2012～2013年上半年为考察时间，分析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特点、未来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一 当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当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尚未成为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

与之前相比，2012～2013年，中亚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的确呈现上升态势，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的袭击事件增多，塔阿边境地区武装分子越境趋向失控，伊斯兰解放党在吉尔吉斯斯坦活跃，并且向北部发展，政治化倾向明显，等等。人们还非常担心在阿富汗北部活动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再“杀回”中亚，以及2014年之后由于宗教极端主义的扩散将给地区带来新的安全危机。

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袭击事件较多，目标主要是警察和权力机构，形式上有团伙也有个人，并且自杀式袭击增多。“哈里发战士”（Джунд аль-Халифат）成为哈主要宗教极端组织，他们多次表示对在哈发生的一些恐怖事件负责。此外还有西哈萨克斯坦州的一些极端组织，如乌拉尔斯克的恐怖主义小组，这个组织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并策划袭击行动，后被警方破获。在塔阿边境地区，不仅有毒品和走私贩子频繁往来，还有以反毒和运毒不同面孔出现的塔政府官员，出入更多的还是那些成分复杂的武装分子——塔前反对派武装残余力量、“乌伊运”等恐怖组织成员、来自中东和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圣战”分子。据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门称，（中亚的）武装分子越过达尔瓦扎山到达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在美国国务院2008年关于恐怖主义的一份报告中（报告由美国中情局完成）强调指出，2006～2008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由5000人增加到1.5万人，其成员主要是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称，支持伊斯兰解放党的居民在增多，该组织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在吉尔吉斯斯坦只有30% ～40%的伊玛目接受过专业理论教育。当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等各方面情况不尽如人意时，宗教激进主义的传播就会继续扩大。土库曼斯坦宗教极端主义活动也在悄悄增加。2013年6月底，在叙利亚的阿勒颇捕获了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领导人，其中有土库曼斯坦籍的恐怖分子，他是在阿什哈巴德接受培训的。萨拉菲主义在土库曼斯坦不仅存在，而且有扩散的趋势。近年来在土库曼斯坦能观察到宗教极端主义泛滥的趋势。比如在达绍古兹，出现了还不到35岁就留着长胡子的青年人，他们号召当地居民严格遵循宗教模式生活，甚至当地还有中学生频繁参与清真寺活动。

第二个特点是，当前中亚地区宗教极端势力的内生性和政治化倾向比较明显。

首先是有一些内生的极端组织，如2010～2011年在比什凯克制造一系列袭击事件的“公正统治军”。土库曼斯坦也出现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内生”性极端组织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地区内部极端主义思潮涌动、社会矛盾激化。这些小型宗教极端组织的主要特点包括：（1）大多来自地区外部，或者是地区内原有的宗教极端势力残余部分改个称谓；（2）大部分组织影响力有限，活动能力不强，一般以宣传极端思想为主；（3）一些小型极端组织积极寻求境外支持，谋求与境内外极端组织或恐怖组织对接，从事暴恐活动；（4）大多有跨境活动特点，主要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流窜。

目前伊斯兰解放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南部，还在向北部扩充。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Ш．阿塔哈诺夫（Шамиль Атаханов）强调，在吉宗教组织中最具危险性的代表是伊斯兰解放党。伊斯兰解放党的政治意图日益明显，并常常在各种场合中阐明自己的政治纲领，一些高层成员甚至能对执政当局施加某些影响。在2013年5月库姆托尔金矿抗议事件中，伊斯兰解放党也参与其中，煽动群众。

第三个特点是，宗教极端思想不断扩散。

在哈萨克斯坦，萨拉菲分子主要在西部、南部的大、中城市中活动，并吸收了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萨拉菲主义者有很多穆斯林拥趸，塔接受萨拉菲主义的教职人员正在大量增长。“萨拉菲”问题对中亚的危险性在于，首先，萨拉菲主义非常具有吸引力和煽动性。萨拉菲思想流行于中东，吸纳了大量政界、宗教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如果萨拉菲思想中的激进主张进入中亚，将有可能与当前中亚宗教极端思想形成契合，变成新的思想武器。其次，近年在中东政局变化中，萨拉菲政治势力异军突起，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沙特为中心的“萨拉菲派新月”，与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新月”和旧有的逊尼派抗衡。萨拉菲政治影响力在迅速扩张。这种样板作用对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是极具诱惑的。最后，在萨拉菲思想基础上衍生出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如“渎神与迁徙组织”“圣战与统一组织”“黑旗组织”“圣徒组织”等，除了在中东，还在与中亚相邻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活动，这些组织以破坏国家安全统一、挑起宗派仇恨为主要目标和手段，杀伤力强，影响恶劣，如果它们与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合作，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宗教极端思想传播增多，形式多样化。与之前相比，其传播方式有变化，之前的传播方式是散发传单，在清真寺进行煽动，以及创办地下宗教学校等。当前由于中亚各国打击的力度增大，许多传播方式具有更加隐蔽的特点，如举办家庭讲经班、儿童讲经班，或在校园传播极端思想，鼓励戴伊斯兰头巾等。

二 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威胁上升的原因

前些年，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受外部影响较大，目前形势变化则是由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主要是受阿富汗局势、中亚内部权力交接、中亚国家社会矛盾、西亚北非动荡的影响。

第一，中亚安全形势受外部因素影响程度加强，“阿富汗综合征”带来的压力更加直接。

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形势的发展变化牵动着相邻中亚国家的神经。首先，撤军后阿富汗有可能再度发生军阀混战，这将对中亚安全直接造成冲击，令中亚国家十分忧虑。其次，作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强硬后台的塔利班试图在撤军后尝试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中亚国家担心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会回流中亚。中亚学者普遍认为，2014年以后由于阿富汗局势的变化，这种可能性将非常大。事实上近两年来的情况表明，这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回潮已经开始，巴阿一些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成员，尤其是来自中亚的成员，回流的情况比较多，特别是在塔吉克斯坦发现的此类人员更多一些，如2013年7月被审判的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安拉之战”两名成员都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农民，在巴基斯坦加入该组织并接受训练后，又返回塔吉克斯坦进行“圣战”宣传。最后，阿富汗毒品给中亚安全和社会领域带来严重的后果，作为毒品“运输走廊”的中亚也成为国际贩毒集团觊觎掌控的对象，在其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就会尽可能制造混乱。

第二，西亚北非形势对中亚十分不利。

中亚几个国家正处于权力交接的敏感期，对于“阿拉伯之春”十分警惕，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但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化了官民矛盾。

政治乱局中伊斯兰教的势力强劲崛起，成为中东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东进入什叶派和逊尼派抗衡时期，教派冲突明显，在未来可能更加激烈。什叶派与萨拉菲派的激进色彩会对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产生示范效应，甚至会成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新的意识形态来源。在中东乱局中，宗教极端势力和宗教恐怖势力会更加猖獗，对中亚造成直接影响，例如，近年在哈萨克斯坦十分活跃的恐怖组织“哈里发战士”的领导人之一卡尔萨拉乌伊（Moezeddine Garsallaoui）是瑞士籍的突尼斯人，曾是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的领导人之一。此外，中亚国家的境外政治反对派也在加紧活动。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政治反对派联盟“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运动”于2012年6月29日在布拉格举行第二次联合大会，联盟主席М．萨利赫（МуххамадСалих）呼吁人民“起义”推翻现政府，并不断在西方发表谴责卡里莫夫总统的言论，他认为“阿拉伯之春”表明民主和伊斯兰教是可以联合的，这显然十分符合当前中亚人权分子的口味，也为未来宗教极端势力与政治反对派可能的合流提供了理论依据。由境外塔吉克人成立的“塔吉克斯坦国民运动”也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频频活动，并谋求参加塔吉克斯坦2013年的总统大选，影响国家政治进程。

中亚各国执政当局对地区内种种“中亚之春”的迹象十分忧虑，纷纷采取强硬措施，如严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完善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打压国内反对派，限制宗教团体活动，整顿互联网，控制大众传媒等。这一系列措施引起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加上权力部门有时借此欺压百姓，激化了官民矛盾，也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亚国家人权与民主问题的把柄。

第三，中亚国家内部稳定受到严峻挑战，安全难题呈现复杂性、综合性、多层次性的特点。安全领域中的各个问题相互缠绕、互为因果，无法把安全问题从当前地区内的各种问题中单独剥离出来进行研究论述。

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在增加。哈、乌两个中亚大国面临权力交接，继承人情况不清楚，导致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中亚国家政体不完善，政党政治不成熟，威权盛行，精英之间的矛盾突出；各国普遍对强力部门的依赖程度大；大国或邻国的政治影响加强。

中亚社会出现危机的特征日益明显。除了旧有的贫困、人口、土地等社会问题难以解决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情况。其一，粮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2012年中亚各国（除哈萨克斯坦外）普遍出现粮食短缺加重的情况。2012年4月，联合国全球食品项目代表称，吉尔吉斯斯坦有18%的居民食品不足，食品价格上涨导致贫困居民不得不减少食物的摄取。土库曼斯坦从2012年7月起粮食价格上涨了3倍，对贫困居民影响很大。其二，塔吉克斯坦的社会矛盾悄然积聚。塔土地归农场主所有，农民只能租用土地。农场主对农民层层盘剥，手法恶劣（例如要求农民必须按土地比例缴纳粮食，并与地方官员勾结对抵制者采取拒绝提供医疗服务等惩罚性措施），政府对这些做法却难有作为，令农民群体对政府强烈不满。此外，教育领域问题也很多，包括教育机构不足、教师不足、教师待遇低。教育力量弱导致无法抵御宗教极端思想，进入宗教学校成为越来越多贫民子弟的选择。其三，因2010年奥什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心理疾病患者增多，据吉国家心理健康中心发布的数据，目前到医院就诊的心理病患者达到5.2万人，每年增加2000～3000人，没有就诊的患者更多。据吉的一些心理学家称，不少于40%的吉尔吉斯斯坦人由于2010年的政局动荡和奥什族际冲突而处于心理疾病边缘。此外，在吉平均每天要发生四五次的集会，这也促使心理病患者增多。

中亚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突出，其实质是对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争夺加剧。乌塔水资源纠纷仍没有解决，仍不通航，铁路时时被封锁，随意关闭边防检查站。乌塔关系紧张，对塔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贫困居民生活更加艰难，不断引发社会矛盾，政权的稳定也受到影响。

边境仍有发生低烈度冲突的可能性，给边境地区造成紧张局势。边境冲突事件增多，引发冲突的原因也在增多，包括在吉塔、乌塔、乌吉的边境。居民间争夺水源和农业用地，越境走私居民与边防军之间、两国边防士兵之间、贩毒集团与边防士兵之间的摩擦与交火时有发生。乌吉边境线共长1375千米，其中约有300千米是有争议的。2012年4月，乌在未争得吉同意的情况下在边境筑起600千米长的防护网，令边境局势陡然紧张。2013年1月7日，在费尔干纳谷地南部的乌塔两国交界处发生了索赫飞地冲突事件。从主观角度来说，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激化矛盾的意愿，但让边境长期处于紧绷状况，是不可能改善国家间关系的，一旦两国关系紧张，首先会影响边境局势，有可能引发潜在的军事冲突。随着中亚国家主权意识的增强，由边界问题产生的矛盾未来会更多；美国分别向乌、塔提供其从撤离阿富汗后遗留下来的军事装备，这易引起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对抗升级。

当前中亚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头绪多，事件多，但总体还没有到安全恶化的程度，形势仍在可控范围内。这是由于中亚国家内部保持基本稳定，执政当局对整体局势控制力较强；目前中亚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外部，即来自阿富汗北部，而以“乌伊运”为主的威胁并不大，因为其人数并不多，即使进入中亚，也不会造成地区性紧张；哈萨克斯坦的安全形势远谈不上失控和恶化，出现的一些袭击事件不排除是刑事案件，不能夸大哈的问题。

三 未来趋势

未来几年，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会随着阿富汗形势恶化、中东宗教极端主义思潮泛起这两大外在因素和中亚地区内部政权更迭、社会矛盾突出等内在因素，再度增强。

第一，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在当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问题中，宗教极端思想对地区安全和各国政局的威胁，已远超宗教极端组织所实施的恐怖袭击。这是因为宗教极端思想拥有更多的民众支持，而治理这种同时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的问题要比打击恐怖分子困难得多。目前在中亚传播最广最深的仍是伊斯兰解放党所宣传的宗教极端思想，以及激进宗教分子的“圣战”思想。萨拉菲主义也很流行。哈、吉、塔的宗教极端思想形势均很严峻。中亚有可能进入宗教极端思想的泛滥期，社会矛盾、经济发展瓶颈、外部威胁等因素相结合，会使宗教极端思想对中亚民众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二，宗教极端组织再度活跃，中亚可能面临更多的恐怖袭击，这些恐怖活动将会常态化。费尔干纳谷地或会成为中亚恐怖分子的新“安全岛”，“乌伊运”可能会再度坐大。未来地区安全形势将更加复杂，恐怖主义威胁不会减轻，只会呈上升趋势。跨国犯罪难以遏制，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贩毒集团、反政府武装势力相互勾结。

中亚有几个地区是最为脆弱的：塔阿边境地区，塔阿边境到费尔干纳谷地沿线地区，费尔干纳谷地。在塔吉克斯坦已形成政治贩毒集团，官匪沆瀣，政治贩毒集团为追逐利益可能引发新的冲突。

尽管“乌伊运”在阿富汗前景暗淡，但不会马上被清除，原因在于“乌伊运”是一个具有思想基础、组织建构、武装力量和一定民众支持的结构完整的恐怖组织，目前的困境仅仅是人员和资金不足，一旦这两点被补足，“乌伊运”会恢复元气，仍有可能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一支恐怖力量；此外，在中东国家居住着70万乌兹别克人，其中一些人在塔利班执政时期向“乌伊运”等恐怖组织提供过资金，他们可能会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宗教极端势力强劲崛起的过程中，再次给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以经济支持。目前中亚宗教极端思想再度泛滥，若“乌伊运”返回中亚，可能会得到不少人员补充，到时将更难实施打击。“基地组织”、哈卡尼网络等国际恐怖组织与“乌伊运”交织密切，因此，“乌伊运”仍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安全威胁。

第三，越来越频繁的边境冲突会促使宗教极端势力的活跃。边境地区局势复杂化、经常性的交火事件、边民的不满情绪，都是不利因素。

第四，应多关注新出现的中亚社会问题，如塔吉克斯坦的农业用地问题等，其极有可能为宗教极端思想提供新的社会基础，可能成为未来引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加上原有的一些社会问题，情况会更加复杂。

第五，中亚进入意识形态危机期。当前中亚各国的贫困阶层无法得到完整的教育，居民文化素质整体下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新的社会精英受西方影响大，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分散的状态，容易受到趋同的影响，陷于非理性状态。宗教极端思想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近乎失控，官方几乎束手无策。如何对抗宗教极端思想成为各国政府的难题。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文化教育萎缩，居民文化生活枯燥，新一代受教育程度低，呈两极分化状况：富有阶层青年到西方国家学习，贫困阶层无法得到完整的教育，地下宗教学校飞速增加。

第六，我国在治理新疆恐怖势力的同时，也要重视反毒问题。从前新疆的毒品大多来自金三角地区，但近年中亚毒情严重，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已成为毒品中转站。阿富汗毒品已经进入新疆，如不加强应对，毒品在新疆地区泛滥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