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浙江省为例

王长川 郭红东

摘要：本文从浙江省每个地区（除舟山市外）抽取一个县作为样本，基于获得的271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水稻生产的任一环节、耕地、植保、收割环节外包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是16周岁以上劳动力、土地面积、所在县人均GDP对水稻生产任一环节外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拥有农机数量与土地细碎化对生产任一环节外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水稻 生产环节 外包 社会化服务

一 引言

浙江省等东部沿海地区，曾经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日益密集的产业和人口挤占了本已有限的耕地等资源，浙江省粮食产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自给率逐年降低，已成为我国粮食的主销区。同时，在农业比较效益较低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而大多数农民在进城务工期间不会放弃自身原有土地，导致大量耕地因经营不善而生产效率降低甚至因无人耕种而撂荒，大量耕地生产效率的降低甚至闲置，不仅是资源浪费，而且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了隐患，由此推动了政府对水稻生产与服务的专业化发展的重视。

对农户来说，购买专业化服务的最简单方式就是将自己没有优势的生产环节外包。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是指将水稻生产的部分环节或者全部环节外包给他人作业的一种行为。根据调查，承担外包服务的主体主要是种粮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等其他组织。生产环节外包后，水稻生产仍然由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但对上述种粮大户等承担外包服务的主体来说，为多个农户提供同一环节的服务也是一种规模经营，即生产环节规模经营。

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对国内外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内涵与本质以及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本质与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简单回顾；其次，基于理性农民假说构建相应的研究假说；再次，利用2012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总结研究结论与相应的政策含义。

二 文献综述

农业生产性服务本质上是在成本优势基础之上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从亚当·斯密到杨格，再到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杨小凯等，他们都从劳动分工的角度阐述了生产性服务规模化发展的实现路径，认为分工使服务供给从自我服务向外购服务转型，使生产性服务从生产者“内部供给”向“外部供给”转化，整体呈现“内部化”转“外部化”、“非市场化”转“市场化”的递进演变过程。

裴长洪（2010）、王惠玲（2011）等将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竞争的加剧等社会因素，认为以科技进步为前提的社会化分工推动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生产者进行服务外包，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形成与发展。周维松（2003）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是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涉及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等方面，农业要实现小生产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灵活、高效、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服务体系。

程大中（2006）认为“权衡取舍”是专业化经济、最终产品或服务生产中的中间产品生产的必经环节，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外部化的利益超过了内部化的成本，生产方式在利益驱动下由内部性的独立生产转变为外部性的合作生产，派生出新的农业生产主体从事专门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龚道广（2000）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本质上属于专业化分工的范畴，不同的市场主体独立进行专业化的生产或服务，各自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生产环节，然后通过市场把这些环节有机联结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产总过程。

王志刚等（2011）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本质和现状，并且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到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再到全生产环节外包是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路径之一。水稻生产专业化服务是水稻种植纵向分工与横向规模化发展的结果，是水稻生产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滕延福，2012）。陈超、黄宏伟（2012）在对江苏省溧水、靖江、洪泽三地水稻种植户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模型对影响水稻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拥有一门手艺、家庭劳动力构成、家庭收入结构等因素能显著影响农户的外包行为。

水稻生产具体环节外包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不同规模农户的外包程度如何，这些问题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从理论上说，不同生产环节的要素特征不同，其影响因素也会不同，不同规模农户的资源禀赋不同，其选择的外包程度也会不同。本文在分析不同规模农户在水稻生产各个环节中外包比例、外包程度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农户在任一环节、耕地、植保、收割环节选择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

三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基础

经济学中对农民生产决策与生产行为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农户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上存在颇多争议。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自给小农学派认为，农户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主要追求家庭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农业劳动投入的辛苦程度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利润最大化。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则认为，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根据市场需求和机会积极利用各种资源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心理学派认为，农户并不一定做出最优化决策，而有可能追求一种自我满足感。国内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农户经济行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并存、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并存的特点。农户经济行为的选择既受制于农户本身的个体特征与资源禀赋，也受制于决策的环境条件。

（二）研究假说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影响农户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因素有农户基本特征、土地特征、所享受政策以及区域经济水平四个方面。

1．农户特征

农户特征既包括农户户主个人特征，也包括与农户种植水稻有关的资源特征。其中，户主种植水稻时间越长、年龄越大，越容易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实行外包；16周岁以上劳动力数量越多，则该农户独立完成水稻生产的能力越强，越不容易实行外包；而有经商打工经历、担任村干部的农户，劳动的机会成本较高，因此通常对外包的接受度较高；家庭拥有农机数量越多，就在更多环节无须外包，因此外包的可能性就越小。

2．土地特征

土地特征主要指农户经营土地的细碎化程度与耕地面积。土地细碎化不利于土地集中规模经营，也不利于大面积统一作业，会导致效率损失。因此，土地越细碎越不利于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耕地面积是指农户水稻播种面积，通常播种面积越大，水稻生产现代化程度越高，生产环节外包程度也越高。

3．所享受政策

所享受政策主要指农户生产水稻所享受的各种政策性补贴，包括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农机购置补贴等。农户享受补贴种类越多，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越大。

4．区域经济水平

区域经济水平主要是指所在县人均GDP，即农户所在县的地区生产总值。通常GDP数值越大，该县经济越发达，水稻生产现代化程度越高，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越大。

四 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2012年11月～2013年3月，浙江省现代农业研究会在浙江省选择10个产粮大县，每个县选择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4个村，每个村选择若干个生产和服务主体，重点开展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情况调研，实际获得有效样本271个。受访者地区分布见表1。

基于调查统计结果（见表2）可知，受访者中有生产主体235户，农户年龄主要集中在45～65岁，文化水平多数为小学和初中，多数家庭人口是3～5人。其中，种粮小农户有96人，种粮大户有57人，家庭农场有82人。

（二）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描述统计

从被调查农户的情况来看，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比例最高的3个环节依次是收割、耕地与植保环节，外包比例基本上都在60%左右。土地面积＜20亩的种粮小农户在耕地与收割环节外包比例最高，分别达到了71.9%与82.6%，反映了小农户没有农机，有旺盛的劳动力的替代需求。土地面积在20～100亩的种粮大户在育秧与插秧环节外包比例最高，分别达到了47.1%与60%，反映了种粮大户有部分农机，随着种植规模增大，育插秧环节外包优势显现出来。土地面积＞100亩的家庭农场在植保与烘干环节外包比例最高，分别达到了63.3%与55.1%，反映了家庭农场有除了烘干机之外的大部分机械，随着规模的增大，植保与烘干环节外包优势增大（见表3）。

在所有受访农户中，部分外包比例达到65.1%，而全外包比例只有24.3%，在所有的6个环节中，外包指数——平均外包的环节数是3.07个（见表4）。

（三）模型构建

农户在水稻生产各个环节是否选择服务外包虽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最终的结果只可能有两个：“服务外包”或“自己操作”。因此，本文采用二元Logit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农户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因素。二元Logit回归方法是一种对因变量数据假设要求不高，并可以用来预测具有二分特点的因变量概率的计量方法。

Logit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式（1）中，p为因变量（也就是生产环节外包）发生的概率，b0是常数项，b1 b2…bk为自变量xi（i=1, 2, …,k）的系数。本文研究的理论模型为：

农户在水稻生产环节外包选择行为 =（农户特征、土地特征、外包价格、所享受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其中，农户在水稻生产任一环节是否外包与在耕地、植保、收割三个环节是否外包是因变量，其余为自变量。表5是所有变量的赋值与描述性统计。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农户在水稻生产各个环节是否外包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各自变量对水稻生产各个环节外包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农户特征中，种植水稻年数对植保环节外包有负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通常户主种植水稻时间越长、年龄越大，其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低，但他自身又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能够完成植保环节的劳动，这一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较低。户主经历对收割环节外包有显著的正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户主有相应的经商办厂、打工、村干部、党员经历，其获取收割服务的机会比别人多，同时自己收割的机会成本较高，外包的可能性较大。16周岁以上劳动力数量对任一环节外包有显著的正影响，而这个变量对耕地环节外包、植保环节外包、收割环节外包影响都不显著，说明在育秧、插秧、烘干三个环节中会有环节受到16周岁以上劳动力数量的显著正影响，这可能是因为16周岁以上劳动力数量多了，家庭获取信息能力增强，对育秧外包、插秧外包、烘干外包这几个相对新的服务接受度较高。家庭拥有农机数量对任一环节外包、耕地环节外包、收割环节外包都有显著的负影响，这是因为耕地机械与收割机械都是比较常见的机械，一般拥有农用机械较多的农户都有耕地机械与收割机械，所以就不外包。

在土地特征中，土地面积对任一环节外包与耕地环节外包有显著的正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耕地机械的普及造成耕地服务比较容易低价获取，而土地面积越大，耕地需要的机械服务就越多，因此外包可能性就越大。土地细碎度对任一环节外包、耕地环节外包、植保环节外包、收割环节外包有负影响，其中，对任一环节外包有显著的负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土地细碎度越高，农产接受外包服务的成本越高，获得外包服务的机会就越少。

在农户所享受政策中，农户所享受补贴对各个环节外包都有正影响，其中，对植保环节有显著的正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农户所享受补贴越多，补贴中包括统防统治补贴的可能性越大，其接受植保环节外包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中，所在县人均GDP对任一环节外包、耕地环节外包、植保环节外包都有显著的影响，唯独对收割环节外包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收割环节在水稻所有生产环节中是跨区域发展得最好的，即使该地区经济水平不发达，农户依然能享受到收割的机械化服务。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在浙江省每个地区抽取一个县作为样本的调研数据，分析了浙江省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从总体来看，16周岁以上劳动力数量、土地面积、所在县人均GDP对生产环节外包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家庭拥有农机数量与土地细碎度对生产环节外包有显著的负影响。从耕地环节看，土地面积与所在县人均GDP对该环节外包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家庭拥有机械数量对该环节外包有显著的负影响。从植保环节看，农户所享受补贴与所在县人均GDP对该环节外包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农户种植水稻年数对该环节外包有显著的负影响。从收割环节看，户主经历对该环节外包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家庭拥有农机数量对该环节外包有负影响。

水稻生产是关乎粮食安全这一国计民生的大事，在政策上，要积极推动农户土地流转，推动土地向种粮能手集中，扩大水稻生产规模；积极落实农户接受生产环节外包服务补贴的发放；减少家庭拥有农机数量，增加水稻生产服务性组织拥有农机数量；通过水稻生产横向的专业化分工，逐步实现水稻生产各个环节的规模化操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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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