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苦中作乐到物质追求：第一次嬗变

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来到川西平原郫县合兴乡红光农业社林赛华家中视察。半年之后，作家袁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特写：

毛主席曾经访问过两个农业社，这喜讯顿时像一阵和煦的东风，吹得人人都沉浸在无法比拟的幸福感里。过后，在川西平原上流传着两首民歌：天上星星密密排，人民领袖下乡来。撒下种子一大袋，幸福花儿朵朵开。（袁鹰，1958）

这篇报道或许是“幸福感”这个词语1949年以后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上较早的记录之一。在此后的20余年里，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始终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不断革命”之间徘徊。在革命与阶级斗争话语的巨大统摄作用下，那时中国人对幸福感的体验，被打上了非常明显的时代烙印，体现了革命意识形态特征。

首先，“幸福感”往往被用来指代当时的中国人在受到革命领袖的奇里斯玛（Chrisma）权威感召时的心理状态，或者说，对革命领袖的个人崇拜，往往成为当时中国人幸福感的直接来源。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共产主义革命中逐步形成的对革命领袖的个人崇拜程度日深，作为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更是“占有近乎神圣的地位”（迈斯纳，1989: 372; Snow, 1972:68-70）。上文里四川农民因为见到毛泽东而产生“无可比拟的幸福感”的经历，正是这种“神圣性个人崇拜”的体现，而这种经历在很多人身上都曾发生过。1958年，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召开，“多少代表被和领袖见面的巨大幸福感压倒了”（金凤，1958）。1959年，广西边疆某勘探队的一名青年机长王国骥见到了毛泽东，“一种幸福感萦绕在他的心头”（《人民日报》，1959）。甚至革命领袖的影像，也会带来同样的心理状态：“群星朝北斗，葵花向太阳。我们在影片里，又一次看到了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心里充满了温暖和幸福感。”（刘成荣等，1969）

其次，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中，幸福是有阶级性的。1963～1964年，《南方日报》组织了一次题为“怎样生活才是幸福”的讨论，参与讨论的部分文章此后以《幸福观讨论集》的标题结集出版。这部讨论集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对幸福与幸福感的基本立场。这部文集非常明确地表示，“对于幸福，不同的阶级，看法是不相同的。……对于幸福，自然不能忘记他的阶级性”（《南方日报》编辑部，1964: 7～8）。而建筑在不同阶级立场上的不同的幸福观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就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重要反映”（《南方日报》编辑部，1964: 1）。

再次，在当时，幸福感产生的源泉，被认为更主要的来自精神生活而非物质享受。比如，在上述“幸福观大讨论”的一开始，就是从“贾宝玉的锦衣玉食是否就是幸福？”的话题谈起，贾宝玉过的那种“所谓应有尽有的物质生活，不能说是幸福的”（《南方日报》编辑部，1964: 4）。因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革命的精神生活，那么生活一定是异常低下和空虚的，甚至是异常痛苦的”，“幸福不仅包含物质生活的内容，更包含丰富的精神生活内容。……精神空虚最可悲。……一个人如果精神生活很空虚，即使物质生活很好，也不会有什么幸福；反之，有了革命的精神生活，即使物质生活艰苦些，同样会感到很幸福”（《南方日报》编辑部，1964: 4, 24）。甚至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一心一意想发财，寻求个人富裕幸福的小家庭生活”的农村妇女形象，都要受到批评（雷声宏，1964）。

最后，基于个体直观感受的幸福感被基于集体意识的幸福感所统摄，直至被后者淹没。官方话语呼吁人们“从小天地转向全世界”，认为“小家庭不如大家庭……依靠集体经济力量来改善生活，这才是幸福生活的唯一来源”，“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幸福同集体的幸福、劳动人民的幸福联系在一起，总是把集体的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前面”，“要使每一个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共同富裕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特殊的所谓美满生活”，而那些“不谈集体幸福，只谈个人幸福”的想法，不过是“剥削阶级的个人享乐主义的幸福观”（《南方日报》编辑部，1964: 5, 8, 13, 26, 29）。

上述幸福感的特征，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集中反映：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和贫乏的物质生活，使人们无法更多地从物质层面体验实在的“幸福”。更进一步，在“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信念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笼罩之下，甚至连与“个人享受”相关的“私念”都被要求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出去。客观上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近乎“禁欲”的和集体主义的幸福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整合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团结，特别是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都具有相应的正功能（Liu, 2006）。当时的中国人从诸如大寨、大庆、红旗渠等“社会主义样本”那里体验到的豪情壮志和幸福感，也并非“虚假意识”。但究其本质而言，所谓“如果像享乐主义者那样，只讲消费不讲生产，把物质生活享受当作幸福的唯一内容，那么不仅不会有什么幸福，而且会导致人类的贫困以至毁灭”（《南方日报》编辑部，1964: 16）的观点，不过是一种“苦中作乐”的无奈。

20世纪60年代初，“曾经使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和经济繁荣产生巨大希望的‘大跃进’运动顷刻间就变成了纯粹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绝望挣扎”，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幸福感迅速消退。此后，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和阶级斗争的日益加剧，人们感觉他们“口头上还在坚持的社会主义理想”已经离现实的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越来越远，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追求私人利益上”（迈斯纳，1989: 401）。

对于中国人的幸福感体验而言，真正巨大的转变，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生的，这种转变是伴随着中国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主旋律由“苦行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变而来的（王宁，2009）。1977年，中国国营企业职工迎来了20年来首次经历的工资上调（迈斯纳，1998:533）。也在这一年，停滞多年的高考制度部分恢复，对于多年来首次有望通过正规途径接受高等教育的考生来说，“能够走进考场就是幸福的”（傅仕彬，1997）。到了第二年，从小岗村村民自发“包干到户”，到《中美联合公报》签署，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无不表明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已经拉开大幕。一个富有意味的细节是，在这一年首都国庆典礼上，香港商人李嘉诚第一次受邀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回到香港后，他决定为家乡潮州捐建14幢“群众公寓”。公寓建成后，搬进新房的居民自发写了一副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据说此事还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中央，引起不小的震动（吴晓波，1997: 13）。这个历史的注脚已经在预示着中国人的幸福感体验正在发生巨大的嬗变。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1980年。这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普通读者来信，作者感叹“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没有人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认为以前自己“狂热的相信过的‘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的观点，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笑”，她认定“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潘晓，1980: 4～5）。这封此后被研究者视为“石破天惊”的来信，犹如“一颗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彭波主编，2000: 10），并且因此引发了长达10个月的全国范围内有关“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精神生活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一代青年的思想初恋”（彭波主编，2000）。这场“思想初恋”的意义，正在于它一方面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有关“何为幸福”“如何获得幸福”的集体焦虑，这种焦虑来自对过去几十年间被灌输的“革命与阶级斗争”和“集体主义”幸福观的反思与抗争——实际上这种焦虑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中国人对过去那种基于领袖崇拜、革命话语的集体主义幸福观的质疑；另一方面，这场讨论也明确表示应当正视“个人私欲”和“物质生活”在形成人们幸福体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正如上文中提及的，在此前二三十年间，这两个因素是被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抑制的。

实际上，就在潘晓抱怨幸福不易获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潘晓，1980: 3）的同时，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已经在发生巨大变化：1980年，中国第一家个体企业“悦宾餐馆”在北京开业，它的主人是普通的幼儿园勤杂工刘桂仙，到年底，仅浙江温州一地的个体工商户就超过了3000家；这一年，普通中国人可以喝到已风靡全球近一个世纪的饮料——可口可乐，而且当年中国人均猪肉消费同比增长近90%；这一年，中国读者第一次在杂志封面看到外国情侣相拥亲吻的照片……（吴晓波，2007）。此后的20年间，中国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表4-1的统计数据可以略见一斑。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升而来的，是有关“幸福感”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认为应当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邓小平，1994: 152），这实际上否定了此前官方倡导的具有阶级性的、将个人融入集体的幸福观。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首次在最重要的官方文献中将“富裕”视为获得“幸福”的前提，将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争取“人民富裕幸福”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官方意识形态的转变，促动了社会思想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中，作者王安忆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图景：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王安忆，1981: 5～6）

在这里，宏大的革命意识形态消失了，个体正常的物质欲望凸显了。而那一批率先致富的商人和企业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其中也包括年广久、牟其中这些备受争议的人物——他们“发家致富”的经历，被认为是获得幸福的一种方式，因而受到肯定和仿效。

至此，我们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人的幸福体验开始经历第一次嬗变。这次转变的特征，体现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

一方面，此时中国人幸福感水平的提升，主要建立在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升的基础上。在经历长期的贫困生活之后，对物质生活改善和收入/财富增加的渴望，既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原始推动力，也成为当时中国人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之一。正如本章第一节叙述的，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收入/财富与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与在其他国家进行的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似（Easterlin, 1974, 2001; Blanchflower & Oswald, 2000）。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和财富水平长期在极低的水平徘徊，因此收入的提升与幸福感水平的提升之间的关联程度更显著，这也印证了此后一些跨国研究中的结论（Haller &Hadler, 2006；哈尔彭，2012: 20～28）。

另一方面，中国人幸福感的这一次嬗变，与其精神世界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1979年，诗人顾城写下一首只有两行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1980）这首诗的题目是《一代人》，它预示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极端年代的一代人对革命意识形态的质疑和反思。随之而来的“潘晓讨论”使这种质疑和思考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共鸣。此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大幕的开启、联产承包制度的成功、企业中奖金制度的施行、技术职称和学位制度的推广等，长期以来被忽视乃至被扼杀的个人利益开始受到尊重，中国社会初步形成尊重个人的价值、创造性和经济利益的集体氛围，这是对此前二三十年间建立在极端集体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以压抑个性、忽视个体权益为特点的价值观的反动。这些来自民间的思考和官方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合流，从精神层面上提升了中国人的幸福感水平，至今许多人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依旧强调它是一个令人幸福的理想主义和思想启蒙的黄金时代（查建英，2006；马国川，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