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带一路”投资安全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预示着中国从全球化的追随者向倡导者的根本转变；从国际规则的遵循者向制定者的根本转变。其中，中国企业“走出去”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必然面对诸多未闻未见的投资安全风险。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有全球规则意识，并在风险防范方面做好综合分析与准备。

客观来说，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当企业有足够的能力“走出去”时，可供选择的国际范围内的目标市场已为数不多，成熟的、风险较低的市场对后发者已经没有太大空间，进入门槛也较高；而未开发的、潜力大的市场相对风险又较高，需要开拓者具备应对投资安全高度不确定因素的能力。

由此，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安全风险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变性，既要考虑海外投资过程中经济、经营上的商业安全风险，又要看到因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引发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各种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当地法律、文化、社会等对生产经营的包容性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安全考量，既有传统的商业安全，又有凸显的地缘安全；既要考虑国家层面，又要顾及国际层面。

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安全分析，应具备综合视角与全局意识，系统化、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判断，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考量与评测。

（一）经济金融安全

经济金融安全是对外投资所需考量的传统因素，也是最复杂、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经济政策、金融风险、运营风险等。

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被投资国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保护上。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新独立的国家更加注重本国经济的发展，奉行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利用各种手段削弱外来投资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甚至不惜采取激进的手段，严格限制外来投资的比例，或者将外来投资国有化。这些经济政策对跨国经营具有重要影响，对投资安全也构成威胁。

金融风险主要是系统风险，比如，金融危机时，原油价格“跳水”，收入强烈依赖石油的国家就会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原来欠的债务就无法偿还，导致呆账等。沙特的轻轨，波兰的高速路，都是折戟于此类投资安全风险。

运营风险主要出现在企业做出投资决策的时候，是因成本与收益的预估计算失误造成的获益风险。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了很多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投入大、回收期长，安全风险很大，许多项目建成后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认真评估，不能仓促推进。如中国（喀什）—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伊朗铁路，虽然各国对此都很积极，但有多少货物可供运输、线路是否有经济竞争力还需审慎评估。

（二）政治安全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对外国际话语权有限，受大国博弈战波及；对内，治理能力不强，面临诸如领导人交接、民族宗教冲突、民主等多重矛盾。因此，政治安全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安全进行分析与评估十分必要。

被投资国政治的不稳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甚大。其一，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墨西哥高铁项目中政府的反复食言、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与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中领导人的更迭，使项目一波三折，让中方企业的巨额投资反复陷入困境。其二，维护国家安全也成为海外政治集团阻挠中国企业投资的重要理由。1990年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收购美国西雅图飞机零件制造商MAMC公司项目、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优尼科项目、鞍钢在密西西比州的钢厂项目，无一不被美国政府部门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有军事背景”等理由否决。中国欧盟商会《中国对欧盟境外投资报告（2013）》的数据显示，近一半的受访企业表示在欧洲遭遇过监管障碍，其中最为主要的障碍就是政府审批和国家安全考量。

（三）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主要是指不同国家的宗教信仰、法律制度、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等跟国内现实环境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很难预估和量化。社会安全更多存在于双方的文化认知差异、匹配程度等方面，因此，对社会的评估，目前尚且无权威数据指标。

事实上，社会安全风险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败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中国铁建在沙特的轻轨项目中，根据当地法律，在“圣地”麦加的建筑工人应是穆斯林，而承建方在短期内从国内招募合格的穆斯林员工非常困难。在波兰的高速公路项目上，依当地法律，公路上修两栖动物过马路的通道（即青蛙通道）是“标配”，不在谈判之列，这亦给中国企业带来诸多困扰。

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中国企业“走出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安全风险，需要企业参照各种权威指数及实际调研进行综合判断。风险尽管存在，但机会同样并行。统揽全局、探清风险、分清主次、积极行动是关键，从综合安全的视角管控风险，就能够有效保障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