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隶书常识

隶书是汉字书法中常见的一种字体，源于秦，兴于汉，复兴于清，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隶书因其呈八字向背的分散之势，故而有“八分书”之称，亦称“佐书”“史书”“分书”。隶书按文字演变过程分为古隶和今隶两个阶段。先秦时期至西汉初为古隶阶段，西汉中至东汉为今隶阶段。

隶书源于先秦的篆书，是篆书的草化字体，到西汉初结束其孕育阶段，逐渐走向成熟，至东汉末期达到全盛的局面，六朝至明代是其衰微阶段，至清代因碑学之兴又兴盛了。隶书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由秦狱隶程邈所创，因其有创隶之功而得始皇起用，故以其狱隶身份而称谓之 “隶书”。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说，“邈字元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二是说秦时奏事繁多，小篆繁复，书写时多有不便，为求快捷，下层官吏便草化篆书的写法，用于往来公文上，遂起其名，这是因其运用性质而得名。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官方正体文字的小篆，尽管规范美观，但书写时较慢，以至效率很低，为求快捷，化篆书圆转为隶书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而成“隶书”。字体从孕育到形成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嬗变过程，字体的创制绝非一人之能事。现存的文字资料证明，隶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是篆书的快写法，到秦朝时初步具备稳定的形式。程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起着整理、总结、改进的作用，但并非是其首创。秦时官方正规文书、石刻均用小篆，以示庄重，而隶书只能在民间使用或用于一般性质的文书，在小篆难以应急的时候使用，起着“依附”“附着”“隶属”的辅助性作用，所以人们将它称为“隶书”。“隶”是隶属、附属的意思，但在当时隶书的实际应用范围和受到社会的接纳程度已远超小篆，这显示了其独特的价值和蓬勃的生命力。

西汉初期的书体是汉隶的雏形，介于篆隶之间，正逐步从篆书向隶书演变，文字学家将这种演变的过程称做“隶变”。在隶变过程中，尽管文字的根本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但在构形上，篆书和隶书却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隶书仍以大篆的体式为主，但长方、正方、扁方形态时有出现，笔画于草率中初显波势的起伏变化，用笔上也不再是纯粹的圆笔，方意和提按之法已初步形成。在我国西北和江淮地区出土的大量古代竹木简牍中都有汉代人的隶书书写手迹，如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汉文帝时的帛书《老子》甲本，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秦始皇三十年时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都能看出已有隶书意味，笔画多方折。从这些手迹的结体、用笔的共有特点可以看出隶化已初具模式，为成熟的汉隶奠定了基础。

西汉中、晚期的简牍隶书，体式上基本趋于定型，结体工整妥帖、扁方宽阔，字势向左右舒展。波磔之势写法老辣，用笔多方切、方折，侧锋之意非常清晰，这也是隶书日趋成熟的标志，如《居延汉简》《武威礼仪简》等。

东汉初期的隶书，开始在技法表现上进行完善。至东汉中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峰，出现了非常典型的笔画形态——蚕头雁尾，而且结构也更具备成熟隶书的特点，即字形方扁，间距匀称，以字的中线为轴，左右两侧的笔画呈现对称与舒展之态。这种隶书，有时被称为“八分书”。 “八分书”之称，乃因魏晋时楷书亦称为隶书，后为区别两者故曰“八分书”。

汉代流传下来的隶书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墨迹，书写在帛书、竹木简牍上，如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湖北江陵凤凰山出的木牍，甘肃居延、武威、敦煌出土的竹木简牍等。另一类是碑刻，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张迁碑》《华山碑》《曹全碑》《石门颂》等。

最能代表隶书成就的是东汉的隶书作品，有的秀逸健劲、点画平稳、结体匀称、笔力圆润、波磔分明，富有庙堂之气，如《礼器碑》 《曹全碑》；有的方正古拙、结构严谨、雄强肃穆、笔画厚实，具有拙朴的审美效果，如《张迁碑》 《衡方碑》 《西狭颂》 《鲜于璜碑》；还有的奇特异变、带有草意、奇纵恣肆，如《石门颂》《景君铭》 《祀三公碑》等，总之，东汉的隶书绚丽多彩，风格各异。

魏晋以后，隶书逐渐衰退，出现了类似于行书与楷书的字体。有些追求装饰意味，字体规整，波挑与波磔富于装饰性，如《上尊号碑》《曹真碑》等；有些是书体混杂，或隶书与篆书相混，或隶书与楷书相混，如《唐邕写经颂》《华山庙碑》等；有些比较严格地遵守隶书的规范，但字形又较汉隶明显趋长，如《陇东王感孝颂》等；还有少数作品古朴而自然，如《范式碑》《好大王碑》等。

隋唐的隶书基本延续了南北朝隶书瘦硬直板与楷隶相杂的特点，直到唐玄宗李隆基时期，隶书才有了短暂的繁荣，他流传下来的作品有泰山上的《纪泰山铭》和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同时出现了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徐浩等书家，其中前四位被称为“唐隶四家”。

唐朝以后，由于社会风气的变化，隶书再次沉寂。直至清乾隆以后，碑学中兴，隶书才得以复兴。清朝隶书的复兴得力于金石学、考据学、文字学等学术思潮的影响。当时，许多秦汉石刻书迹等不断地被发现，很多学者在考据和古文字学等研究上极为用心， 促进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同时又在大量秦碑汉石书迹上学习书艺，从而促成了时人对书法新技法的探究，由此便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大量原先不被看重的秦汉碑刻书迹得到了学书者的重视，进而丰富了人们对隶书艺术的认识，也由此引发了“碑学”的产生。清代的隶书家以复古为己行，变古法为新法，形成了各自鲜明的风格特征。如清初的郑簠、金农等，清中期的邓石如、伊秉绶等，清后期的何绍基、赵之谦等。郑簠的隶书飘逸虚灵、洒脱清丽，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将其隶书列为“逸品上”。因其开创之功，有时人们也将郑簠称为“清隶第一人”。邓石如的隶书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为前人所束缚，笔画饱满，方圆结合，结体“疏可走马，密不容针”。伊秉绶的隶书以篆笔入隶，结体宽博，风格高古，自开面目，于平淡中见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