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口结构的宏观经济含义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共十八大报告（2012）

 

中共十七大对人口问题的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对同一个问题前后两次代表大会的表述有明显变化，不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相反，强调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国家统计局在公布2012年经济数据时，提到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第一次出现下降。传统上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定义一般是15～64岁，统计局特地强调15～59岁人口数量的下降，似乎是要凸显我国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我国人口不均衡发展有多严重，其对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先看两个小例子。

杭州《都市快报》2012年10月28日的一篇报道凸显出农村的所谓“空心村”问题。江西西北群山深处有一个叫南坑村的小山村，始建于清朝末期，最鼎盛时有130多口人，现在，一个64岁的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守护着这个据传清朝末年由浙江丽水迁来的村庄。该报道把这个变迁归结为城市化的冲击，青壮年挤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一家家搬离了村庄。

“空心村”的出现，除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生育率下降，造成年轻人口显著减少。这两个因素影响下的一个集中体现是中小学在校学生数的减少，这一点在农村尤其突出。2012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了《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报告显示，2000～2010年，在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相等于每过1小时，消失4所农村学校。生源不足是造成学校减少的重要原因。

这两个例子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动的一个缩影。过去十几年，年轻的非劳动力年龄人口（少儿）的数量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同时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变为在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1980年代初开始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劳动力变得比过去短缺，工资上升速度加快。

近几年，人口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相关的研究也多了起来，但因为出发点不同，分析的框架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有很大的差别。本书的一个特色是把人口结构的变动放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里，系统性地分析其对经济的不同层面的影响。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更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的消费和投资行为不一样，总人口中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占比不均衡，必然对总体消费和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在讨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时，有一个倾向是认为人口的变动是缓慢、渐进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很小。本章试图说明有些影响不是线性、均匀分布的，尤其是通过资产价格、货币信用渠道产生的影响，波动性大。我们首先阐述人口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胀、资产价格、货币信用周期等宏观经济现象，然后参照人口红利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的经历，总结对我们的可能的启示。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口不均衡发展的影响不是劳动力减少降低经济增长那么简单，冲击的形式也不是人口结构变动缓慢所暗示的那么遥远和渐进。

一 人口结构的主要特征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了我国人口变化的主要趋势：①过去十年，人口年均增长率比20世纪90年代明显放缓；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但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少儿人口比重降低，老龄化趋势初现；③全社会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人口素质提高；④城镇化进程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50%; ⑤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增加，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比重下降。

上述第一项讲的是人口总数的增长放缓，按照现在的生育率估算，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从过去10年的年均增长0.53%降低到未来10年的0.28%，人口总数到2025年左右将达到顶点，然后开始下降。人口总数在顶点的水平预计是13.96亿（见图2-1）。计划生育政策达到了控制人口总量的目标。

上述第二到第四项讲的是在给定人口总量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动。从年龄结构看，人口的平均年龄显著增加，1990年人口最多的年龄组别为15～24岁，占总人口的22%，到了2010年，人数最多的组别是35～4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8%（见图2-2）。199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6%,2010年上升至8%，预计到2030年将上升至17%（见图2-3）。也就是说，过去20年老龄人口占比只是缓慢上升，而未来20年这一速度将大幅加快，将明显超过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感受。与此同时，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上升，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近9%（见图2-4）。

从对经济的影响来看，过去20年我国人口结构变化有两条主线最值得关注。一个是人口红利，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抚养比下降。如果把年龄在25～64岁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年龄在25以下、64岁以上的定义为消费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生产者超过消费者，2010年生产者/消费者的比例为128%，整个社会生产的人数显著超过消费的人数，负担轻，人口红利非常明显。

另一个趋势是城乡转移，在农村就业不充分的青壮年劳动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转移到城镇工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过去20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平均每年1.3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盛来运（2008）估算1995年的农民工人数仅3000万。而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农民工数量达2.6亿。两组数据，揭示出过去城乡人口的大规模转移。

其他一些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出现过人口红利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我国和这些国家的经历相比有些什么特殊的地方呢？第一，我国人口红利的程度超过其他国家曾经出现的情况。日本在1970年代初生产者超过消费者，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在2000年代初达到顶峰，在125%的水平。美国在1980年代后期生产者超过消费者，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在2007年达到113%的顶峰水平。按照现在的人口预测数据，我国的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在2015年达到顶峰时将处在136%的水平。如图2-5显示，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者/消费者比例的低点更低，高点更高，差距大。

第二，在我国，过去15年中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同时发生，造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多的独特条件。很少有国家出现这种人口红利期与城乡转移期相重叠的情况，其他国家都是先完成城镇化，再出现人口红利。我们的两个东亚邻国就是这样的。在日本，当人口红利在197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城镇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达到73%的水平。韩国的劳动力城乡转移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而以生产者超过消费者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期则于90年代才开始，当时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5%。我国人口红利在1990年代末起步的时候，城镇化率在35%，在人口红利接近顶点的现在，城镇化率也只有50%多一点。

向前看，我国的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在2015年见顶后将逐渐回落，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生产者/消费者比例还将处在较高的水平，到2030年还维持在120%，但是生产者群体的年龄结构将呈现老龄化趋势，25～44岁的青壮年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0年的32%下降到2030年的27%（见图2-6）。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多数研究人员赞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幅减少的判断。由于人口转变过程不可逆，未来人口红利消退的趋势无法阻挡，缩小“未富先老”缺口（即人口老龄化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超过人均收入趋同的速度）变得日益紧迫。

我国人口结构的上述变迁过程是过去30年宏观经济众多重要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货币环境、通胀趋势、房地产价格、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的重要方面都有显著的影响。理解人口结构的变迁路径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未来宏观经济的演变方向，进而使我们的公共政策和私人的投资决策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