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论：新经济与新金融的“进化史”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
All theory, dear friend, is grey, but the golden tree of actual life springs ever gree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
《大学》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经济与金融活动总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有时快些，有时慢些；有时剧烈，有时和缓。所谓的“新经济、新金融”是经济社会巨大变化的产物，意味着一定发生了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变革。
从技术层面上看，新经济、新金融等同于网络经济与网络金融；但从经济进化的历史进程上看，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网络技术层面，而应当回归经济与金融本身的历史来考察。换言之，技术因素带来“突变”，经济或金融活动历史性地累积则形成“量变”。两相叠加，发生“质变”，是为进化。
注释
[1]语出《浮士德》，歌德借Mepidstopheles（英文译作Mephisto，梅菲斯特）之口说出：“Grau, teurer Freund, ist alle Theorie, Und grün des Lebens goldner Baum.”
一个基本事实：交易效率超出生产效率
“进化”，是一系列事实的累进，其中，往往有一个标志性的基本事实。这个基本事实就是所谓的“线上交易快于线下交易”，换言之，“交易效率超出生产效率”。这意味着一场划时代的经济变革已经到来，我们称之为新经济。新经济的基础是互联网运行及数字技术应用，其主角是新金融。
对新经济、新金融的任何描述大体而言都离不开网络，进而也离不开网络交易。诸种诸样的分析与阐释，离不开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网上交易具有便捷性、高速成长性与扩张性。这个事实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线上交易快于线下交易。
线上交易快于线下交易，不仅意味着网络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正在全面地改写经济体系的演化进程。一个视角是，将线上与线下的经济与金融视作二元化，力图由此诠释新经济、新金融的历史走向。但是，这个视角只是强调了经济进程的发展重心或中心的移转，对整个经济体系发展变化的观察与解释力度是不够的。另一个视角是，将线上的经济与金融和线下的经济与金融视为一个整体。这就是说，线上交易效率快于线下交易效率所带来的，是整个经济体系交易效率的提高。
目前，交易效率的提高还是一个局部的事实，一方面体现为线上交易效率高于线下交易效率，另一方面则已经出现了线上交易效率高于线下生产效率的状况。后者正在不断增加，逐渐体现为一个趋势性的事实，即交易效率超出生产效率。
交易效率超出生产效率，正在从一个不断扩张的趋势性事实演进为一个十分明确的整体性的事实，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历史变革。当下所有关于新经济、新金融的言说，正是以“交易效率超出生产效率”这一基本事实为核心展开的。
效率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是很晚近的现象
历史地看，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取决于其经济的稳定程度；进而言之，经济稳定的状况取决于生产和交易的稳定状况，亦即生产供给和交易需求的匹配状况。这不仅体现为生产和交易在量上的匹配，还体现在生产和交易在时间上的匹配，后者就是效率问题。经济理论往往直接假定市场是有效的，亦即交易效率是有保障的。然而，现实的市场体系往往是有边界的，此边界可视为效率极低，即交易难以实现的情形。事实上，经济活动在空间上普遍地联系在一起，意味着生产和交易普遍地组织起来，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一体化，这种“无边界”的市场作为现实出现得却极晚。
经济活动的中心原本并非是所谓的效率问题。在初民经济时代，人们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那一时期经济活动的中心是“范围”，即在一定的地域或地理空间内从事渔猎与采集，可使初民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界动植物诸物种的繁衍节奏实现最佳的匹配。渔猎和采集经济追求最佳的范围，各个经济单位存在着地域性经济活动的边界，即其经济活动存在着事实上的地理边界，其单位面积上的经济产出往往是有限的，难以形成经济规模。那一时期经济活动的突破点在于寻找能够形成规模的动植物产出方式。
农牧经济则处于一个规模化的经济时代，灌溉农业和大规模的畜牧业创造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景观。相比渔猎和采集，农牧经济高度集中化，生产效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一系列农牧技术的发掘与应用，以及金属铸币的广泛使用和贸易的普遍化，使农牧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飞跃，人口也有了巨大的扩张。但是，这一经济时代的生产效率及交易效率都受到一系列季节与天气因素的约束，跨季的生产和贸易是十分有限的。因此，经济活动的效率虽然相对以往有了大的提高，但是依然受到明显的限制，经济规模仍是经济活动的中心。
农牧经济需要实现更大规模的积累与发展，其经济拓展的途径是在范围上实现再突破，这一方面依赖贸易的推动，从而直接推进了全球贸易路线的拓展，出现了“大帆船时代”的海上经济，迎来了全球贸易时代；另一方面则由于与之相伴的地理大发现，使大量的亚热带及热带作物的产地向北推进，全球作物的地理样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经济的范围拓展了，除了粮食以外，蔗糖、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先后涌现，突破了之前温带农作物经济的传统范围，而畜牧业也挣脱出沿陆路拓展的历史惯性，实现了海洋上的突破。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呈现为一个接一个的产业的勃兴，最终汇聚成强劲的动力与能源需求，从而极大地刺激了能源和矿业的发展。产业革命发生了。
只有到了产业经济时代，生产效率才彻底地挣脱出自然节律的约束，实现了24小时连续生产，出现了史上最大规模地使用劳动力的情形，改变了经济地理面貌，改变了铸币规律，对资本与技术的应用达到了巅峰状态。经济产出呈现“无限制扩张”的态势。直至这一时期，经济效率才开始有条件地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问题。
大体说来，效率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是产业革命后的事情，人类经济社会对生产效率的不懈追求也是产业经济时代的产物，更是这一历史阶段的标志。
为什么是生产效率，而不是交易效率？
在农牧业时代，交易是十分必要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制衡更主要地取决于贸易的稳定状况；农业经济内部不同的经济区域之间，也是以贸易的稳定性为主导的。保证贸易稳定性的决定力量往往是国家机器及军事力量。在中国春秋时期，诸侯会盟的核要是解决灾年的相互救济问题。这就表明，农业经济不是一种整齐划一的经济，各个经济区域的生产状况往往决定于不同年景的气候状况，有时战争瘟疫等因素也发挥巨大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农业经济难以出现大量的、全面性的生产过剩，同一经济区域在不同时期的经济产出是不均衡的，不同经济区域在同一时期的经济产出也是不均衡的，因此需要各个经济区域之间进行有效地调配。由此，贸易的稳定性是非常必要的，乃至必须动用国家机器或军事力量来加以稳固。简言之，产出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交易必须实现稳定。
稳定交易是交易效率的基本保证。这是由农牧业时代生产效率的不稳定决定的，至于生产效率全面激增后的交易效率问题则尚待下一个经济历史时代的到来。
生产效率激增，交易效率相形见绌
19世纪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电气化、铁路、汽车等一系列重大的技术变革实现后，人类经济社会呈现史无前例的大飞跃。生产效率实现普遍性的激增，工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企业资本主义全面确立：一方面，在法律上实现了商法相对于民法的突破，商法革命带来了有限责任公司体系，进而确立了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使传统的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全面的“转型”，从而奠定了现代企业制度体系，企业成为经济社会的组织中心；另一方面，在财务上实现了普遍账目的标准化，这就使得尽可能多的经济资源货币化、账目化，成为企业的资产，货币形态也出现了巨大的、历史性的变革，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建立起来，银行票据发展成为现代货币，央行和国家力量再使之成为“法偿货币（法定货币）”，货币的供给成为一个完全人为的事物，不再受到矿冶产业的约束。这个过程就是以企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时代。
以企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心是，使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向生产领域集中，企业——特别是生产性企业几乎获得了社会全部经济要素。这是围绕企业部门生产效率的历史性激增而形成的，企业部门不仅是经济产出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利润的主要来源。这就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围绕生产运转，而其他环节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这一变化。
当生产效率历史性地全面提速，交易效率相形见绌，尽管也有相应的提升，但相对前者却显不足，甚至有所下降。
大萧条的启示：有限的市场与有限的交易
当生产效率的快速提升成为经济社会的头等大事后，生产力的概念上升为经济活动的核心。不仅大量的经济要素压倒式地向生产环节倾斜，而且为了提升生产效率甚至忽视乃至压榨其他经济环节，这就使得资源更进一步向生产环节集中。这种冲击力量从整体上改变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面貌，也使得人类社会大踏步地向工业社会迈进，后者正是在这样一个“失衡”的前冲状态中到来的。
工业经济具有无可比拟的生产效率，也占有无可比拟的经济资源，拥有企业、银行等组织体系，从而赢得高利润的投资回报和一系列的资本优势，甚至法律优势。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呈现了膨胀式扩张的态势，似乎无可阻挡。正是在这样一个“失衡”前冲的大趋势中，人类社会第一次迎来了全面的经济产出的扩张，这是前工业时代所不能想象的。
然而，全面的经济产出的扩张是不可持续的，它将不可避免地迎来边际上的萎缩。大萧条正是这样一场全面的经济萎缩。诚然，大萧条所具有的经济历史含义，正是人类社会经济体系史无前例地陷入全面衰退的标志。全球经济活动都受到衰退的冲击，那些以往最活跃的经济中心甚至深陷旋涡。
大萧条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理论上的反思认为，萧条来自于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解决之道在于，扩张需求。于是，政府部门扩张需求作为新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登堂入室”，工业经济时代以企业为中心的格局发生了位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环节。然而，政府能够带来的需求是什么呢？历史地看，以美国为例，数额最突出的政府部门的需求便是反映在战争产业中的庞大支出。有人甚至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工业国家最终摆脱大萧条影响的关键。在罗斯福总统当政期间，美国宣布将生产6万架军用飞机。实际上，美国生产了9万余架军用飞机。战后，朝鲜战争接续，继而越南战争。在麦克纳马拉主政美国国防部期间，五角大楼的支出超过了美国联邦预算的16%。但是，战争产业也逐渐走到了尽头：美国方面再无力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无力决定战争的胜负，甚至无力独立地终结战争。战争产业成为一种无法控制的消耗，同时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反弹。战争产业在名义上扩张的是政府部门的公共需求，事实上，它直接扩大了军工交易，带来军工交易效率的极大提升。
生产效率提升后，交易效率需要随之提高，这不仅意味着交易半径的放大，即单位时间内交易所覆盖的空间范围的放大，还意味着单位时间内交易对象的增多，从而实现交易量的根本性放大。这就是说，不断扩大的市场与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之间需要匹配，否则，就会出现“产大于销”的后果。
事实上，大萧条表明，生产效率全面地史无前例地提升之后，相应的交易效率的提升应当成为经济体系最为紧迫的任务。但是，如果缺乏大萧条一类的历史性的重大经济事件的冲击，无法扭转事实上已经严重失衡的经济社会体系。交易效率的滞后首先体现为市场体系的约束：大萧条中，美国出现了倾倒牛奶的事件，为此备受诟病。问题在于，当时美国的市场体系远不如今日发达，牛奶产业缺乏储存、运输的能力，如果不及时倾倒，后期的费用将更高。这就表明市场是现实的、有限的。现实的市场体系是否能够适应生产效率的极速提升呢？大萧条恰恰表明，在生产效率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与高速增长之后，市场体系需要大量的投入来实现交易效率的提升。
扩张交易效率的诸种尝试
通过战争产业全面提升军工产业的交易效率，使经济暂时摆脱了萧条，但是交易效率依然落后于生产效率。在全球战争产业大幅衰败后，“冷战”依然是强化军工交易的手段。问题是，此时军备扩张的主要方向在尖端军事装备，特别是核工业，军工产业的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偏转，这就使得“冷战”时期，军工产业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支撑或拉动力量不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恶化了整个工业结构或经济结构。以苏联为例，在相当程度上仍维持着战时经济，军事工业主导的能源和重化工业是经济体系的主干，轻工业不足，经济社会的民生发展受到极大的局限。
在这个背景下，苏美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生了著名的“厨房辩论”，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之间就两国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展开争论，这一争论使苏美之间愈演愈烈的军事竞争出现了一定的转机。轻工业有助于扩张市场容量，提升交易效率。美国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和努力，但是苏联却举步维艰，它的军工重工产业畸形发展，整个经济的价格体系严重扭曲。比如，从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的机票价格要比从莫斯科机场打车到市中心“红场”的价格还要便宜，而在乡村农场，国有农场的员工甚至用面包喂牛，因为面包的价格比料草还便宜。当时，日本曾抓获苏联的工业间谍，发现该间谍意图窃取的竟是日本制造民用塑料水桶的技术。与之相比，美国出现制造业的转型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它的企业是私有的，能够及时做出调整。一方面，美国不断强化其民用生产；另一方面，美国在逐步地实现其制造业的外移，从而向外转移其生产效率过高的压力，同时不遗余力地提高其交易效率。
美国提高交易效率的努力体现在不同的领域。
一是金融领域。其中要给予特别关注的是商品交易的衍生化，这使得美国有能力掌控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这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它为8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外移提供了前提条件。商品期货交易、证券交易的繁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电算化的发展，电子交易的普及最先在金融交易领域“开花结果”。可以说，金融交易效率的提升速度大大快于生产效率。这也带来了问题，就是随着金融交易效率的片面提升，逐渐产生过度交易现象，助推了金融危机的频发乃至大发。
二是零售领域，发生了零售革命。
美国的零售革命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以革命冠名的经济变迁颇多，诸如价格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产业革命，等等。20世纪70年代的确发生了“零售革命”。其中以沃尔玛为代表的美国零售业革命最为醒目。沃尔玛曾经在全球范围拥有雇员超过200万人，超过了任何一家生产企业，代表着零售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众所周知，产业革命中的第一个产业变革是加勒比地区的蔗糖业。欧洲人喜欢甜食，但是自身不产糖，加勒比地区的蔗糖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产业，而它的主要市场也正是欧洲。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鉴于英国对欧洲大陆的经济贸易封锁，法国人才发明了甜菜来满足欧洲大陆的糖类消费需要。蔗糖业是温带经济与亚热带—热带经济区域联系的重要产业，直到棉花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棉花产业推进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特别是压棉机的发明与应用，使大量的棉花种植推广开来。北美的棉花种植成为产业大项，之后美洲的烟草、可可、咖啡才跟上来形成种植业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冲击。棉花产业推进了纺织业的发展，而棉纺织业改变了人类生活习惯，使服装革命出现了。正是棉纺织业带来的服装革命造就了成衣业，而成衣业则是零售百货业的核心支柱。
工业时代的商业是以百货商店为主导的，百货商店超越了以往的商铺和杂货店，而促进百货商店的支柱性产业就是成衣业。一般来说，成衣业往往占据了百货商店四分之一的柜台长度，如果再加上纺织面料占据的柜台，成衣和衣料的总柜台长度几乎占到百货商店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没有纺织业与成衣业，就无所谓百货商店体制。
百货商店成为主要的交易场所，其特点是销售大量的标准化商品以及大量的分装商品。就是说，生产商的产品在到达百货商店的销售柜台之前，并没有大量的分装，更没有大量的小包装出现。这就决定了百货商店体制与之前杂货店的上游批发、下游零售的基本形态相比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都是在分装销售。分装销售意味着必须需要柜台，柜台内侧是总装或混装，柜台外侧是购买者，往往需要分装，即临时的小包装。柜台作为分装和小包装的操作界面。百货商店没有废止柜台，只是将柜台极大地延长了。这就是说，百货商店体制“革了小杂货店的命”，但百货商店事实上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杂货店而已。
百货商店体制根本没有能力做到销售与生产同步。从生产到销售之间的路线仍然比较长。百货商店的竞争力在于它的组货能力。也就是说，百货商店有能力对接大的生产商，因为百货商店拥有更长的柜台，同时往往拥有更好的地段乃至大量的潜在购买者。百货商店还能够做到统一的收银，这就使得其更有能力同生产商之间实现有效的财务连接。百货商店代表的是集中式的销售或交易。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百货商店选址在人口高密度或高流动性的区域的确是最佳的销售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百货商店模式使城市人口与工业产出实现了最佳的对接，提高了交易效率。
大萧条之后，商业革命一直在酝酿之中，并非一蹴而就。首先，战后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战后“婴儿潮”出现了，而大量的避孕措施也同时得到普及，家庭部门有了更强的需求弹性。20世纪60年代个人自由和人权运动高歌猛进，消费者主权出现，极大地提升了家庭部门和个人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其次，产品开始不断地接近最终消费需求，大量的最终消费品出现了，特别是在食品产业方面，出现了食品产业的革命。随着饮料工业的出现，大量的瓶装饮料开始流行。食品加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缩短了食品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快餐业蓬勃发展，直接带动了肉类、面粉、油糖等产业。大量的肉禽饲养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养活数以亿只的活禽。水产饲养也不断壮大，饲料工业随之发展开来。这些都使得集中消费的格局被打破了。
大量的超级市场——超市出现了。超市的出现使百货商店的模式黯淡下来，大量的居民日常消费品从超市交易获得，其中食品与饮料是最为重要的大项。这相当于百货商店时代的成衣与衣料大项。同时，石油化工也向日用化学领域拓展，日益接近居民和家庭部门的消费需求，日用化学品大量进驻超市。超市事实上是柜台的进一步延伸，同时几乎取消了柜台内侧与外侧的区别。引发这一变革的重要力量是工业产品贴近最终消费需求，并实现了食品工业和日化工业的“大跃进”。最终消费品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不再需要分装了，这就意味着柜台革命必然发生：一是柜台需要进一步延长，这就是超市替代百货商店的根本原因，百货商店的柜台长度已经接近或超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能，而超市是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大限度地延长“柜台”，即以货架直接替代柜台，而只保留收银台；二是日用消费品全面全时供货，相比之下，百货商店类似年节消费的旧模式就落伍了，而快速的城镇化也使以往地理集中的消费模式走向分化。
大卖场的出现是20世纪70年代消费革命的又一形态，它主要出现在美国。汽车工业的长期发展，彻底地改变了美国居民的居住状况，分散居住成为常态，距离城镇越来越远的居民区需要服务于自身的商业集中地，大卖场就是应对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大卖场在北美十分普遍，但在欧洲却不流行。这是两地的经济地理差异造成的。
大卖场和超市的叠加，让我们看到了以沃尔玛为代表的零售革命。这个革命背后有许多因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企业部门使产品更接近于商品，从而使销售形态发生革命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零售革命极大地扩张了交易规模，缩短了生产与销售之间的空间距离。此外，还有至少三个方面是值得关注的。
一是仓储物流的革命。今日美国的基础设施老化成为人所共睹的事实，但在40多年前，它是最先进、最发达的。“二战”后，美国公路运输发展极为迅速，实现了“从门到门”。这个巨大的变化是大萧条时代无法想像的。美国的市场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整体化的进步，全美公路网、航运网、航空网都取得了改天换地般的进步。这也推动了仓储业的大发展，比如大量的冷藏保鲜设施，不仅在仓储部分，在运输部分也普及开来，这就保证了鲜货市场体系极速发展。仓储物流的革命使市场体系扩张与壮大，使零售的品类激增，使产品不仅在距离上、在时间上也更接近消费者。这种仓储革命反过来也促进了零售行业的革命。
二是居民家庭部门的装备水平普遍提高。苏美的“厨房辩论”说明了美国居民家庭部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中家庭装备水平出现非常大的提高。20世纪60年代，电视机和收音机普及开来，不仅出现了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流行音乐也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更为重要的是空调的使用，以及厨房设备的现代化，其中电冰箱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家用电冰箱容积普遍大于世界其他地方。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是，美国的家用电冰箱容积是与其超市食品饮料的包装规格相匹配的。例如在美国知名大型超市COSCO，流行的销售方式是家庭大包装，而这些大包装放置在美式冰箱内不会有任何问题。
三是美国零售的商品责任向产品责任延伸。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消费主权运动蓬勃发展，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责任也日趋明确与严苛。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零售商品的责任向上游延伸，生产商的责任得到强化，这是零售革命中的重要一环。产品生产商必须明确标识产品的生产日期、使用有效期、产品的主要成分以及有关的保证和提示。这些规定使零售商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障了消费者的法律权益。这个法律上的变化十分重要，除了使消费者权益得到保障外，更为重要的是使商品从生产到销售全程的法律责任明晰化，也使商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流程时间明晰化。这标志着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储存、运输与销售等诸环节都处于一个日趋严密的法律责任体系中，处于整个经济社会的监督下。从根本上看，这极大地改变了零售业态，使零售业不再单单是生产企业的下游行业，生产商的生产活动也更加受到零售终端的约束与限制。
美国的零售革命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全球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零售革命也不同程度地展开了。在欧洲，家乐福是最具竞争力的超市巨头，而在日本，711则成为小型超市的巨无霸。这些零售组织形态的变革不仅使产品更接近于商品，而且在市场价格体系上也发挥近乎决定性的影响，生产商更加贴近消费者，不仅体现在商品的范围、种类、特点、价格等方面，而且在资金的运营上也更以最终消费为基本指向。
零售革命还带来了资金流的巨大变化，一系列的零售商在账期的设定与安排上具有更为灵活的影响力。事实上，零售商由此开始向金融领域渗透。原因在于，零售商更靠近消费者，也就更接近于掌握现金流。一系列的零售巨头开始独立发行或联合发行信用卡等支付工具，它们也更愿意在客户的消费记录上做积累，从而能够有效地制定更为灵活的价格政策，以及给予客户相应的折扣，乃至直接发放信用卡等。可以说，美国式的零售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催生了零售金融的发展与成长。但恰恰在这个方面，美国式零售革命依然保留了收银柜台，依然是即时清结的交易，只不过加入了信用资源，结果并没有使交易的达成与完成分割成两个环节。
美式零售革命保留了收银柜台，通过信用注入释放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但是，仍然将交易锁定为即时清结，这就意味着交易依然被锁定在确定的时间及空间范围之内。换而言之，美式零售革命并没有突破物理环境的局限，而只是在确定的物理环境中尽可能地放大交易量。这是一种不彻底地释放交易。
必须彻底地释放交易：从有限的市场到无限的交易
在确定的物理环境中，经济活动仍然以生产为中心，生产活动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源，而交易活动依然处于相对的弱势。与此同时，生产与交易不相匹配的困境一直在持续，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革。
大萧条宣告了旧经济走向死亡。这个旧经济就是以生产为中心，进而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其根本症结在于旧经济始终不能克服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冲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认为企业具有扩张生产的经济冲动，并认为这一冲动往往正是危机的根源。如果市场是有限的，而生产却趋于无限，那么，经济平衡就难以实现。扩张政府部门的需求在短期或为可行，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约束或交易约束等问题。向外转移制造业，扩张金融交易，以及零售革命等也并没有从根本上终结旧经济的弊端。相反，政府部门的宏观干预往往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矛盾与困难；产业外移和金融繁荣更带来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失衡，从而频发、大发金融危机；美式零售革命向全球扩张，缩短了生产企业与消费者，产品与商品的距离，但是其效能还是有限的，只是缓和了困难与矛盾，谈不上根本的解决。生产受到的是交易的约束，而并非是现实市场有限性的约束。这就意味着，根本解决之道必须是交易的效率超出生产的效率。
如何使交易效率彻底地超出生产效率呢？首先，扩张交易主体。既有的市场体系的交易主体虽然在大面积、大规模地向个人倾斜，但是，这种倾斜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是个人需要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来填补“最后1公里”甚至是最后100米的市场空白。网络信息技术及其设施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提供了最佳方案，即将线下的交易转移到线上完成。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应用，使交易主体的扩张得以实现。其次，扩张交易时间。传统商业的交易时间是所谓的营业时间，这个时间限制是很难打破的，因为考虑到规模经济性，所以交易必须集中在一定的时间范围，这就使得交易者在交易时间上必须有所取舍，时间冲突使许多交易受到限制。而线上交易则在事实上完全打破了时间的限制。最后，扩张交易内容。传统商业交易大多受限于柜台的长度，即便从杂货店到百货商场，再到超市和大卖场，柜台长度转变为货架长度，但是交易者的体能还是有限的。况且，即便不考虑个人的体能状态，仅仅从商品本身来看，再长的货架也不能充分体现市场中商品的丰富性。网络交易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彻底释放交易的关键在于，将交易达成与交易完成两个环节有效地分离，从而根本性地满足达成交易需求，而将交易完成留待下一个环节实现的状况。这就是说，从根本上摆脱既有的即时清结的交易模式。如此，交易达成环节是可以完全脱离“柜台”来实现的，那么，释放交易潜能或势能也就可以完全摆脱现实的物理场景来实现。这就意味着，交易能够在一个接近数理的环境中达成，而仅或将交易完成留在物理环境中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数字体系是一个接近数理环境的“维度”，在网络数字环境中，可以达成最大量的交易，克服线下交易的物理局限。这就是说，交易大爆炸完全可以并应当成为现实，数理环境下的交易效率自然极大地超出了线下物理环境下的生产效率。
一个简单的表达：5A（或6A）
在任何时间（Anytime）或地点（Anywhere），任何人（Anybody）与任何人交易任何商品或服务（Anything），使用任何一种货币（Any kind of currency）。这种几乎完美的数学表达（以下简称“5A”），在以往仿佛痴人说梦。历史上，人类经济社会中的交易活动无论怎样彻底地开放，似乎也不能实现这样一种状态。数字网络技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现在，这已经成为局部事实，并在不断地扩张之中，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一种整体性的、趋势性的事实。
交易似乎要较生产更为容易些，但使交易完全覆盖不同的交易主体、交易内容，并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受限制，更不受支付手段的限制，这便需要一个更为基础的技术变革。这个变革的核心就是数字网络技术。这个“5A”的交易状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分水岭式的重大变革。
在“5A”条件下，既有的财务账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记账时间的差距消失了，也就是说，实现了同步记账。同时，大量的中介消失了，账户关系相对来说简单了。交易效率提高，支付效率也提高，账目关系和账户关系都得到完整记录，虽然这些记录往往并非是既有财务性质的，但是，这些记录是可以全面完整地反映相关交易活动的。这些变化对传统的财务活动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甚至冲击，从而使各个环节的资金状况发生相应的变化，简言之，资金使用效率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既有的资金约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新形态的信用也发生了。
最为重要的变化在于，任何种类的货币都可以被作为支付手段。这正是新金融的根本。当然，网络数字经济扩展了交易对象，涉及不同权属状态下的交易，即交易不再局限于所有权，包括使用权等在内的其他权属状态下的交易活动日益呈现不断拓展的活力。这就是所谓的第六个“A”，交易对象处于任何权属状态。
新金融与数字货币问题
人类的货币活动历史悠久，借贷等信用活动也具有非常长远的历史。但是，今天所说的金融活动却没有那么遥远，它是产业革命以来的产物，甚至说，是现代银行体系建立后的产物。为什么这样讲？现代金融活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企业，也就是商法下的公司企业，它的历史远没有货币或借贷那么久远。为什么以企业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呢？前文已经有所涉及，兹不赘述。简言之，企业——特别是生产企业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现代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其目的就是要提供充分的资金或资本，使之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实现利润增长。
新经济使交易效率超出了生产效率，这就推动支付效率全面提高。现实中，网络支付采用的是与线下分离的方式：首先，开立线上网络资金账户；其次，将线下的货币兑换为线上支付商的“货币”；最后，用网络资金账户做线上支付，而账户内的余额可以兑换回线下货币。这样一种分离，事实上是同步设立了线上支付账户和线下清算账户：线上支付账户涉及线上交易全额；线下清算账户涉及支付账户的余额。然而，单单进行账户的线上和线下的分离安排，虽然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但远远不够。
新经济需要在货币环节彻底地消除效率损失。正如电子商务平台将种类及规格数以亿计的商品置于线上交易一样，网络支付平台事实上必须有能力处理近乎所有的货币或支付工具。在理论上与技术上，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将线下支付工具转换为线上支付工具本身是一种效率损失，这就意味着货币只能在线下发行的垄断格局要被打破，从而实现线上货币发行。线上货币发行就接近于所谓的“数字货币”了。只有线上直接发行货币，取消了线下货币兑换为线上货币的环节，才能将效率损失降为最低，甚或接近于零。
完美货币是什么？尽管货币学家对完美货币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尚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但令他们及货币监管当局苦恼不己的那些货币问题还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来说，完美货币大体要满足三个条件：①不会出现任何假钞混同真钞的状况，真钞无法被仿制，假钞根本派不上用场；②任一货币都是独立的、唯一的，都是能够被追踪记录的，它也许不被使用，但不会丢失或消失；③货币的总量是确定的。如此一来，完美货币恐怕只能以记账货币（或称账户货币，account money）的形式存在，即不存在实物货币。
数字货币是记账货币，它仅仅存在于相应的网络账户体系内。正是由于网络经济的出现，大量的网络资金账户产生，这就使得现代货币的载体——账户在网络上再现，数字货币的“母体”具备了。数字货币的发行并不需要某个中心来安排，事实上，数字货币往往是加密货币，其本质上就是一组编码。数字货币在其相应的账户体系内实现“分布记账”，往往通过区块链技术来实现。
数字货币能够极大地节省货币发行的成本，也能够节省相应的监管成本。当前，区块链技术备受各方的关注，除了能带来上述成本的大幅节省外，更为重要的是，各方的管理水平或监管水平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虽然，现阶段各国各有关当局对以比特币等为代表的数字货币的立场或态度不同，但是对于其后的区块链技术都表达出浓厚的兴趣和实践的意愿。事实上，将比特币“切开”，就会露出区块链技术的“骨头”来。一旦政府部门运用区块链技术，就意味着网络数字货币账户的开通指日可待，这对引入数字货币需求关系而言十分重要。
政府当局是否有能力与技术来发行数字货币？是否与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价值准则相违背？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监管当局采用区块链技术，乃至货币当局自行发行数字货币，这些举措的现实意义在于开启了政府部门对数字货币的需求。届时，数字货币的实际来源仍然存在一个市场竞争的过程，究竟哪一种数字货币能够被广为接受，还需要由数字货币市场来决定。历史地看，政府部门开启数字货币的需求，往往直接意味着数字货币成为“全能货币”。
政府部门开启数字货币需求将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货币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新金融的全面到来，届时，数字货币将极大地改变当前金融经纪的状况。众所周知，金融体系事实上就是一个经纪人体系，各种金融产品事实上都是经纪类产品，其基础有二：银行账户体系和银行货币。数字货币彻底将此二者颠覆，采用非银行的数字货币和数字货币账户，意味着旧金融的终结，也标志着旧金融支持的“经纪人”金融交易模式彻底衰败，金融活动将在数字货币基础上形成全新的场景与格局。
未来的四个趋势
未来，新经济与新金融或将出现四个主要的变化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经济中心从生产到交易发生位移。这个“位移”是未来四大趋势的基础。前文已经有所涉及，兹不赘述。
第二个趋势是，经济决策的权柄将从企业转移到个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做出决策或者说做出选择，而选择的主体是谁呢？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含混的，既指代个人，又指代企业，将企业与个人混同地认定为理性人。但是，即便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中，个人理性和企业理性还是存在鲜明的差异的。比如说，劳动供给函数实现向上弯曲，就是说当工资收入高到一定水平后，个人便不再愿意供给或出卖劳动了，甚至到达拐点之后工资收入越高，劳动意愿越发降低，减少劳动供给。但是，企业则明显不同，当产品的价格不断高涨时，企业会持续加大供给。现实中，这两种理性的差异会更大，一些企业即便在价格下降时也要扩张生产，而个人当工资降到一定程度时，就选择不工作。那么，未来经济是由生产函数决定，还是由劳动函数决定呢？不论怎样，选择权将加速向个人倾斜。未来，这种经济决策权转移到个人，经济从商业模式到资金运营都将做出相应的调整，不仅是生产和销售模式要发生变化，整个经济体系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型。当下所谓的C2B的兴起，只是个人经济决策体制方兴未艾的开端而已。
第三个趋势是，经济观念从效率到效益的转变。当交易效率大大超出生产效率后，经济活动的中心将不再是效率，而是效益。同时，效益也不再简单地归结为生产效益，而是更为根本性地转移到从设计、生产到最终消费整个链条的效益。原本经济活动中那种将利润最大化等同于效益的企业视角，将不再适用于未来的经济时代。与此同时，既有的利润生成方式在新的经济形态中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衡量。这是由于账户关系体系中，账期和信用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账面的利润很难直接体现为经济效益。整个经济体系将更加关心最终消费者的个人体验或感受，而这正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
值得探究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历史的变迁与发展，正是体现为这样一条基本的发展线索：规模—效率—效益。当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后，规模便不再是问题，进而，当交易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后，效益便取代效率开始具有恒久的价值指向。
第四个趋势是，经济制度将从法律规范与财务准则的结合到一系列网络账户体系的基础协议。未来，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个人，更是一系列的账户，经济活动的基本形态将更加突出地反映在账户关系体系中。支持账户关系体系运行的是初始协议或基础协议。虽然这些协议一经签订，便难有大的改变，但是并不排除其不断地更新。线下的法律规范或财务准则依然有效，但对于经济活动大规模、大面积地向线上移转，这些线下的规范或准则难以同步搬迁到线上去。那么，线上的规范就成了问题所在。应当说，线上经济活动自发衍生出一系列属于自身的网络经济活动的规范已经成为现实，未来将越来越丰富复杂而有效率。有人担心其法律效力问题，例如网规是否具有充分的约束力？这个问题在现阶段受到人们关注，因为当下线下的强制力要比线上强大得多。但是，当人类经济活动大规模、大面积地搬迁到网络上后，针对线上经济活动的约束力才是最强的和最为有力的。相比之下，原来线下的、既有的法律规范和财务准则等的约束力反而因参与者减少而被弱化了。
当下，不少人期望通过线下的约束力来强化线上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属于方向性错误，充其量只会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事实上，现在的线下规范几乎没有能力来应对线上的复杂状况，即便能够应对也做不到及时有效。因此，未来经济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将主要在线上，要通过各种资源来强化线上经济活动的规范性。线上活动的约束力主要来自基础协议，一个基础协议不够完善的账户关系体系，其经济活动往往就会出现诸种状况，必须及时修正，否则其账户活动就会面临快速地衰减甚至崩塌。
基础协议是未来经济活动主要的规范性支撑，基础协议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将是确保线上经济活动绩效的支柱。特别是，基础协议将自始限制或直接过滤掉一系列有问题的账户活动。我们注意到，以区块链为代表的一系列网络技术在确立基础协议方面的优势和强大的动能与势能。这些基础协议的效能将是线下的制度规范体系根本无法比拟的，在杜绝、识别、惩处乃至救治等诸方面，均能发挥更有效力的约束作用。
打个比方来说，基础协议体系是未来经济社会活动的“根”，而一系列账户关系则是“干”，其中每一账户为“枝条”，其账目活动为“叶”。账户关系的表面是法律与财务关系，在技术上则是一系列的数据关系。这些数据关系的信息含量十分丰富，远非线下的法律规范和财务准则所能覆盖。经济活动将不再从法律和财务关系上来认识或判断，或者说仅如此已经不能满足未来需要了，必须从复杂的数据关系的视角来分析判断，并且这一系列的分析与判断，并不是人们能够同步或依次判定的，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交托于数据系统自行处理，而数据系统自行处理的依据就是基础协议。
新经济、新金融的价值层面
新经济与新金融有其坚实的技术层面的支撑，以实现其有效的运行。然而，新经济与新金融同样有着强烈的价值层面的倾向或归属，甚至二者在价值层面的作用力或冲击力要远远强于既有的经济社会。
事实上，“5A”经济体系就是最为自由的经济体系。自由是其根本性的价值体现。当下，技术层面的解读往往关注新经济、新金融“去中心”的技术指向或基础，强调了更为公开、透明、平等的价值追求。这些似乎是出于对既有的经济体系中一系列弊病的矫正。但是，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与旧经济、旧金融相比，新经济与新金融从根本上更加关注“自由”。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经济与新金融将实现人类历史上最为自由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的自由不仅要实现从企业自由向个人自由的真正的飞跃，而且必须明确的是，这个自由超越了一系列现实权力的局限，几乎只受到基础协议的约束。
这个自由的最终指向是个人，它更直接地体现为账户体系的自由，体现为账户关系的自由。未来，账户的属人特征也将发生变化，成为拟人主体。正如经济历史上企业公司化之后，法人体制得以确立。正是公司本身具有拟人特征，成就了所谓的法人。从这一点上看，基础协议的主要加入者名义上是个人，实质要落实到账户本身。正如公司的建立最初是自然人，而最终成就是法人。接下来，法人成立了新的法人。未来账户拟人化，账户也可以成立新的账户，如此方可处理未来远远超过今天所能想象的复杂的经济层次与活动。
账户的拟人性全面建立起来，账户体系的复杂性和有效性将得以保障，而人的经济自由度势必将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历史上新的巅峰。
从企业市场经济到个人市场经济
工业经济时代是以企业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而未来经济是个人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的概念最初出现在1902年法国学者陶普的著作中。这个概念同中产阶级关系密切，而所谓的中产阶级，从经济社会历史的视角来看，就是新兴的企业阶层。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资本主义呢？其大体的意思就是使经济社会中尽可能多的经济资源或要素为生产服务，其途径就是通过资本化，使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源或要素实现货币化计量与资本化入账。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或为一切生产资料归资产阶级。企业成为人类经济社会的核心的的确确有其非常吊诡的一面，这往往被解读为资本的魔力，是生产效率极大提升的结果。与其相匹配的另一面就是人成为劳动力，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所谓的“劳动的异化”。这些意识形态味道颇为浓重的表述或阐释，往往将经济社会直接引入社会政治领域之中。
在经济领域中，资本化并非以企业为终结，人类经济社会或许为此经历了短暂的分裂与对抗，但是资本化的历史步伐终将迈过企业，回归到人的层面或高度。个人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这是永恒的经济法则。企业或资本化、货币化，但终究只是这一永恒法则的桥梁，而非终点。
经济关系最终是人与人的关系，不能被简化或变形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或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那种认为一切经济问题最终都可以通过生产来解决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认为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在企业层面上得到完善地解决的观念更是极端错误的。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经济活动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本身。
工业经济时代的巨大历史进步在于“资本化”，在于将经济关系上升为货币关系，将经济关系纯粹化为数量关系。新经济与新金融时代，是以数字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并没有彻底地摆脱经济活动的货币关系，更没有远离经济活动中的数量关系，反而通过波浪式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与进展使经济关系回归到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在账户关系中，量化为数字化的货币度量。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个人所能掌握的经济资源极大地超出了过往，其经济信息获得能力和处理能力有了根本性的提升，不仅与自身相比极大地超出以往任何经济历史时代，而且，在与企业的比较中，其差距也大为缩小，甚至个人的账户能力或账目处理水平有望赶上乃至超过企业，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达到的目标，在技术上和实践中都将轻易实现。个人的经济能力因交易能力的极大提升而极大提升，个人的经济活动能力在时间上、空间上并不比企业逊色。即便是巨型的企业，其经济活动的灵活性也往往受到约束，在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处理上，也不见得较个人更有效率，更有效益。
经济学上，传统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基础是成本优势。问题是，当交易效率获得极大提升之后，企业所具有的成本优势不再明显，甚至一些企业反而出现成本劣势，需要转型或直接退出市场。企业关系中银行的作用亦将萎缩，同时必须接纳大量个人的决策。个人渗透企业的各个环节，且并非是以企业雇员的身份，而往往是以消费者、投资者，甚至潜在的消费者或投资者的身份来影响或左右企业的决策。企业或将日趋小型化，企业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更为直接地依赖个人的认识与反应处理能力及水平。
个人的经济能力和经济能量都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这些决定了个人或居民家庭部门不再简单地充当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未来，居民家庭部门或个人之间可以直接发生经济或金融关系，这就使得金融领域内的“脱媒”状况趋于严峻，旧有的中介式的金融关系将快速失效。个人而非企业将成为投融资的主体，企业亦将更加小型化，更加依赖个人而非资本。
个人资本主义的到来，现实中被称为所谓的“共享经济”或“普惠金融”。事实上，共享经济没有讲清楚的是，彼此共享的究竟是什么？这个概念不可以简单地用“分享”来代替，因为共享经济反映的是以往以企业为规模的经济活动正在碎片化为以个人为主导的经济活动，个人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共享关系。普惠金融，本意是相对特惠金融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金融活动的最小单位更加接近于个人。
新经济与新金融所带来的冲击还在不断地形成与凝聚之中，无疑，个人市场经济时代将创造一个更加理性与自由的经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