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几个核心概念

一、文化认同

文化是“环境的人造部分”，是“心智的软件”。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首先强调个体的“文化身份认同”，其次是对“文化共同体”的认同，由此形成国家和社会建构的基础。认同从本源上来看，首先意味着“同一性”。它是一个识别象征体系，用于界定自我的特征，以示与他者的不同。康诺利（William E. Connolly）认为：“差异需要认同，认同需要差异……解决对自我认同怀疑的办法，在于通过构建与自我对立的他者，由此来建构自我认同。”斯玛特·霍尔（Smart Hall）也认为：“认同是通过差异构建的……只有借助与他者的关系，表明某个术语不是什么，明确缺少什么，是什么组成了它的外部这样一些‘积极’的层面——只有这样，认同才能被建立起来。”认同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同时，它也是一个需要不断重复建构的过程，这一点在不同的学者那里也各有表述。建构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就认为，“认同”一词含有身份、特性和认同（同一性）三方面的含义。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致性”，换言之，个体从他者的眼中获知自我的身份，身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认同的构成在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那里被区分为合法性的认同，拒斥性的认同以及计划性的认同。

西方学者探索了不同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他们撰写了大量的著作，致力于文明的比较分析，“在关于文明的性质、认同和变化的中心命题上仍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意见。”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都会研究“认同”的维度。例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的那样，认同是社会连续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它不仅指一个社会在时间上的某种连续性，同时也是该社会在反思活动中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即持续地吸纳发生在外部世界中的事件，把它们纳入关涉自我的、正在进行着的“叙事”之中。法国学者马丁（Denis-Constant Martin）提出的“叙事认同”（identity as a narrative）理论，强调认同是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其情节可以被重组，进行新的诠释。因此，他们都认为文化认同是可以依靠外在环境去塑造的。

“认同”为什么与“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马林诺思基认为，文化对人产生了直接的作用，“文化真正的要素有其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针对一根本的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务上，在永久地团集着的一群人中，有它特定的一套规律及技术。任何社会制度亦都是建筑在一套物质的基础上，包括环境的一部分及种种文化的设备。”文化认同是一种“内在于个人的东西”，人们最早体验到的是携带在血液中的文化认同，“它不是被实践的，而是内在固有的，不是获得的，而是先赋的”，因此，“在最强的意义上，它是用种族或生物遗传的概念表达的。在较弱的意义上，它被表述成传统，或者是每个个体都可学习的文化遗产”。马克·J．史密斯（Mark J.Smith）则认为文化提供了一个场所，使得自我概念的诸多内容能够在有意义的对话中与其他认同成分相容，而且使相互的发现成为可能。

在一致的文化认同基础上，认同的对象不断发生着变化。从原始氏族、部落认同逐渐朝着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演进，民族认同几近成为文化认同的一个同义词，“它历经商贸、移民、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和殖民主义统治的冲击而依然存在。”塞缪尔·S．金姆（Samuel S.Kim）和罗德明（Lowell Dittmer）对于民族认同在政治认同形成中的作用做出了分析。他们认为，民族认同包括了民族本质、国家的核心情感与象征。这些为大众所认同，他们在此基础上一起生活，一致行动，保卫他们的共同认同。民族认同也规定了国家是什么，国家做什么，以及一种独特的国家使命感。民族认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参与实现人类普遍的安全需求的手段。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就主张“用共同的文化来界定民族”。自20世纪后期以来，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还有强化的趋向，出现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罗兰·罗伯森（R.Robertson）的“民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兴”。

本研究在探讨文化认同是什么的基础上，将注意力集中于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方式、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政府自身而言的意义。因此，笔者在理解文化认同这一概念时多侧重于它如下的几种特性和含义：① 文化认同具有普遍的广泛性；② 文化认同具有“规范”和“塑造”的作用与价值；③ 文化认同在国家建构和国家利益维护中具有的实际意义。从这个视角出发对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方式的研究，更多注重其功能与价值的具体实践性。

二、政治建构

政治建构（political construction）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相对宽泛，在本研究当中主要是在“认同”的主题下对其做出限定性的解释。认同的建构不仅是社会域中的现象，它同样会发生在与权力有关的语境当中。正是由于认同往往从支配性的制度中产生，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其内在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认同，因而为认同的政治建构这一议题揭示出研究的必要性。

认同的建构所必需的材料来自人类社会的历史、地理、生物等要素，来自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制度，来自集体的记忆，也来自权力机器。正是个人、社会团体和各个社会根据扎根于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时空框架中的社会要素以及文化规划，处理了所有这些材料，并且重新安排它们的意义，才为形成认同培养出必要的制度性力量。个体认同涉及的是自我的建构，但是集体认同的达成则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一般而言，谁建构了集体认同，以及为谁建构集体认同，大致上决定了这一认同的象征性内容。这种认识的基础为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奠定了先在的条件，也引出了研究主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这里对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所做的基本的理解之一在于，它是一种“社会支配性制度”的引入，以“扩展和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在有利于公民社会成长的基础上，也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建构。政治建构主体便以国家公共权力和财政能力为保障，提供文化的公共服务，以制度的形式培育一种“一致性”的认同的实现。对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主要的目的之一在于建立社会稳定的秩序并培养合法性的来源。它对于公民社会的成长有着内在的促进作用，源于它所产生的一套组织和制度，以及一系列被结构化的、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众多社会行动者再以特定的方式生产出合理化其结构性支配来源的认同，从而实现以制度的形式建构文化认同，以及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建立联系的目的。在本书中，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更多地集中于研究它的目的及其形式。

三、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public culture service）是政府文化战略的构成，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它的重要性得到明确的彰显，但由于对它的研究刚刚兴起，从概念到理论框架和具体研究方法都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以做出客观的学术规范和界定。尤其是对这一概念的探讨更多地在传统行政管理研究的视域下进行，将它纳入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内部加以讨论，无法对文化所能产生的社会价值及其战略资源的特性进行有效的研究，从而也就未能将其引申为一个真正具有政治学含义的议题。尽管如此，在政府研究的主题下，至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主体变得更加明确，从而得以由一种单纯的价值讨论向事实本身的建构演化。

在当前中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内，对政府的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务的界定落后于现实中的实际写照。这种情况不仅与这个领域尚未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有关，同时也是因为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变迁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要做出一个符合现时代客观实际并具有真实解释力的概念并不容易。例如传统行政管理学就认为，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职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全民的思想道德建设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管理。从政府公共服务的视角出发，认为公共文化服务是“在政府主导下，以税收和财政投入方式向社会整体提供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过程和活动”这种界定在过去旧的概念基础上增加了政府的公共性，但文化的价值、政府提供公共管理服务的价值，乃至民众大规模文化参与的价值均未能得到充分的反映。还有的学者正在尝试从公共经济学和公共产品的视角出发发掘新的研究路径，但是这种路径具有明显的缺陷，它将文化视作一种可由政府以不同形式提供的、性质单一的产品，不讨论这种特殊产品不同层面的价值，忽视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及其个体，直到国家政治体制在内的广泛影响力。文化广泛的社会价值以及战略价值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必须考虑的内容，也为政府选择服务提供方式以及管理手段设定了前提条件。社会的不断进步正在拓展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服务的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它所反映出的一种现实终究是在中国社会结构以及国际环境发生深刻改变，社会发展对于制度环境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下所创生的一种公共文化服务行为。既然文化所能够产生出的社会价值远超过我们给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限定的旧的职能，这便决定了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至少应回归政治学的本域内进行。在本研究的主题当中更多的关注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且将这种服务行为与文化认同的建构建立起联系。因此在本研究当中，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讨论主要关注其如下几种特质：① 公共文化服务是由公共权力保障的一种社会支配性制度；② 它的提供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的文化机构；③ 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并将公民的文化参与理解为一种大众的生活方式；④ 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目的在于文化认同乃至政治认同的培育；⑤ 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的职责，实际上是它作为公共部门为整个社会创造公共价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