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以来，我国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改变。今天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本书中的某些数据材料已经过时，或者因为不够完整而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尽管如此，我依然计划将这本书委托出版，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过程和阶段。到2007年时，文化事业发展已经正式作为国家战略，与政治、经济、社会一道，成为执政党举全国之力所要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因此在2008年本书成稿时，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节点。其后，文化事业开始了新的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但是在那之前，改革的不同阶段仍需要做出总结和梳理。这正是本书议题的理论价值所在。其次，当前我国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愈加体现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建构认同”的目标指向。2015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功能之一定位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塑造民族凝聚力，其本身就是建构认同的过程。执政党如何有效利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个平台，把文化认同转变为政治认同并最终上升为国家认同，始终是一个严肃而富有持久生命力的议题。因此本书的核心命题及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价值的。当然，今天中国公共文化发展战略已不再局限于国内视角。随着国家地位的日益上升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全球化”这个概念其实已开始具有更多的中国内涵，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新内容。这使得文化认同研究的内涵有了新的值得研究的领域，“公共文化服务”也因此必须拓展其研究的题域。第三，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文化本身的议题，它同时也被其他专业领域所关注。从政治学的角度，运用政治学的思维及话语对这个命题做出尝试性的分析，是所有“认同”研究的成果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国民意识”与“身份塑造”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又正处于快速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而言，更是如此。反过来看，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可以探索那种确保我们这个社会既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又具有超强稳定性的文化基因。换言之，研究中华文化认同问题，必须有一种特殊且唯一的，可能仅适合我们自己的文化视角。本书最大的薄弱之处其实就在于未能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根源出发，探索寻找中国社会建构认同的根本逻辑。当然，这是另外一条思路了。从上述三个方面而言，我想还是把这本书呈现给读者，请他们做出客观的评价。这不仅是对我在母校华东师大读书生涯的一种纪念，同时也是真心希望能够为国家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一点微弱的理论贡献。书中所有的错误和不足也都由笔者自己负责。

本书能够出版，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当年这项研究的完成，完全有赖于我的导师吴志华教授的倾力指导，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王锦萍主任的无私帮助。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郝宇青老师以及上海电视大学丘保华老师给予我的诸多帮助和照顾。我的师姐翟桂萍给了我最初的研究方向，我的室友毛齐明和同窗易诚志、郑谦在研究期间常和我展开有益的探讨，他们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还要感谢我的同窗董幼鸿和好友金健对我长期的帮助。我的姐姐对本书的结构思路和核心观点也给了我很多重要的建议。另外，我的学生冯燕、邹敏、陆媛静、于雪艳、唐秀玲、相文珺帮我对书稿做了最初的文字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