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章 第14师升格成军

在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旗下，第14师是最后一个开进淞沪战场的。

跟第18军其他各师一样，七七事变后，第14师一直秣马厉兵，时刻等待着走上抗日战场。那个时候，华东地区还没有爆发战争。为此，南京军事委员会命令该师官兵进入抗日战场之初，并不是要他们去上海，而是开赴河北长辛店。作为第18军序列里地位以及威望仅次于第11师的部队，第14师的动作称得上十分敏捷，一接到命令，经过紧急动员，立即从驻地常德出发，乘火车前往指定地区参加抗日战争。

这时候，该师有一批军官并不在军营里，而是进入蒋介石在庐山开办的军官训练团参加轮训去了。不过，在部队开拔之前，这些人已经结束了轮训，正日夜兼程准备赶回部队原驻地。到了武汉，他们知道部队即将路过武汉开赴河北，便在武汉等候着列车到来，一同北上。

当装载着第14师官兵的火车抵达永年车站时，上海方面战云密布，军事委员会借机将主要战场转移到华东方向，急忙调遣人马赴上海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第14师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最新电令：“原车南下，开赴苏州待命。”

于是，火车停止北进，迅疾转入津浦路向苏州方向疾驰而去。

第14师并没有直接开往上海战场，而是首先开赴苏州，并非上海方面的战事此时已完全由中国军队掌控了主动权，而是针对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时，日寇指挥官白川大将派兵从浏河口登陆，抄了第19路军的后路，迫使第19路军不得不从上海撤退的教训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如果第14师一直扼守苏州，没有随着第9集团军、第15集团军旗下各部与日寇交战的战况变化而做出改变，直接进入战场，那么，中国军队很可能不会酿成从撤退演变成溃败的结果。不过，战场上的情况总是瞬息万变的，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走上了战场，能够按照原定的计划以及原来领受的任务干下去。

刚刚开进指定地域的时候，第14师的编制以及团以上主官的基本情况是：师长霍揆章、副师长凌兆尧、参谋长郭汝瑰，下辖第40、第42旅，旅长分别是方天和曾粤汉。第40旅下辖第79、第80团，团长分别是阙汉骞和王中柱。第42旅下辖第83、第84团，团长分别是高魁元和杨勃。随后，曾粤汉被战场上血与火的交战场面吓坏了，不愿继续当旅长，由郭汝瑰接替；方天后升第11师副师长，阙汉骞续任该旅旅长。战至淞沪会战接近尾声，第14师升格成第54军，霍揆章担任第54军军长，该师师长由陈烈接任，与进入淞沪战场之初相比，几乎大变样。

霍揆章，1901年出生，炎陵县东风人。1924年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参加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和北伐战争，立有战功，渐次升为中将。

在第14师旗下，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人物，就是郭汝瑰。此人来自杂牌部队川军，在国共合作时期，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5期政治科，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因为这一经历，使得他被国民党人看作危险分子。尽管尔后他进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第10期学习时，被公认为战术专家，却无法带兵，毕业后只能留在陆军大学当教官。抗战爆发前，时任第14师参谋长的曾粤汉不愿当参谋长，就向师长霍揆章推荐郭汝瑰接替他的位置。得到陈诚同意后，1937年5月，郭汝瑰正式调离陆军大学，出任第14师参谋长。日后，他与中国共产党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成为中共在国民党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机关的超级特工。

第14师开进苏州地区后，师长霍揆章立即给所辖各部分配了任务：命令第80、第84团防守江岸，第79、第83团留作机动部队，以便日后遇到紧急情况，可随时出动应付。

这时，为了夺回被日寇占领的罗店，第67师与第11师正在与日寇激烈战斗。在作战过程中，不仅罗店无法收复，而且中国军队伤亡巨大，第201旅旅长蔡炳炎将军亦为国捐躯，急需生力军前去增援。军长罗卓英已将旗下其他各师全部投入战场上了，唯有第14师在苏州执行江防任务，那儿暂时不可能发生战事，遂急令第14师前去增援。

尽管救兵如救火，但是，江防责任重大，霍揆章不可能把防守江面的那两个团撤下来，只有率领第79、第83团迅速从常熟出发，星夜兼程，奔赴罗店。在前面等待着第14师的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呢？

无论作者现在用什么样的文字，都无法描绘当年的作战场面，还是引用当年的参战者郭汝瑰将军的回忆来详细说明第14师官兵是如何打出第一仗的吧：

79团、83团到达嘉定城后，发现罗店虽被日军占领，但未继续进攻，第67师部队仍在罗店南与敌对峙。师长霍揆章同我研究作战方案，我讲：“我们虽然只有两个团，但右侧方是我们的第67师，现在是晚上，敌人不知道我们增援上来了。因此，我们可乘日军立脚未稳之时，拿一个团正面进攻，另一个团迂回到敌背后，两团夹击，第67师佯攻配合，定可夺回罗店。”

师长对此作战方案表示赞同，乃命高魁元的83团由西向东正面进攻罗店，阙汉骞的79团迂回包围。第67师协同我作战，在右侧方佯攻。

这时候，我刚到第14师任师参谋长不久，在官兵中尚无威信可言。因此，师下属个别军官对我的作战方案表示怀疑，阙汉骞就以要我给他划战斗地境线为借口，不愿接受命令。

副师长凌兆尧听见后反驳阙说：“迂回部队就根本不划地境线嘛，两个团又不是并肩作战，要什么地境线？”

阙无言对答，只好带着部队勉强地出发了。

高魁元接到命令后，带领全体官兵从正面向罗店发起了进攻。罗店的西侧横隔着一条小河，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83团正面河面上有一座桥，但早已被敌人轻重机枪火力所封锁。我军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均被敌人打退，死伤惨重，进攻顿挫。

这是由于那时，国民党军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进攻战斗动作不行。同时，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激烈的战斗，士兵们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进攻又无炮兵支持，我血肉之躯，怎敌得过敌人无情的炮火，于是几百个士兵就在桥头作了壮烈的牺牲。

造成进攻失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阙汉骞没有严格执行命令。阙在接受命令时就表现得不坚决，他的部队迂回到敌背后时，敌人并未发现他们。但阙并没有立即带领所属3个营的兵力向敌人进攻。因罗店背面也隔有一条小河，他只命令第3营过去，其余两个营原地待命，第3营的士兵们找了一些桌子、门板、板凳搭了一个临时浮桥，就顺利地到达河对岸，敌人也未曾发觉。他们一举捣毁了敌人的清水司令部（可能是代号），并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服装、背包、味精酱油、正宗酒等物品。但是正面枪声激烈，情况不明，不敢前进。于是，他们找了一块方圆不到两公里的竹林，到里面藏了起来。

第14师司令部设在嘉定城内，攻打罗店时，师指挥所推进到施相公庙。部队向罗店发起冲击，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师指挥所接到从嘉定城内打来的电话，说陈诚要上前线视察，师长叫我回去接他。

我回到嘉定城内，片刻，陈诚来了，我以香茶相待。陈问：“这儿离前线有好远，汽车能不能去？”

我答：“不远，汽车能去。”

我便同陈诚一道坐小车来到施相公庙。陈听到前线枪炮声十分猛烈，而司令部就在敌人的大炮射程之内，感觉有点震骇，急忙对师长说：“嵩山，你这个指挥所太靠前了，日本人的飞机厉害得很，一到天明，他飞机一炸，我们就会溃不成军，赶快撤下去。”说完就离开了指挥部。

陈诚来前线视察，不鼓励士兵们奋勇杀敌，反而叫部队撤退。师长霍揆章听陈诚这么一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陈刚走，师长就立即给正面进攻的83团下达了撤退命令，而迂回的79团与师部电话老叫不通，命令不能下达。霍竟要丢下这个团不管就要走。我说：“整整一个团丢下不管怎么行？”霍不听，与副师长凌兆尧坐上小车就跑了。

我一直等到把79团电话叫通，下达了撤退命令后，才离开指挥部。

当时，情况并不十分危急，师长竟置一个团的士兵生命于不顾，甚至连参谋长也不要了，实在是叫人哭笑不得。

我离开指挥部后，步行了好几里，才到一条河边追上他们。他们大概认为这里比较安全了，才停下来等我。天明前，我们回到嘉定城，打电话问前方情况，知道83团已撤退下来，牺牲了200人。79团2个营完完整整地撤退下来了，但第3营还未撤下来。

傍午才知道，该团因第3营未接到撤退命令，在竹林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他们。敌人用大炮，轻重机枪一齐向他们开火，并动用飞机对这一片竹林狂轰滥炸。在这片方圆不到两公里的竹林上，丢下了数十枚炸弹，部队立脚不住赶忙撤退。来到河边，原来搭的临时浮桥本来就不坚固，有些门板、桌子早已被水冲走，渡河困难，加之敌人在后面追赶，部队一片混乱，又有不少士兵被敌人打死，或负伤后掉入河中淹死了。第3营的李营长也在此阵亡，生还者不到半数。

第14师与日寇的第一仗是在28日开打的，第三天，即以该师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83团和79团撤回施相公庙至曹王庙一线原阵地而告结束。前后不到三天的战斗，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师级单位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根据这场战斗的亲历者郭汝瑰将军的回忆，无论怎么看，都非常别扭。下级不愿意听从长官下达的作战命令，在执行作战命令的时候消极怠工，不思进取；同属一个师的2个团不能很好地协调配合；部队并没有受到多大伤亡就无端撤退；在撤退的时候，竟然置仍在与敌人战斗的下属于不顾。种种做法，无论发生在哪一支部队，如果严肃军纪，团长阙汉骞即使不被枪毙，最轻也得撤职查办。奇怪的是，阙汉骞不仅没事，以后竟然提拔为旅长。由长桥乘虚突入罗店镇内的营长李伯钧突入敌营，身负重伤，李营长为免被日寇所俘，最后选择投河自尽殉国，和阙汉骞形成鲜明对比。

至于师长霍揆章的行为，就更加不可理解了。从郭汝瑰将军的回忆里，大家很难看出陈诚有让霍揆章命令已经投入战斗的两团人马全部撤离前线的打算。就陈诚不久之前曾经向第18军军长罗卓英公开表态“第18军即使打光了，也在所不惜”这一点上，可以推断，陈诚的真实意图应该是提醒霍揆章，出于安全考虑，师指挥所不应该太靠近第一线；否则，师指挥所一旦发生状况，就无法指挥全师人马的行动，影响到战役全局。霍揆章就此将师指挥所向后面撤退一段距离，可以说他是尊重了陈诚的意见，借此机会根本不管战况如何就命令刚刚投入战斗的两个团人马全部后撤，恐怕只能说他试图保存实力。

无论第14师与日寇的第一仗打得如何别扭、如何不体面，毕竟，在第18军旗下，该师是仅次于第11师的基干部队，或者说次核心部队，军长罗卓英没有也不可能追究他们的责任，曾经担任该师师长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也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即使想追究他们的责任，由于罗卓英、陈诚都不可能把这件事情捅上去，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就无从谈起。即使如此，陈诚肯定不会容忍他们继续这样跟日寇打下去的。

当这次战斗结束后，罗店的战况更加危殆，陈诚、罗卓英必须调集力量在罗店地区跟日寇继续战斗，担任江防任务的第80、第84团到了必须全部归建，在第14师序列里与日寇放手一搏的时候了。

事实上，当该师全体人马集中在一块，与第18军旗下其他各师乃至归属第15集团军指挥的其他国民党军一道再度向罗店发起进攻时，日寇步兵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还是顶住了中国军队的进攻，并且迫使中国军队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这样一来，中国军队因为无法进一步获得增援而不可能收复罗店，陈诚、罗卓英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宣布停止对罗店日寇的进攻。

接下来，第14师将有怎样的表现呢？让我们继续看郭汝瑰将军的回忆：

时隔不久，日军又从宝山登陆，攻打宝山县城。周磊的第6师在宝山苦撑1周，伤亡殆尽奉命后撤。夏楚中的第79师（属陈诚第18军）又在月浦一线与敌人交锋，夏与日军作战数日，伤亡很大，呼叫军长罗卓英，请求增援。夏说：“我的人牺牲完了，没有人了。”罗说：“你是什么？难道你不是人？你就在那里给我顶住。”

此时，第14师已将罗店方面的防务交给第11师及第67师。全师2个旅4个团，在南、北塘口、顾家角及其以南地区摆成一线，等候第79师被消灭后，迎击日寇的进攻。

第42旅旅长曾粤汉食欲大减，夜不能眠，有些胆怯，不愿当旅长。师长怕他误事要副师长去代理，可副师长却说：“这种状况叫我去，我才不干呢。”师长问我愿意否？我说：“为国家打仗嘛，怕什么？我去。”我便同曾对调，曾粤汉当师参谋长，由我代理第42旅旅长。

当我率第14师第42旅在南塘口一线布防时，夏楚中向我通话，埋怨罗卓英说：“我给罗卓英打电话，请求派兵增援，他派一个班的人来我也不嫌少，他却一个人不派，还问我是什么，我当然是人啰。”

我听后将此事告诉了师长霍揆章，并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乘日军进攻夏楚中时，派兵夜袭进攻月浦之敌的右侧背，去一个团、一个旅都行，我愿意带队。”

师长不敢做主，叫我直接请示罗卓英。罗说：“你不明白现在是持久抗战，要一线一线地顶，以争取时间。”

我说：“以攻为守，一样可以争取时间，我们加一个部队上去，假如把日本人打垮了，他退下去了，我们实际上就争取了时间；即使不打垮，给他以很大的伤亡，他的进攻速度也就慢了，这与持久抗战并不矛盾。”

罗说：“你没有弄清楚上级的意图，不准你乱动，擅自行动要受军法制裁。”

我的意见未被罗采纳，故只好死待在南塘口、北塘口、顾家角一线，等日军来进攻了。

月浦离南塘口、北塘口仅15里地，夏楚中师被打垮后，我们就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1937年9月13日（阴历八月初九），日军正式向我阵地发起进攻。这一天，正是我30岁的生日，我开玩笑说：“有这样多的日本人给我放炮做生，自感洪福不浅。”

紧接着，连日数十架敌机在我阵地上狂轰滥炸，我指挥所又在敌炮射程之内，炮声震耳欲聋，死神时刻在等待着我。一颗炮弹正巧落在指挥所内爆炸，尘土飞扬，房上的瓦片稀里哗啦掉了下来，我等竟无一人伤亡，亦云幸哉。有人凑趣引83团团长王中柱的话说：“哎，这炮声这么凶，叫人什么名利心都没有了。”我拿起一个钢盔往头上一戴，也开玩笑地说：“我什么也不顾了，但是，我的头也还是要顾一下。”众人一听，一阵苦笑。

敌人总是炮击后就要冲锋，我军如顶住了，就再进行炮击，然后又冲，战斗异常激烈。每到下级营、团长叫喊顶不住了，或一部溃退下来，我就出指挥部督战，指挥作战时，总急得我满头大汗，汗水变成水蒸气蒸发到钢盔上，然后又变成水顺着钢盔边沿流下来，如同下雨一般。由于我军只要坚持到薄暮，敌人就停止进攻。所以下午不断看表，望太阳落山，但每看表一次时间都不过过去五六分钟，真是度日如年。副师长凌兆尧一次上前线视察，见到这种情形，急忙要离开前线，他的卫生员倒还想得很周到，特地给我带来了两个苹果。

在这次战斗中，我配备一个团正面与敌人作战，另一个团作预备队，若第一线团阵地失守，我就立即命预备队以一个营进行反冲击，复又将阵地夺回。但伤亡很大，一个团连冲3次就快搞光了。

充预备队的84团1营营长宋一中，个子矮小，他带一个营反冲上去后又被日军打退，我即命士兵将宋绑起，送来枪毙。宋营长苦苦告求。我说：“那你就回去恢复阵地，丧失阵地的就杀头，没有第二个办法。”

宋营长心想，丧失阵地是死，与敌人作战也是死，不如为国捐躯。他又带领士兵们冲了回去，果然把阵地从敌人手中夺了回来。伤亡仅几十人，他本人不但没有死，甚至连轻伤也未曾负，但几天以后，他却瘫了。当时战斗之激烈，可以想见。

战局危急之时，84团团长邹毓南力主退却。我说：“那怎么行。”立即拿出纸笔，给师长写信留下遗嘱，大意是：“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了，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也就战死在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你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一人一支，我那只手表就留给我妻子方学兰作纪念。”

这位团长看了我的遗书后，无地自容，即返前线。

我亦亲临前线督战。有一次，我见一个广东教导旅的干部临阵脱逃，拿出手枪正准备向他开枪，他急忙冲到我的面前，用手将我的手枪托起，跪在地上说：“我家还有老母啊！”

“混账！”我一边骂一边用力踢了他一脚，他顺势在地上一滚，爬起来就跑。我见他返回阵地，也就没有再向他开枪了。

一天，在我旅与第40旅战斗分界线顾家角南的第40旅防御阵地一侧，垮了一个缺口，敌人钻了进来。我向师长报告说：“右翼进来了一股敌人，好像是在第40旅的地境线内。”

师长左袒阙汉骞，打电话给阙，问究竟是哪旅的正面被突破了。

“郭旅长，你没有查清楚，是谁的地境，怎么就往上报呢？”阙汉骞认为我中伤了他，很不示弱地打电话质问我。

为弄清情况，以免引起内讧，我对一个姓刘的传令兵说：“你敢不敢上前线去，查明敌人是从哪个旅正面进来的？”

传令兵：“我敢。”

我又问：“到顾家角呢？”

传令兵：“我也敢。”

我继续问道：“那么到连部呢？”

传令兵：“敢。”他回答很坚决。

我说：“那好，你去吧！”

传令兵接受任务后，即刻出发，天还未亮便从前线返回来了。他不识字，画了一张草图给我，图上画有一座桥，桥的右侧方画了一个醒目的大箭头，而我旅与第40旅正以桥为界，桥左侧属我旅，桥右侧属第40旅。

我将此情况报告给师长，并说：“我不是与阙旅长争输赢。敌人打到了我的正面，我也要垮下来。打他那边，坚持不住，也没有办法，补救就是了。”

结果，第40旅丧失阵地的那个营长被革了职。

本来，阙汉骞的第40旅在我右翼，第67师胡琏旅在我左翼，连日战斗的结果，阵地逐渐后移，但旅部硬顶住不能退。于是他二人来到我的掩蔽部，三个旅长共享一个指挥所，指挥所设在郭家宅。

战争正激烈进行时，一天，第67师前线的一个团长给胡琏打电话说：“我没有子弹了。”

胡琏说：“没子弹怎么？我还是没有子弹。”

说完把电话丢了。

我在旁听见后，马上对胡琏说：“伯玉，不行啰，他借故说没有子弹了，退下来，你把他没有办法，将来这个账难得算。你赶快打电话给他，就说郭旅长的子弹运来了，大家分到用，快回来领。”

我的子弹确实刚运到。其实，那个团长要子弹是假，借故想溜是真。运了一些子弹上去，再没有借口，他又稳住了。从此，胡琏常常对人讲，在那么紧张的场合下，郭汝瑰能够想到这些，出乎他意料之外。

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国民党的部队与日军作战时，最不讲究做工事，战壕挖得既不深，又不坚固，同时也很暴露，敌人一眼就能看见我们战壕在什么地方。而日军训练有素，作战不慌不忙，首先对我阵地用炮猛烈炮击1～2小时，战壕里的士兵多数被破片所伤，我下级官兵又缺乏战斗经验，凡遭敌强烈炮火袭击，不是往竹林里躲，就是到小山包里去藏。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敌人将所有的炮都对准竹林、小山包打，竹林、小山包就成了弹巢，往往伤亡很大。这时候，敌人开始冲锋了，往往一冲就垮，如冲不垮，他又退下去再炮击。敌人冲锋时，我方即用轻重机枪猛打，而敌人的三七平射炮又是专门对付机关枪的，很快就能瞄准，只听见“卡、孔”一声，机枪就完了。士兵们都叫它“卡孔”炮，确实很厉害。

敌人实在太猖狂，可我师一个山炮营一共只有8门大正六年式山炮，口径很小，射程又短，东一炮、西一炮，打得很不解恨。一天晚上，我命山炮营长将8门山炮集中放列，急袭射击3分钟。营长很害怕，但军令如山，他不敢违抗。8门山炮朝着敌人的阵地一齐开炮，仅5分钟就打了一百来发炮弹。敌人迅速用光测、双曲线交会法，很快测出我炮兵阵地所在，几分钟后就行制压射击。敌人集中火力向我炮阵地开炮，下了4～5分钟的炮弹雨，地都震动了。幸亏是夜间，敌人目标不准，我方仅伤亡十几人，山炮完好无损。但从此以后，山炮营就再也不敢集中射击了。

师长知道后对我说：“你不要勉强，我们是劣式装备，两家伙打烂了，我们就没有了。”

9月17日（中秋节），我部接到撤退命令，我8000多人的旅，撤下时只有2000多人了，而且多是一些伤号和炊事员。36挺重机枪，都打坏了，把打坏的枪互相拼凑，亦只有4挺机枪还能用，其余概被敌人三七平射炮所打坏。唯有迫击炮连的炮，一门也没有坏，且伤亡很少。

我问迫击炮连的张连长：“你是怎么打的？”

张说：“我把迫击炮连阵地设在一片开阔的棉花地内，对敌人打炮时，不用炮架，而用手托起炮筒，连打几炮，就搬几十到一百公尺又打，敌人就拿我没有办法了。”

郭汝瑰将军的回忆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当年第14师第42旅在上海战场上抗击日寇的情景，部分展示了该旅以及整个第14师的抗敌行动。在这接连7个日夜的战斗中，该师全体官兵不畏强敌，视死如归，与日寇血战到底，打出了血性以及王牌军应有的风采，值得后人敬仰。

不过，郭汝瑰将军描写的有关第40旅、师长霍揆章、军长罗卓英在这次战斗中的某些做法与言论，似乎有些不符。我们丝毫不用怀疑，在当年的作战过程之中，霍揆章、罗卓英确实对郭汝瑰说过那些话；可是，综合整个第18军在淞沪会战时期的作战行动，可以看出，霍揆章这一次并没有借机完全推卸责任，还是尽力了的；罗卓英也没有对第98师完全置之不理，而是在月浦遭到日寇围攻即将落入敌手的时候，命令霍揆章从第40旅之第79团派遣了一个营的兵力前去增援，将日寇赶出了月浦。只是日寇随即依靠坦克和火炮的优势火力再向国军反扑，迫使月浦右方至杨行间友军第1师的阵地摇摇欲坠，其第3团已准备撤守杨行，难以继续再坚持下去。11日深夜，罗卓英见再守下去恐有被日寇围歼的危险，才下令撤守，将第14师全部暴露在日寇的攻击面前的。

如果说通过郭汝瑰将军的回忆，可以综合出一些在作战的时候普遍管用的东西，那么，无疑就是能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劣势装备的军队在与强敌作战时，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如迫击炮连连长一样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并最终战胜敌人，并不是神话，而是客观事实。

在这次战斗中，郭汝瑰表现了在外敌入侵时不计个人得失，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情操，从而有了意外的收获——跟阙汉骞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

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录里有着比较详尽的描写：

阙汉骞最初老跟我过不去，我当师参谋长时，他就经常拿我在陆大时讲的欧洲战史来讥讽我，说：“参谋长，你开口兴登堡，闭口坦仑堡，这前面你还敢来呀？”

我说：“为什么不敢来？”

南塘口这一仗，我与他同当旅长，曾经共享一个指挥所，他见我作战时将生死置之度外，敌人的炮弹打中了指挥所，我仍从容不迫，照常指挥，从此，他不小看我了，与我感情很好。

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后，我的喉咙肿了，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拿电话筒的手痛得抬都抬不起来。中秋节晚上部队下撤时，皓月当空，我与阙汉骞骑马并肩而行。一路上，他兴致勃勃，问这问那，好像这时候他才刚认识我一样。而我却在马背上睡着了，也不知与他谈了些什么。

第14师虽说暂时撤出了血与火的战场，可是，他们在淞沪战场上的作战行动仍然没有结束。霍揆章奉命率领被打残的部属一路撤至太仓之后，在那儿休整了一个月左右，补充了损失的人员和弹药，完成了战前强化训练，基本上恢复了战斗力，遵照前敌总指挥陈诚的命令，将部队重新开进战场，担负守卫南翔的任务。

这期间，日寇的攻击方向是由大场南下，南翔方面的战斗并不激烈，第14师几乎没与日寇发生过像样的战斗。不过，该师却接连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变化，使得种子军的队伍越发繁茂起来了：首先是郭汝瑰回任师参谋长，由第98师参谋长罗广文接任第42旅旅长；紧接着，该师升格成第54军，师长霍揆章担任军长，第14师师长则由陈烈接任。

这时，国民革命军第54军旗下只有一个师（即第14师），正如当年第11师升格成第18军一样。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第54军学会了第18军的手法，不断收编杂牌军以及其他国民党军，最后变成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不仅如此，在成立新编第6军时，第54军旗下的第14师和第50师被输送到缅北战场，成为新编第6军基干力量，从而使得国民党5大主力部队之中有两支主力具有土木系血统。

接下来，因为第21集团军的反突击失败，日寇从金山卫登陆，对整个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形成了迂回包围之势，中国军队不得不从淞沪战场上撤军，等待第14师的亦是从淞沪战场上撤退。事实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是一次毫无秩序的极度混乱不堪的撤退。无论现在用什么语言，都难以描绘第14师撤退的情景，还是继续引用郭汝瑰将军的回忆吧：

不知何故，我师一直未接到撤退命令。此时，广东叶肇的第66军在我左侧，离我师尚近，我便向第66军参谋处长郭永镳（我陆大十期同学）通话，问：“撤退有我们没有？”郭说：“全部撤退，你们第14师经青羊港、昆山往下撤。”

我将撤退命令记录下来。天黑时，我师亦开始撤退。

敌人占领青浦后，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夜袭安亭，并捣毁了薛岳的军团部。薛岳泅水逃脱，我们撤退路过安亭时正与其相遇。见他冻得缩成一团，狼狈不堪，霍揆章（进攻罗店时已任第54军军长，但仍只指挥一个师，所以他仍在第14师）忙将自己大衣脱下给薛岳披上。

薛岳的司令部被敌人打垮后，士兵们不知敌人虚实，一个个闻风而逃，公路上的十几个师远远望见安亭起火，也以为敌人大部队至此，又都横朝铁路线上乱跑。简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恰巧又遇一座铁路桥，一匹马四只脚落入枕木空隙里，既把它推不下河，又把它弄不起来，挑子、马匹全都过不去。后面的人又拼命往前挤，不少士兵便被挤下河去淹死了。

幸喜撤退部队中，有一个连长，来到安亭后，命他的部队侧击夜袭安亭之敌。事实上，这里只有敌人的侦察分队，所以很快将其打退，我们所有部队才安全后撤。

霍揆章既任第54军军长，第14师新任师长陈烈到任了，我仍任第14师师参谋长。次夜，我与陈烈带部队撤退到了青阳港公路桥时，见奉命在青阳港组织收容的第87师的部队要过早地烧毁那座桥。如果公路桥被破坏，我师的第40旅，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万人就会因桥梁破坏，无法过河，而被日军歼灭。陈烈看见后，急忙上前制止。

守桥部队的士兵问：“你是谁，不烧桥你能不能负责？”

陈说：“我是第14师师长，我们还有一个旅的人没有过来。”

守桥士兵又说：“那你打电话请求我们上级，看意见如何？”

陈烈便给在昆山指挥青阳港战略收容部队的吴奇伟打电话说：“我们还有一个旅的人没有过来，这个桥不忙烧，我把师工兵营调到这里来，把炸药安装好，另外派一个连的人在青阳港东岸，组成一个桥头堡，尽量掩护我们的人都过桥，到最后，说炸桥，一炸就行了。这样好些。”

吴表示同意。

但守桥的士兵说：“这桥是你叫不烧的，那就由你们来负责防守。”

陈说：“负责就负责。”

陈烈一面令扑灭桥上的火，一面命工兵营聂营长装药，并派出一个连到青阳港彼岸桥头占领桥头阵地，收容我们的部队过桥。一等等了一天，退却部队仍未过完，我师40旅也还有一部分受伤士兵未到达。

这时日军混在我退却士兵中，突然发起冲击。守桥头堡的连被冲垮了。

“敌人来了！”负责警戒的士兵大叫。

工兵营聂营长即令炸桥，但因电机点火装置出了毛病，炸药未能引爆。敌人一下子就冲过桥来，占领了桥头阵地。

本来安装炸药时应准备两套装置：电机点火以外还要安装导火索点火，以防万一，孰料工兵营聂营长考虑不周，竟酿成如此大错。

陈烈见桥被敌人占领，早已吓得语无伦次，不知如何是好。我安慰他说：“不要紧，我可以亲自上去组织人深夜拿炸药到桥下去人工点火。”陈听了这话以后，同意我去组织工兵人工爆破。但我到达前线时敌火力非常猛烈，桥头防守更严，无法接近。炸桥未遂。

陈怕桥夺不回来，要受军法制裁，便不惜牺牲，命士兵硬冲。但多次向敌人发起冲锋，均被敌人强烈火力所击退。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山炮营。

山炮营自从在南塘口与敌人较量之后，再也不敢集中射击。山炮很笨重，撤退不便，丢掉又可惜。我叫山炮营长留下3门山炮及全部炮弹，其余撤走。并命3门山炮对准公路桥一齐开炮，炮弹打完为止。炮兵们一心想把炮弹打完了好往下撤，因而，一个个也都不怕死了。3门山炮对准公路桥拼命打了2个多钟头，几百发炮弹在公路桥周围开了花。虽山炮弹威力太小，桥未被炸断，然而却阻止了敌人进攻。

敌人见公路桥方面不能进展，次日半夜又用几只铁舟在公路桥下游偷渡，又占领了一个新据点——朝霞村。

为了阻止敌人继续向前推进，我师又在朝霞村附近与日军对垒。

离朝霞村不远的河岸，国民党原修有一个水泥工事，我部20多个士兵带着一挺机枪进入工事，对准朝霞村猛射，给敌人造成很大伤亡。但这种机枪掩体设计实在太差，工事高出地面一公尺多，外八字的枪孔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敌人用三七平射炮对准机枪孔连打了几发炮弹进去，工事里的士兵不炸死也震死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进那样的机枪掩体了。

我师在青阳港与敌人作战数日，伤亡近700人，包括7个营长。战斗激烈，仅次于南、北塘口。待到战略收容的目的已达到，部队又奉令乘黑夜撤退，经昆山来到苏州。接着又由无锡向西沿太湖到宜兴，又由宜兴到广德。刘湘第7战区的部队到广德后，第14师再退誓节渡。这时敌人又开始向南京进犯了。

到此为止，第14师在淞沪会战中的作战行动全部结束，在第18军编制系列里的使命也走向终结，从此以后，该师将在第54军的麾下活跃在抗日战场上。综合该师在第18军编制序列以及在淞沪战场上的表现，可以归纳为：打了四场仗，两次不咋样，换了两员将，师长变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