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民族”(нация)概念的内涵及其论争
俄语中有不少与汉语“民族”概念相关的术语,其中最直接相关的有нация(nation)、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nationality)、народ(people)、народность(narodnost)、этнос(ethnos)等。在上述概念中,除этнос外,其他几个词曾长期作为同义词使用,在含义上差别微小。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的广泛应用,在这几个词之间逐渐形成了含义差别。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再次围绕нация的内涵展开了长期的激烈争论,在当今的俄罗斯已逐渐形成了把нация理解为“公民民族”(гражданскаянация)和“族裔民族”(этнонация)两种内涵并存的话语体系。本文主要拟对 нация一词的内涵演变及其相关争论进行论述,以便国内学界同仁了解俄语中“民族”概念使用情况的发展动态。
一 与нация相关的几个术语
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一般工具书对“民族”(нация)等词语的解释,上述几个词语都作为同义词使用。如在圣彼得堡1916年出版的《新百科辞典》中解释:нация“表示以独特的共同民族意识联系起来的人们群体,这种民族意识使这些人与其他民族相对照”, “作为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术语,нация 与 народ,甚至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和 народность在其本来的和主要的含义上几乎作为同义词使用,彼此间只有微妙得几乎捕捉不到的色彩差异……”对于这一点,苏联著名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也曾指出:“在俄语文献中,наци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ость 这些词本来是直接作为同义词使用的,只要看一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一些俄语详解辞典,便很容易确信这一点。顺便说一下,这一点也反映在列宁的著作(特别是革命前的著作)中。”其他学者也证实列宁总是把наци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ародность这几个词作为同义词来使用。最典型的是,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提纲》(1913)中写道:“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都有自决权,但决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在每一个别情况下就不对某一民族(нация)的国家分离是否适宜给予单独的估计。”在1919年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报告的结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术语的同义用法:“在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自决权问题上,问题的本质在于,不同的民族(нация)走着同样的历史道路……”;在谈到犹太人的地位时,列宁先后称之为 наци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ародность。苏联学者认为,以前之所以把这些词作为同义词使用是因为:“研究民族问题的那部分社会科学在20世纪初还不够发达,因而许多重要的术语还没有确定并加以区分;……例如,毫无疑问,在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的基本点即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提纲中нация一词包含的正是这种扩大的含义,它包括那些尚未形成为民族(нация)的民族(народ)。”可见,列宁在表述党的民族问题纲领时对 нация 等概念没有进行区分。
在苏联时期,随着人们对斯大林有关氏族(род)、部落(племя)、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民族(нация)这几种人们共同体历史类型的了解,俄语中的这几个概念特别是нация和народность的区别逐渐清晰化。
在当代的俄语文献中,对与 нация 相关的几个术语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ародность的界定请参见本书《俄语中的族类概念》一文。
二 斯大林及苏联时期民族(нация)概念的内涵
俄语中的нация一词源于拉丁语natio,与英语的nation、德语的nation、法语的nation等有着共同的来源。拉丁词natio最早何时被引入俄文、以нация的面目出现,笔者暂未见到相关考证。根据一些学者的论述,18世纪时нация一词出现于俄语的政治词汇中,但早在17世纪下半叶该词已主要通用于外交领域。在彼得一世执政时(1682~1725)这一术语已牢固地扎根于官方文件、政论作品、报纸、文艺作品、学术论文及私人书信中。在当时,单词“民族”的含义通常与术语“人民、人们”(народ,люди)的含义完全一致。如那些应该通知欧洲宫廷的俄罗斯官方文件,被有目的地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比如说德语中单词“民族”(нация)被译为die Nation或者das Volk。但是在一些史料中,被记录使用的术语нация具有狭义阶层(阶级)的含义。也就是说,在20世纪之前这一术语在俄罗斯主要为“人民、人们”的含义,有时也为“阶层”(阶级)的含义,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用法。如前所述,列宁也把该词视为“人民”的同义词,没有给它添加特殊的(阶段性的或其他的)含义。
众所周知,1913年斯大林在其《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对нация进行了界定。中文里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原译文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实际上,这一经典译文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对照原文,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可直译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它产生于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共同性基础之上。我国学者金天明也有与笔者类似的看法。
从斯大林对民族定义的限定(四个特征缺一不可)及举例看,1913年时他所定义的民族明显带有政治实体(国族)的含义。如斯大林指出:“北美利坚人”是一个民族,又称“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剌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可见,他在这段话中所列举的“民族”都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民族(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ция)或公民民族。斯大林也曾强调:“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也就是说,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民族”是西欧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构建民族国家而产生的结果,指的是“现代民族”,而非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们共同体。也正因为如此,他把一些尚未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族体称作“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ъ)。这类“现代民族”是在王朝国家时代,国家通过对国内居民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整合以及在王朝国家基础上促成的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结果,这一过程逐渐塑造出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最终,民族与国家的二元关系又通过民族与国家融合的方式得到协调,形成了一种以民族对国家认同为基础的国家形态,并取代了王朝国家。这种全新的国家形态,就是民族国家。因此,“现代民族是 ‘大众民族’。也就是说,它们适合所有人,当它们把 ‘人’提升到民族意义上时,理论上讲,它们包括主权民族特定人口的所有阶层。……在现代 ‘大众民族’里,每一个成员都是公民。……现代民族的外在方面体现在自治与主权概念中。现代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相连而实施自我管理和自治时,是一个 ‘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在多民族联邦内部还是在作为其他类型主权国家中的一个民族国家都是如此”。
可见,斯大林对现代民族的界定有其科学性,他认识到了现代民族在语言、地域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逐渐形成的,而且认识到这些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共同性要素需要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形成民族市场、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条件下才能形成民族。但是,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斯大林在其定义中对政治性、公民性等现代民族最本质特征的忽视,使其民族定义成为了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其“难以捉摸”性体现在:一方面,正如郝时远教授所充分论证的,我们完全可以把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民族”(нация)理解为民族国家时代的“民族”(nation),即国家民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此定义解释像俄罗斯族、乌克兰族这样一些具体的族裔民族。正因为如此,由于受到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理解局限性的影响,苏联的学术界实际上把“民族”(нация)看作在社会经济方面比较发达的“族裔民族”,或勃罗姆列伊所讲的“民族社会机体”;在我国的民族识别过程及民族研究中,除郝时远、马戎等极少数学者外,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也一直把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民族”解读为“族裔民族”。
具体地讲,在苏联的民族研究中,曾根据“族类共同体”以“部落(племя)—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民族(нация)”的演进顺序为基本公式,把“民族”解释为发展程度上最高级别的族体类别。“民族”是处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族类共同体,是族体的最高类型。而在苏联的学术话语中,学者们把国内的各族区分为“民族”、“部族”和“族群”[этническая(национальная)группа]等类别。“民族”一般指那些在人口数量上超过10万并具有自己的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的族体。可见,在社会实践中,苏联认定的“民族”与西欧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的民族(nation)并不相同,并非整个国家(全苏联)层面的全体国民构成的民族,也不是各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国民,而是每一个基于自然、历史形成的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建立了政治实体的民族,从本质上讲,这些民族仍属于由一定的血亲纽带联系着并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即“族裔民族”(этнонация)。
正因为如此,提议在俄罗斯联邦把“民族”理解为“同一国籍的人”(согражданство,即“公民民族”或“政治民族”或“国族”)内涵的首倡者季什科夫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苏联曾犯下了严重错误,即把可作为用于形成和巩固共同国家认同的隐喻之术语“民族”界定为族裔共同体而非全民共同体,且把“苏联民族”不恰当地表述为“新的历史共同体”。季什科夫还指出,在俄罗斯,由于苏联时期进行的社会主义式的民族构建将“民族”概念严格界定在“族裔民族”的框架内,导致了整个社会民众,包括学者群体对民族概念认识的僵化。
可见,在苏联,一方面“民族”被看作一个新时期所特有的族体类型(族体发展的高级形式),在把它与之前的族体类型“部族”区分的特征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被予以了特别的重视,并赋予以这些民族建立某种政治实体的权利,但同时并没有把民族与同一国家的人完全等同起来。
1986年,苏联学者克留科夫率先发表了批评苏联把现代族类共同体按社会发展程度区分为部族和民族的论文,并指出了这种区分的相对性。随后学者们围绕此问题特别是“民族”概念展开了持久的讨论,有关民族概念的论争延续至今。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理论探讨看,一些学者认为,把某个群体认定为“民族”,为提高其地位至民族的国家水平(成为加盟共和国)或者民族区域的水平(在一些加盟共和国成为自治共和国)提供了可能性。因为正是把民族理解为族类共同体的高级形式,特别是在苏共的纲领性文件中民族被赋予“民族自决权”之后,这一术语还具有了政治的色彩。在苏联及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的民族运动中,各民族正是以这一权利为依据掀起了脱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浪潮,增加了国家解体的危险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公民民族”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有着维护国家统一和尝试削弱民族或者其精英希冀拥有自己尽可能大的或完全独立的国家的意图。
正是在这次讨论过程中,季什科夫和他的很多同事建议对民族概念进行重新界定,赋予民族“公民的”而不是“族裔的”内涵,即把原来的民族概念当作“同一国籍的人”(“公民民族”“政治民族”)来看待。这一路径的依据是,整个国际实践和很多现代国家都在政治共同体和公民共同体的含义上使用术语“民族”;另外,在俄语中нация这一词语有时也使用于国家政治层面,如俄文中的联合国(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Наций)、国家安全(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国民收入(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ход)等词组中的“国家”“国家的”就是“民族”“民族的”一词,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与“国家”是同义词。实际上,在一些俄语词典中“国家”也是нация一词的第二个词义。因此,季什科夫等关于重新看待民族概念、将其作为公民的而不是族裔内涵的建议,是对原有术语体系的巨大挑战,被认为是一种战略性的转变。
三 苏联解体后围绕нация的论争:“族裔民族”还是“公民民族”?
在季什科夫提出要“忘记”нация原有的内涵,而是把它理解为“同一国籍的人”即“公民民族”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支持这一认识。在中央、各共和国都有这一路径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无论是来自哲学家、国家法专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вед)还是来自族体理论传统研究领域中的民族学家的批判至今仍存在。
很多国家法专家和哲学家坚持把民族作为族类共同体高级形式的原有认识,认为民族建立在经济联系、地域和语言的统一、文化和心理特殊性基础之上,形成于资本主义时期。这一观点的赞同者认为,保存民族的国家性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民主方式。
1994年4月时任俄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的阿布杜拉基波夫(Р. Г.Абдулатипов)在给叶利钦总统写信汇报有关制定民族政策纲领的相关情况时写道:“来自莫斯科的一些学者建议用什么 ‘同一国籍的人’代替民族……俄罗斯已经很久不是 ‘民族志学原生体’(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прото-плазма)……一些 ‘顾问’继续推动您把联邦建设成这样一种模式,在其中找不到针对民族、有关其特殊利益的位置。在族际关系中,我们的不幸全然不是因为俄罗斯联邦包括共和国和其他自治实体,就像一些人对此所全面阐述过的。……族民(народы)猜测着学者们这类讨论的逻辑:俄罗斯需要车臣、图瓦、卡尔梅克,但不需要车臣人、楚瓦什人、图瓦人、卡尔梅克人。”
不仅是命名民族共和国的精英,还有不少早就在中央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如巴戈拉莫夫(Э. А. Баграмов)、陀孝卡(Ж.Т. Тощенко)等表示捍卫术语“民族”传统的含义。
在有关术语“民族”使用的讨论中,哲学、国家法、社会学领域的专家更倾向经常使用政治实践的论据,民族学学者则更多地关注苏联的学术传统。民族学家科兹洛夫(В. И. Козлов)写道:至少在20世纪,单词нация和由它派生的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的使用,在俄语中通常用于族裔的含义,与是否具有国家无关。这反映在大量的著作中,并进入了数千万人们的心灵。
关于如何理解“民族”的讨论,还走出了科学院机构和中央的学术中心。如在鞑靼斯坦最积极和建设性地讨论了这一理论问题。时任鞑靼斯坦总统的国家顾问哈基穆(Р. С. Хаким)不同于本共和国的其他人,曾准备接受把术语民族作为“同一国籍的人”来理解。
目前,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已有不少学者和政界人士转向在“同一国籍的人”的意义上使用概念民族,但是从原苏联范围内发表的大多数论著看,更多的人仍然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同一国籍的人”含义上使用“民族”概念的首倡者季什科夫明白,在原有含义上使用该术语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并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因此不能用任何禁止的法令取消它。季什科夫写道:“没有人禁止共和国的领袖们或者文化团体的积极分子甚至专家们在族裔的含义上使用术语 ‘民族’,但联邦政府为了公民民族建设的进程有义务留出一些理论空间,否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存在。”
四 新时期俄罗斯官方话语中“民族”(нация)概念内涵的重构
自季什科夫等提出把“民族”理解为“同一国籍的人”即“公民民族”的内涵后,虽然一些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但这一思想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如普京、梅德韦杰夫曾在很多场合发表的演讲中以“公民民族”的含义使用“民族”一词。普京在2000年的就职演说中曾提道:我们拥有共同的祖国,我们是一个民族。2004年2月普京在切博克萨雷市谈到族际关系、宗教间关系时指出:“早在苏联时期我们就讲统一的共同体——苏联人民的问题,并为此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我认为,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讲俄罗斯人民(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是统一的民族(единая нация)。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统一的精神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前辈付出艰苦的努力正是为了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种统一。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今天的现实。”2008年6月28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在汉特-曼西斯克出席第5届芬兰-乌戈尔族民国际会议时指出:“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发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精神财富及族裔文化和多信仰环境的保持之上,建立于居住在同一国家内的160多个族民多个世纪和平共处的经验之上。因此,俄罗斯民族的统一经受住了众多的考验。”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2012年颁布的重要官方文件《2025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中,十分明确地赋予“民族”(нация)以“公民民族”的内涵,并把俄联邦“多民族的人民”(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ыйнарод)明确界定为“俄罗斯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而在指称国内的各族时使用“族民”(народы)一词,并界定为族裔共同体(этническиеобщности),同时把“强化俄联邦多民族人民(俄罗斯民族)共同的公民意识和精神同一性”作为该时期内战略的首要目标。
目前,俄罗斯已明确将公民民族建设视为政府和社会的一项长期工程,为此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俄罗斯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网站,发行《俄罗斯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杂志,为社会各界人士探讨建设俄罗斯公民民族的思想搭建平台。学术界也不时举办各类学术会议,进行专题研究,为这一思想的推行提供理论指导。公民民族的观念已逐渐被大多数的政治界精英所接受,也已逐渐渗透到俄罗斯大众的意识之中。
实际上,在国际上长久以来就存在对民族的上述两种理解:一种源自把民族作为公民民族(政治民族)的西欧式的理解,另一种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观点中的文化民族(культурная нация,即族裔民族)。这两种理解一直都并存于现代国家的范围内,它们的使用并不相互排斥。前者产生于法国并传播到英语中,目前在国际上“民族”主要地被看作国家的构成物,即同一国籍的人;但同时,还存在另一种传统,把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这一传统产生于东欧并传播到苏联,现在亚洲及非洲的一些国家也这样理解民族,甚至在欧洲也有它的拥护者。这就是说,对词语“民族”的使用有两种不同的传统——民族作为族群和民族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一直是并存的。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很多的混淆。目前,在民族概念的界定难以达成共识并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对民族从全景式界定向类型化界定的转向,如出现了人种民族与公民民族、国家民族与文化民族、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现代民族与传统民族等,而俄罗斯学界有关“公民民族”(гражданская нация)与“族裔民族”(этнонация)的区分,实际上是对“民族”(нация)概念内涵争持不下的一种妥协,这种类型化处理,不仅使нация这一原有词语在这两个术语中得以保留,而且还使其内涵明晰化,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对民族概念内涵争持不下的困局。
总之,在围绕术语“民族”讨论的过程中,在俄罗斯的学术及政治话语中逐渐形成了把民族作为公民共同体和把民族作为族裔共同体并用的局面。与此同时,两个新术语“公民民族”(гражданская нация)和“族裔民族”(этнонация)在俄语中也广泛传播开来。但从原苏联范围内发表的论著看,在传统意义上使用民族概念的人至今仍占多数,因此要完全把“民族”的内涵从族裔民族转向公民民族,还需要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