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科意识兴起与整理史料任务的提出

关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到底起源于何时，即使是在20世纪上半期，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当时学者多将时间限定在20年代以后，如秦佩珩就把1920年胡适与胡汉民等关于井田问题的讨论，视为“开中国经济史研究之端”。李方晨也认为中国注意经济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观传入以后。当代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将中国经济史学科产生时间大大提前。如赵德馨认为，1904年梁启超所著《中国国债史》一书的问世，是中国经济史学出现的标志。这一观点目前已被很多学者接受或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虽然也有个别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论著出现，大学设置了经济史课程，重要的西方论著开始翻译引进，甚至经济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也已有人提及，但从总体来看，这时经济史学尚未引起更多学者关注，著述多为适应民国成立后建立各种制度与机构的需要而零星产生，学者对经济史作为一个学科尚未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史料的收集整理也未成风气。因此，李伯重将1904～1931年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归纳为“萌芽阶段”，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将整理史料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先导和基础工作提到日程上来，还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也就是李伯重所说的中国经济史学“形成阶段”。其主要背景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所发生的“社会史论战”。这次纠结着意识形态角逐、政治交锋的学术讨论，尽管冠以“社会史”之名，实际上讨论的主要是经济史问题。其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使“经济史”为世人所知，使之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争论的氛围中脱颖而出。特别是随着争论的白热化，一些学者认识到“社会史实是范围太泛的东西”，其根底应该是经济史，“所以与其说中国社会史已为新时代人们所注重，不如说中国经济史已为新时代人们所注重”。

在此情况下，学者们的经济史学科意识逐渐增强，开创经济史学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汤象龙把当时的经济史领域比喻成一块土质肥沃的巨大荒地，从事经济史研究，就如农夫开垦，也如战士防守阵线。在他看来，积极开展经济史研究，是“学术的 ‘国难’时节”的自强行动，“不然，若干年后眼看别人要来代庖，那时就未免太羞人了”。傅筑夫也说，当时着手研究中国经济史，“几乎还是一种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工作”。即使数年之后，学者仍认为“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年限尚短，故至今尚在草创时期”, “中国经济史之科学的研究，在今日尚为草创时期”, “中国经济史之研究为新兴的历史部门，正方兴未艾，尚未成为科学，今日从事于此，异日可能独树一帜，成为专业”。这种对学科开创的明确意识，就表明与萌芽阶段的零星研究有了根本的区别。在这一意识的指引下，有针对性的基础性工作也被提上日程，而其中“最要紧的条件便是资料”。

尽管收集整理材料，“无论何种学术，在最初的研究过程中都有这样的趋势”，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起步，对此有更加强烈的需求。当时学者对治中国经济史之难感同身受，其难就在资料。傅筑夫说，“一切学科的开创都是困难的，而以研究中国经济史为尤甚”，而最大之困难，“是材料之不容易搜集”，因此“研究的第一步，非从史料的搜集与编订上下手不可”。汤象龙也认为，经济史资料“向来是异常缺乏的，在我们中国尤其如此”，国外学者研究经济史，在收集整理资料方面已下过苦工，中国学者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如果不做这种工作，“中国经济史将来永远是没有写成的日子”。黄序鹓也感慨“治中国经济史比治外国经济史难，且比治其他经济学皆难”，其难点，在于中国历史数千载，无一系统之载记。潘源来亦称“治经济学难，治一般经济史难，而治中国经济史尤难”，因为“治中国经济史，因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从无人加以科学之整理，欲于其中以经济学眼光来究其历史发展，势非从头做起，一点一滴累积不可”。研究中国经济史难在史料，因此，将整理资料作为前提和入手之方，就成了当时学术界的共识。这也就不难理解20世纪30年代两个最重要的经济史研究团体“北平社会调查所”和“食货派”都把整理史料列为首要任务。

在1932年11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刊号中，汤象龙就指出：“本所自开始工作以来，无论研究任何问题，时时感到经济史的研究的不可少，于是便注意于经济史料，尤其是近代经济史料的搜集。”作为我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该刊开宗明义，强调收集整理经济史资料尤其是可计量资料的重要性，集中刊登经济史学者在整理史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同时还辟有《史料参考》专栏，“登载各种与前面论著有关而为外间未曾发表的史料”。稍后出版的第2卷第1期中，进一步明确宗旨是“讨论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并将原始资料加客观方法进行研究视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

“食货派”重视整理史料，直接原因应该说是为反思“社会史论战”中空疏之弊，当然这也是经济史研究趋于规范的表现。在愈来愈激烈的“社会史论战”中，“搜集史料知识的薄弱，鉴别史料技术的幼稚”等弱点也暴露无遗，引起了强烈的批评。傅筑夫对此做过非常深刻的分析：“辩难论战的文字虽然可以 ‘充栋’‘汗牛’，然而究其实都是些猜谜式的曲解……从学术的观点上看来，不能认为是研究……第一步之搜集史料与鉴别史料的工夫，是非下可的。”不少论战的参加者也开始注意到整理史料的迫切需要。王礼锡曾计划出版一批《中国经济史料》，把《汉书·食货志》和《史记·货殖列传》合起来刊印。胡秋原提议大家仔细看看二十四史的《食货志》和《三通》等有关古代经济的书籍，再进行讨论。

论战的主将陶希圣是较早转变的一个。针对论战中出现的证据不足以谩骂补足的现象，他建议将骂人的功夫移到中国史料上。在1933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刊行缘起》一文中，他甚至提出：“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字来，在沙上建立堂皇的楼阁。”此后，他的这种认识越来越强烈：“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文渐注重到史料，几年来论战，没有结果，便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我提出这样的两句话：‘一分见解，一分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见解’。”1934年12月1日的《食货》创刊号中，陶希圣重申了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而该刊出版的意思是，“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

《食货》杂志宗旨发表后，很多学者做出积极响应。1935年2月出版的第1卷第5期中，发表了汤象龙、吴景超和陈啸江的呼应文章。汤象龙对《食货》专重史料的宗旨表示赞同，并指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非大家努力，一点一滴的搜集整理，切实的互相指点，恐怕是难有真的面目发现的”，认为“我们目前的责任最要的仍是搜集资料。这种搜集资料的工作虽是一种不成名不讨好的事业，可是我们不做这种工作，中国经济史将来永远是没有写成的日子”，为了做好这项基础工作，即使付出三十年的努力也是应该的，甚至强调，在这项工作做好之前，“不妨客气将写书的工作留待我们后辈”。吴景超在《近代都市的研究法》一文中赞同陶希圣关于整理地方志中的经济史资料的提议，还补充了读地方志所应注意的方法。陈啸江的文章则针对《食货》提出整理二十四史中经济史料的建议而发，就如何分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类似的呼应之后还有很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或提出质疑，或提出改善的建议。如高耘晖认为，中国史料太多，如果研究的范围太大，忽略必多，反不如限定较小范围，分工合作。

无论是作为专业经济史学者的汤象龙、傅筑夫，还是作为“社会史论战”主将的陶希圣，他们先后发出重视史料整理的呼吁，代表着经济史研究开始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的重要转变。尤其是《食货》杂志的创刊，屡次强调“所自定的任务，是重在搜求史料”，将史料整理列为经济史研究的首要任务。这种似乎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此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嵇文甫称之为“搜讨时期”, “材料的整理及方法的讨论”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潮”，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进入了正式的学科形成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