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发展奇迹背景下经济史研究对象探讨的若干问题

经济史的研究不仅要记载历史和解释历史，还要关怀现实，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探讨规律。进入21世纪，经济史研究面临如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及由此所实现的经济跨越发展奇迹做出科学解释的新课题。西方经济学难以对中国经济跨越发展现象做出科学解释，将其视为“中国之谜”，乃至“悖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经济高速增长并行。2002年，英国经济学家彼得·诺兰认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但中国就是在各种缺损的条件下，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则用“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来解释“中国之谜”。可见，在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解释上，西方经济学陷入困境。经济史的研究应当也可以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及其显著绩效，并从中得出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结论做出一些贡献。从实现这一目标出发，还需要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探讨。

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既要看到西方经济学的进步，又要看到其缺陷和看清其实质，深化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界定的立场和观点的认识。吴承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短期经济现象，把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制度安排都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外生变量，不予考虑，这是非历史的。诺斯改变了这种观点，把它们都纳入经济史研究范围，是完全正确的。他提出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研究各时期的结构变革和经济组织的有效性，并审定其实际绩效，这是经济史方法论上的一大启发，但在应用上不可胶柱。历史是复杂的、多元的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在诺斯的具体经济史特别是古代史的著述中，可常见人口和移民、战争、技术以至黑死病等非制度因素的重大作用，而他的著作也命名为“结构与变革”而非“制度与变革”。再则，制度变革，如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所说，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国家理论上，笔者以为不宜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作为利益交易关系，这只能解释部分经济现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诺斯的观点就更狭隘了。鉴于此，隋福民指出，吴承明认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等概念可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但应注意具体的研究对象。陈争平指出，吴承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有局限，至今仍“没有一个古今中外都通用的经济学”。许涤新更是明确地指出了不研究生产关系，旨在掩盖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矛盾。他分析说，西方经济史学者一般是重视生产力的，甚至专门以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有人说，经济史是研究“人们过去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劳动诸问题，又要用不同方法测定其上述活动的相对效率”。近年来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成长理论，也都是研究生产力的。他们注意资源和劳动力的利用，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用计量方法研究各时期的生产效率，这是可取的。然而，他们的研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永久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是掩盖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永久存在的前提，忽视生产关系的变化，在历史问题上也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西方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常常按照资本主义社会逻辑来处理中国近代经济，以至于把封建地租看成利润，把中国的小农经营说成“家庭资本主义”，等等；更不用说他们否定帝国主义侵略，否定殖民地经济的一面了。《经济科学学科辞典》说，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在西方，首先是在美国，出现了“经济史学革命”，产生了所谓“新经济史学”（New Economic History），这场“经济史学革命”主要改变了对经济史的传统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改变，也就导致结论的不同。新经济史学的主要特征是充分利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来考察经济史，并广泛采用数量研究方法，特别是在“间接度量”和“反事实度量”方面，新经济史学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也与过去不同。这种根据历史上的数字资料、用数量研究方法来解释历史的学科，就称为“计量经济史学”（Econometric History），或称为“历史计量学”（C1i-ometrics）。新经济史学的方法在克服经济理论学与经济史学的脱节方面，在提供量的概念方面，与传统方法比是一个进步。但它是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做指导，又是单纯用数量计算方法，因此无法说明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也谈不上揭示经济发展过程的规律性。武力指出，西方经济学是服务于强势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其中的一些假设没有告诉你，甚至是故意不告诉你，如信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讲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前提就是西方国家先行实现工业化而发展起来了，在自由贸易中处于强势地位。笔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由于以服务于垄断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为目的，主张私有制而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久存在为前提，以由此形成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显然会遇到困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中国之谜”的问题也就成为必然。

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要有整体历史观和注重引入非经济因素和视角。吴承明认为，整体历史观应作为思想方法，即力戒孤立地看待经济问题，要考虑到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许涤新指出要把人纳入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他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中提出，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没法不同资产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发生关系。马克思多次指出：商品、资本本来是在物的掩盖下的人的关系。从司马迁起，写人物就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近代史学，尤其是经济史，似乎丢掉了这个优良传统；一个时期，甚至讳言人物，以免遭受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之祸。我们打算改变一下风气。当然，我们不是为写人而写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限于篇幅，只能是某个经济范畴的代表人物，又只能是少数几个经济范畴的代表人物。陈争平指出，经济史研究要有“人”，可以说是吴承明、汪敬虞等前辈学者的一个重要治学理念。汪敬虞深入“人”的精神层面，曾专题研究近代中国人的产业革命精神。笔者认为，经济史要研究“人”，大致可包括研究“人物”、“人心和人文”（思想、文化等）、“人群”（包括企业、工商社团等）、“人口”、“人力”（包括劳动、人力资本）等方面。吴承明指出，非经济因素中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两项。就中国封建政府而论，它在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上，效率要高于同时代的西方政府。在阻碍经济现代化中，中国政府也远大于西方。诺斯的新制度学派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但他注意到了非经济因素，把国家论和意识形态引进经济史。这实际是中国史学传统，中国历史上是强政府，讲义利论，不过，诺斯说他是取法马克思。总之，学习年鉴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给笔者很大启发。至少，经济史不能只就经济论经济，还要研究社会结构、制度、思想。董志凯说，吴承明对经济史研究与历史研究方法做出全面剖析后指出，经济史研究有历史条件、经济运行、制度、社会与思想文化等5个层次。武力认为，经济史研究要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考虑非经济因素，如对三线建设仅从经济视角是很难研究清楚的，需要综合考虑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等问题。李伯重认为，近年来经济史学所遇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学自身。只有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学才能更好地发展。而在此方面，经济史学大有可为，因为它能够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中国有长达两千年的“食货学”传统，这是中国的经济史学的本土源头。“食货学”对社会问题有强烈的关注，旨在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制度方面为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其内容包括田制、物产、水利、户口、赋税、货币、财政、漕运、仓储、乡党（乡村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术资源，也使中国的经济史学能够在社会经济史方向的发展中走得更远。如果我们改进了经济史研究，那么就能够推进经济学的进步，而经济学的进步，对于改进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又至关重要。

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历程为主线，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科学解释和理论概括。《经济科学学科辞典》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指导原则，使经济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并为后来研究经济史的人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李根蟠指出，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决定了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孙圣民、徐晓曼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较早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动的制度变迁框架，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史，这种研究范式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林岗认为，在《资本论》的宏大的理论体系的展开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个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具体化为经济学分析的一系列规范：①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②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③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人的经济行为；④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道德规范。李义平指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旨在揭示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通过物的关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揭示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董志凯在《读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经济史研究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去探索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无疑要遵循这一总的指导原则。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世界，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认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尊重历史，要有整体历史观，不搞历史虚无主义，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进步的方法，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研究范式，基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历程，以及经济发展成就和经验研究，以科学解释“中国之谜”和更好地服务于当今乃至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