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色列公共外交的理念创新

第一节 以色列公共外交理念概述

一 犹太民族历史与文化是以色列公共外交最为重要的理念

犹太文化是犹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犹太民族在早期曾建立过较为强大的犹太国家，之后近两千年的流散史又凸显了犹太教在犹太文化中的地位。在以色列建立的过程中以及建国之后，犹太文化都为这一国家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增强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家凝聚力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以色列公共外交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与理念。

（一）犹太国家的历史记忆对犹太人思想的凝聚

19世纪下半期，伴随着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的汹涌以及反犹主义浪潮的兴起，犹太人为了寻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不少犹太精英开始尝试将建国思想立足于犹太文化之上。

而在漫长的犹太历史中，对于犹太国家的历史记忆，最终成为犹太人寻求建国的思想渊源。两千多年前，犹太民族在著名的民族领袖大卫王时代（David，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1011年～公元前971年）完成了对异族的征战，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统一王国。大卫王通过征战和盟约的方式拓展了王国的疆域，使犹太人控制下的地域大大超出了古迦南地的范围：东北到幼发拉底河，东南至亚喀巴湾，西南抵埃及边界。大卫王死后，其子所罗门即位，在耶路撒冷兴建了犹太教的圣殿。圣殿随即成为犹太人的祭祀中心，所有对上帝的献祭仪式都在圣殿举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识因圣殿而得到了增强。《圣经》对耶路撒冷的直接提及就多达677次，间接提及则达上千次，足见它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太人历史上的统一时期尽管不长，国力也谈不上特别巨大，但是统一王国时期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却成为其永远向往之物，成为维系民族生存和感情的归宿。当犹太人在欧洲受到排挤之时，犹太民族的“黄金时代”再次成为唤醒犹太人民族独立意识的历史记忆，犹太人将重建国家的目光再次集中到巴勒斯坦地区。

1862年，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摩西·赫斯出版了《罗马和耶路撒冷书》。他在这本书中写道：“为了使犹太国复活，我们应当首先考虑从政治上复活我们的国家。这种复活就是向我们祖先的国家移民。”1882年，正当恐怖和屠杀犹太人的活动蔓延到整个俄国时，俄国犹太人列奥·平斯克发表了小册子《自我解放》，平斯克认为，只有把巴勒斯坦放到他的学说的中心，才能将受到启蒙的犹太人的感情动力转向这一运动。否则，那些考虑移民的人无疑只会直奔富裕的西方，而对为了民族独立而去开拓处女地的思想，不会产生动力。

这些对犹太国家的历史记忆，唤起了犹太人对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新国家的感情，凝聚了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在该思潮的推动下，1882年，一些俄国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号召犹太人组织起来向巴勒斯坦移居。1884年，“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决定筹集资金，援助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俄国犹太人阿哈德·哈阿姆也参与过这一活动。他认为移居巴勒斯坦非常重要，巴勒斯坦地区应该被建设成为散居犹太人的精神、文化与宗教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为将来建立一个理想的犹太国家奠定基础。他创办了出版社，并担任了一个希伯来语月刊《使者》的编辑工作，主张从普及希伯来语着手来恢复犹太精神，塑造新的犹太人和民族魂。1896年，奥地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出版了《犹太国》一书，他在书中写到巴勒斯坦是难忘的历史上的祖国，它的名字就是一个团结的、使人振奋的口号。在他的推动下，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并建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1904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再次确认只有巴勒斯坦才是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唯一地点。由此，犹太人对犹太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最终转化成了以色列建国的理论纲领和思想。

（二）犹太文化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和开拓的凝聚

19世纪末，犹太移民逐渐开始较大规模地进入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移民将来到巴勒斯坦定居称作“阿里亚”（Aliyah），“阿里亚”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上升”“攀登”，原指犹太人去耶路撒冷的朝圣活动，意味着精神上会得以“升华”，后来犹太人也将精神层面的升华指称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居住。

经历了在移民过程中各种困难的考验，犹太人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成为以色列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其中，一个有着特殊价值观和特殊生活方式的小社会——基布兹（Kibbutz），作为犹太移民社会中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劳动组织也是典型的“犹太事物”，是最能反映犹太平等和共济思想的社会组织。它的产生，起源于“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建立。“基金会”为了建立犹太移民点，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将土地租给犹太垦荒者。根据《圣经》“土地永不可出售”的戒律，“基金会”向垦荒者颁发为期49年的租契，并规定不得无故放弃耕作已经租得的土地，或者任意雇佣他人代耕，否则，将宣布契约作废。同时，“基金会”规定，不得将土地租给个体农户，只能租给那些以某种合作社或集体会社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农业小集体。希伯来语中基布兹的意思就是“集体”或者“聚集”，其特点便是土地国有和一切财产归集体公用。在犹太文化的推动和深刻影响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先后有五次较大规模地向巴勒斯坦地区的“阿里亚”（见表2-1），为以色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882年，来自俄国的50名犹太男人和1名犹太妇女抵达巴勒斯坦。他们作为第一批现代犹太移民在该地区定居，并建立了农业居住区。他们隶属于所谓的“比卢”小组。“比卢”是一个希伯来语缩写，由《圣经》中《以赛亚书》第二章一节诗每句的第一个字母拼写而成：“来吧，雅各家的人啊！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尽管巴勒斯坦地区有不少地方自然条件非常艰苦，但到1897年巴勒斯坦已有18个犹太人居住区，并且开办了一所农业学校。在雅法以南的沼泽地和沙丘之间也出现了一片片的绿洲。这些绿洲正是犹太移民们以无限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用双手创造出来的。

20世纪初，第二次“阿里亚”到来。这次的移民主要是来自白俄罗斯、波兰东部和立陶宛的城市，他们三三两两地来到巴勒斯坦。一般说来，这些移民相互之间没有联系。从第二次移民潮早期成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移民都是独立做出决断，以回应内心的召唤。各人的情况不同，但他们所共有的愿望是献身于犹太社区的建设以及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家园。他们认为《圣经》和犹太文学对他们民族成长的影响比社会主义学说大。不仅如此，在这批移民中，一些人开创了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如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第二任总统伊扎克·本·兹维等人，是他们在犹太文化的感召下，创造出了未来以色列社会和经济组织的雏形、政党政治的模式，复兴了犹太文化并建立了防御体制，从而为20世纪40年代建立国家奠定了基础。

在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的过程中，第三次“阿里亚”在其早期，并没有得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帮助和鼓励。相反，正式的犹太复国主义机构反对这次移民。因为这些机构担心移民到达巴勒斯坦后，住房和工作安置一直难以就绪，易造成紧张局面。但是对于决心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而言，他们在犹太国家历史记忆的推动下，并没有因这些不利的客观条件而停下脚步。1919年至1923年，有3.5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1919年大约2000人迁入，以后几年则每年平均有8000人迁入，这是之前没有过的移民速度。在5年中，犹太人口从5.6万人上升到9万多人，至此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结构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土生土长的犹太人社团过去一直是多数，而现在成了少数。

第四次“阿里亚”与前三次不同之处在于，第四次“阿里亚”不仅在移民人数上大为增加，而且在人员构成上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前三次“阿里亚”移民中，大多数都是青年人。他们一般都是单身汉，且在其国内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此次“阿里亚”的人员则主要来自中产阶层家庭，既有工匠、店主和小商人，也有掌握着巨额财富的企业家以及各种专业技术的人才。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小企业的迅速发展和各项基础建设事业的扩大。这些移民的着眼点不在农业，而是在城市里继续从事他们原先的职业。因此，特拉维夫等城市得以快速发展起来。特拉维夫市的犹太人口在1923年底为1.65万人，到1925年底则达到4万人。随着移民人数的日益增多，建筑业也迅速发展，在特拉维夫和其他城市，成千上万幢住宅拔地而起，不仅如此，在第三次“阿里亚”期间，工业也起步了。1923年，第一座火电厂开始在特拉维夫运行。两年后，这座电厂开始向海法和太巴列市送电。电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整体上看，第四次“阿里亚”在加强犹太人在城镇的力量、扩大工业发展和提升犹太人在农村的产业能力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五次“阿里亚”期间，德国移民占了很大比例，1920年至1932年，德国移民只占巴勒斯坦移民总数的2.5%，但在1933年至1938年，德国犹太人的比例高达27.7%，他们中有很多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除了企业家、商人之外，还有许多银行家、医生、律师、工程师、建筑师、教授、艺术家、记者等。和以前的移民相比，他们不仅带来了相对多的财富，而且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扩大了巴勒斯坦的知识阶层。

除了这五次“阿里亚”外，1939年至1945年，约7万名来自波兰、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欧洲犹太人成功逃脱纳粹的恐怖镇压，返回巴勒斯坦。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移民已超过60万人。

随着犹太社区和城市在以色列的不断增多，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地区定居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自然条件的制约，英国委任托管当局和阿拉伯人的制约成为更大的阻力，但犹太文化所给予的凝聚力推动着他们克服各种困难。1929年巴勒斯坦地区爆发了阿拉伯起义，有133名犹太人死亡，几百人受伤，同时犹太人的财产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但英国托管当局则对犹太人施以冷淡的态度。1930年10月，英国殖民大臣发表了《帕斯菲尔德白皮书》，明确指出不准迁入犹太人。为了抗议《帕斯菲尔德白皮书》，时任犹太代办处主席的魏茨曼辞去了这一职务。巴勒斯坦和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对英国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在犹太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被迫和犹太代表处举行谈判，最后取消了《帕斯菲尔德白皮书》中阐述的政策。与此同时，为了抗击阿拉伯人的袭击和进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建立了一支维护犹太人生活与命运的自卫军，而自卫军的成员们则把这项工作看作犹太人委托给他们的为整个民族谋幸福的任务。他们的英勇行为同样鼓舞了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移民的勇气和信心。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进行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问题的决议”投票表决，这个关于巴以分治的报告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而获得通过。这一天在纽约、巴勒斯坦以及所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都举行了庆祝会。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交通中断，人们在街头载歌载舞直到清晨。30日清晨，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宣布罢工3天以示抗议，巴勒斯坦各个地方的犹太人都受到攻击，在暴乱的第一天就有7人被杀，更多的人受伤。此后双方一直进行战斗直到英国托管结束。英国宣布它将在1948年5月16日从这个国家撤出，但托管当局完全没有为把权力移交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做好准备，甚至也不准备移交给联合国任命的管理耶路撒冷的5国委员会。犹太人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加强防卫，因为阿拉伯国家已经宣布英国一旦撤离，它们的军队就将开入这个国家，但当武装斗争愈演愈烈时，犹太人是在绝境中进行战斗，而阿拉伯人则可以在邻国避难。正是在犹太国家的憧憬和鼓舞下，犹太人的军队获得了胜利，为建国赢得了时间。

（三）现代希伯来语对犹太民族的凝聚

现代希伯来语是世界上唯一的以书面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口语。在恢复和复活古老希伯来语的过程中，贡献最大者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埃利泽·本·耶胡达。1881年，他携全家移居到了巴勒斯坦，开始在当地犹太人家庭和幼儿学校中实验推广现代希伯来语。1884年，他和几位朋友创办了第一份现代希伯来语报纸。在他的身体力行和带领下，现代希伯来语逐渐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最终成为该地区人民日常交流的语言。为了加快希伯来语的复活过程并使之规范化，犹太人在1890年成立了希伯来语委员会。1913年的第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明确提出了把希伯来语作为犹太民族语言并且要创建希伯来大学的主张。1913年，新成立的以色列工学院董事会在犹太人的强烈要求下，决定把希伯来语定为该校的授课用语，希伯来语于是成为以色列第一所国家级大学的教学语言。1916年希伯来语教师协会成立。根据调查，同年以现代希伯来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已占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总数的40%，而在儿童中，这一比例已高达70%左右。1922年，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正式宣布现代希伯来语成为该地区正式用语之一，从而确立了现代希伯来语在巴勒斯坦社会生活中的地位。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后，现代希伯来语成了以色列国的正式语言。现代希伯来语的出现不仅表现了犹太民族的再生能力，而且是犹太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希伯来语成为凝聚犹太民族最有力的方式之一。

（四）犹太文化是以色列民族构建的基石

民族构建就是将民族作为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三组主要关系：社会个体与国家、族群与民族，以及族群之间。它们的互动的结果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包括个体、族群在内的社会活动者共同认同感的达成。这需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价值、共同的心理取向等要素的形成。二是这些行为者生存空间的确定化，这要求有共同的生活地域。

以色列建国后，虽然流散近2000年的犹太人有了确定的生存空间，但依然也面临着民族构建的挑战。国内犹太人主要分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东方犹太人两个群体，其中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是指来自欧美地区的犹太人，这些人大都文化水平较高，经济和社会地位也很高，他们是以色列最早的定居者和开拓先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缔造了这个国家，是这块土地上文化模式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以色列建国时的第一代领导人大多属于这类犹太人。东方犹太人主要是指第二圣殿被毁后流散到中东和北非的犹太人后裔，在以色列建国后的20世纪50年代是东方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高潮，从1948年3月到1960年11月，以色列共接纳98.1万犹太移民，其中47%都是来自亚非世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东方犹太人的数量逐渐超过了西方犹太人。但东方犹太人的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因而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也较低，处于以色列社会的下层。

这种情况下，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努力想把古老的犹太文化遗产置于公共神话的中心，不仅把它作为精神来源，而且也把它作为民族统一的重要工具。由于人口的文化背景多种多样，只有通过让思想向后跳跃两千年，才能尽快创立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只有以希伯来语为媒介，回到遥远的过去，才能靠民族历史把不同地域来源的以色列人凝聚在一起。这样，近期犹太史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就被几千年的民族共同性的烙印掩盖掉了。

以色列建国后，由于大批涌入的移民都不会讲希伯来语，从而使以色列的民族构建面临着更大挑战。到1953年，成人讲希伯来语的比例就跌至53%，但希伯来语是以色列政府确立的凝聚犹太移民群体和构建犹太民族的重要方式，所以政府为成年犹太移民制定了教授希伯来语的方案，即“乌尔班”（Ulpan）计划，“乌尔班”一词在塔木德阿拉米语中的意思是习俗、培训、规则和法令，在现代希伯来语意义上则是工作室。从1949年第一个“乌尔班”希伯来语培训班开始进行教学任务起，到建国20年时，有大约12万名犹太移民在“乌尔班”中完成了希伯来语培训，而这对于一个新生的、随时面临着各种危机的新国家来说可谓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1969年后，又陆续有黑犹太人从埃塞俄比亚移民到以色列，1984年以色列发动了“摩西行动”, 1991年，又发动了“所罗门行动”，将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的29000名犹太人全部空运回以色列。苏联解体后，20世纪90年代初有高达近92万名俄裔犹太人来到以色列，这批犹太人返回历史祖国的思想动力，同样来自犹太文化的观念。虽然无论在沙俄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犹太人都曾遭受到无法想象的磨难，但那种有可能导致这个民族灭亡的环境在当时却变成了对他们的一种考验。通过考验，这个民族精神振奋，焕然一新。回到以色列后，许多俄裔犹太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民族身份，纷纷将俄罗斯名字改成犹太人名字。他们还接受了犹太民族的宗教服饰习惯，被称为“基帕”（kipa）的小圆帽时常会出现在俄裔犹太移民的头上。不仅如此，这批移民在以色列政府安置中心和专门为新移民设立的适应不同文化层次的希伯来语教学点，接受希伯来语语言、文学、宗教、历史和哲学等的强化训练，目标是在短时间内掌握希伯来语，以此迅速接纳一种以犹太文化为根基、兼容东西方文化特色的以色列国家文化，使自己及时融入以色列本土社会中。1992年，就有4万多名俄裔犹太移民在不同教育机构学习希伯来语。

由于以色列绝大多数犹太青年都要在军队服役，犹太文化作为军事教育的组成部分在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军事教育中，凡受教育不满8年的士兵一般要接受三个月的希伯来语课程学习。另外，每一个战斗团都开设了文化和教育活动广泛的信息课程，犹太民族的历史、以色列土地等都是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以色列是一个熔炉式的国家，以色列社会是一个多样性、多层次的社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历史传统与现代思潮、宗教氛围与科学精神交织在一起。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以及典型的移民国家特征使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影响以色列国家现代化的主要阻力已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民族构建能否成功。而在以色列建国后，正是犹太文化成为了凝聚不断涌入以色列定居的犹太人的凝合剂。

不同族群的犹太人通过语言学习、军事教育、共同的宗教和社会活动、婚姻等途径，消除了心理的隔阂，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犹太民族。目前，犹太社会中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东方犹太人的社会隔膜已不明显（见表2-2），黑犹太人、俄裔犹太人也在以色列社会中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此可以说以色列的民族构建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作为统一国家的象征，以色列的国歌、国旗和国徽也体现出犹太文化在民族构建中的基石作用。以色列国歌为犹太教拉比纳夫塔里·赫尔茨·伊姆贝尔创作的歌曲《希望》。该歌曲的曲调采用的是犹太民族的传统曲调，歌词全文是：“只要我们心中，还藏着犹太人的灵魂；只要犹太人的眼睛，还望着东方的锡安山，两千年的希望，就不会化为泡影。我们将成为自由的人民，立足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国旗是由白底、蓝条、大卫盾组成。原为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会旗，设计理念是犹太人祖祖辈辈使用的祈祷披巾。这一设计以最佳的方式体现了犹太人、犹太传统与旗帜之间的精神联系。以色列国徽的设计也充分体现了犹太人对于犹太民族历史的记忆。据认为，自从古犹大国亡于巴比伦帝国以后，犹太人浪迹天涯，是圣殿的七支灯台给那些无家可归、受尽磨难带来光明和慰藉。

（五）犹太文化的传承是以色列的核心价值观

以色列建国后，高度重视犹太文化，因为该国没有成文宪法，《独立宣言》便成为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则。在1948年5月14日签署的《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以色列的国土是犹太民族的诞生地，犹太民族的精神、宗教、政治认同在此行成。在以色列建国后，将对所有犹太移民开放，并根据古代以色列《先知书》的设想建设一个自由、公正与和平的国家。正是《独立宣言》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犹太文化作为民族构建的基石，以及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依托。也是在犹太文化的主导下，以色列公民长期保持着强烈的国家危机意识。可以说，犹太文化在以色列建国后的60多年里，极大地增强了以色列的国家凝聚力，成为以色列生存和发展的保障。

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国家核心价值观。国家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凝聚全民共识、维系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也是处理对外关系、塑造国家形象的思想坐标。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与感召，一个民族就会精神涣散；一个“魂不守舍”的国家，人们有理由担心它究竟能走多远，走向何方。以色列社会在《独立宣言》的基本原则上形成了传承犹太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1．《回归法》的颁布与以色列建国后的新移民

以色列建国后，1950年7月5日，以色列政府颁布了《回归法》（Law of Return），把居住在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称为“流散中的犹太人”，把移民以色列表述为“回归自己的祖国”。按照此法规定，所有的犹太人，无论其出生地如何，一概赋予在以色列定居的权利，因此《回归法》从理论上结束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涯。1970年，以色列国会又通过了《回归法》修正案，对犹太人的身份做出了法律上的认定。1970年《回归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犹太人”指的是“由犹太母亲所生或已经皈依犹太教，且不属于其他宗教的人”。不仅如此，修正案还将犹太人回归、移居和取得国籍的权利扩展到犹太家庭成员，包括其儿孙以及他们的配偶，除非他们信仰其他宗教。以犹太文化为基础的《回归法》的颁布，使以色列成为犹太人的精神家园和感情凝聚的圣地，也将守护全球犹太人作为以色列的至高国家利益和义务。

《回归法》为以色列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移民，从1948年至1972年有四次大的移民浪潮，1948年至1951年共75.48万人，1955年至1957年共16.5万人，1961年至1964年共21.5万人；1967年至1972年共17.68万人，到1972年底移民总数达130万～140万人。在1960年至1989年，犹太人移民平均每年约达1.5万人，大部分来自欧洲、北美洲和中美洲。而在1992年至1999年，年平均移民则约为7.3万人。

虽然在安全和经济困难时，特别是1948年至1951年，以色列建国后迎来了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而此时以色列也正经历着最痛苦的生存斗争——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为安置移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以色列政府依然鼓励移民。1949年，“魔毯行动”把也门的5万名犹太人全部接到了以色列，1950年的“艾兹拉和奈赫米亚行动”使12万名犹太人从伊拉克移居到以色列，虽然移民带来了一时的困难，但源源不断的犹太移民的到来却也强化了犹太文化在以色列社会中核心价值观的地位。尽管根据对宗教的态度可以将犹太人分为四种，即极端正统派、正统派、保守派、世俗派，但他们对于犹太文化的经典和基本价值理念是共同认可的。在以色列人看来，犹太国家的含义至少有三层意思：犹太人是国家的多数民族，犹太人是国家领导者，犹太文明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石。

2．文化建设与犹太文化的传播

以色列非常重视以犹太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建设，以色列国家博物馆、大流散博物馆、圣经地博物馆等以色列国内参观人次最多的博物馆都是以犹太文化的传承为核心的。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中最重要的展出是《死海古卷》，这份珍贵的文物记载着古代犹太文明的灿烂，该博物馆专门建立了独立的展馆对其保护。《死海古卷》在以色列被诠释为“重新回到它的拥有者手中”，从而强调了古代犹太国家与现代以色列之间的联系。

另外，关于犹太文化的文物古迹也获得了很好的保护，在耶路撒冷，大卫王时期的城市遗迹被发掘，并且成为以色列的国家公园，以色列公民通过参观这一遗迹能够深刻认知到犹太人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过强大的国家及其先进的文明。除耶路撒冷外，犹太文化的其他重要城市，其文明遗产也被保存、恢复和彰显。在以色列北部城镇采法特，政府很好地维护了中世纪以来的犹太会堂，并同当地的犹太神秘主义艺术传统一起，成为当代以色列的宗教和文化艺术圣地。另一城市太巴列虽然没有像采法特同样丰富的犹太文化遗存，但以色列政府仍然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还原了犹太会堂及犹太文化在这一城市的历史存在，从而事实上确立了以色列国内重要旅游城市的太巴列，同时作为历史上犹太文化中心城市之一的地位。

在文学领域，当代希伯来文学是古老犹太民族文化传统、现代西方文化传统和以色列本土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从历史传承的角度看，《圣经》中描述的犹太人在摩西的带领下走出埃及，沦为“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返回锡安，与当代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感召下回归巴勒斯坦建立国家均重复着回归家园的主题；《圣经》中兄弟相残的故事在当代则从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中体现出来；《圣经》中约书亚对迦南地的征服则让人联想到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对古老宗教与文学经典做出带有世俗化意义的现代阐释，成为当代以色列诗歌和戏剧的一个重要渊源。著名诗人吉尔伯阿、阿米亥、古里和扎赫等分别沿用古老犹太传统文化中的人物和象征，融合当代思想，对古老的宗教传统进行解说。小说家兼戏剧家麦吉德、沙博泰、沙莱夫等汲取《圣经》中的神话来反映犹太人的当代体验。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小说家阿格农则多以传统宗教家庭为题材，赞美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区，沉浸在传统宗教的世界当中。如小说《黛拉》描写的是一位名叫黛拉的虔诚教徒，居住在耶路撒冷老城，她恪守传统的道德规范，历经了漫长的痛苦和磨难，始终静静地等待着救世主的来临。

在艺术领域，来自保加利亚的犹太移民博瑞斯·斯哈兹教授在巴勒斯坦地区创办了第一所艺术学校——比扎莱尔艺术学校，并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创造出一种基于犹太文化和适合犹太民族主义发展的艺术形式，被称为“东方希伯来”。斯哈兹和他的学生们把欧洲绘画技巧和中东装饰形式相结合，创作了许多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绘画，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幅古希伯来人在伊甸园中拖着一长串葡萄的油画和一幅希伯来妇女从古井中提水、先知们在一旁指着远山的道路的油画。他们的不少绘画作品都在以色列国家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展出，受到以色列民众的欢迎。

3．日常生活与对犹太文化认知的强化

日常生活对于认知的强化至少分为两方面：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前者体现为对认知的宣传、体系的构造和思想的创新，后者体现为大众对政治意识、思想观念的接受、积淀，进而体现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由此可知，日常生活是民众与社会互动、增强社会赋予其认知的最深刻的方式之一，而犹太文化在以色列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也正是扮演着这样举足轻重的角色。

以色列工作与假期的时间安排和犹太文化紧密相关。以色列社会高度重视安息日，一年中每一个安息日因其日落的时间不同，公共活动的起止时间也不同。在安息日期间，以色列国内大多数营业场所和公共交通服务都被停止。2009年以色列国内进行了一次调查，在调查中，有70%的人在逾越节期间不食发酵食物，80%的人认为按照宗教规矩过犹太节日重要或者非常重要，61%的人支持公众生活应该按照犹太教规执行。犹太历法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影响也很广泛，大屠杀纪念日（尼散月27日）、烈士纪念日（以珥月4日）、以色列独立日（以珥月5日）等世俗节日也用犹太历法计算。

按照传统，宗教机构垄断了“卡什鲁特”（犹太饮食法），凡宗教机构认定的“洁净”食物，犹太人才能食用。宗教机构还包办了犹太人的婚丧嫁娶，结婚虽然不是宗教活动，也没有固定的宗教仪式，但规定由宗教人员主持的婚礼，才是合法的婚礼，由宗教人员当众向新娘宣读的婚书，才是有效的婚书。出于犹太人的民族一体感，就是最激进的左派也会为他的儿子举行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割礼和受诫礼，犹太人最担心死后不能葬入犹太公墓，成为孤魂野鬼，因此，必须请拉比来做临终祈祷。正是由于犹太教的拉比掌握这一切，给予了宗教机构以巨大的权力，为其干预社会生活提供了条件。

而在司法领域，以色列有严格的司法体系与制度，其司法体系分为三大类：普通法院、专门法院、宗教法院。宗教法院系统包括犹太教法院、穆斯林法院、基督教法院和德鲁兹族法院。由政府拨给经费，负责审理与宗教有关的诉讼案。宗教法官和职员是国家官员。其中，以犹太教法院的影响最大，它包括由两位首席拉比领导的最高犹太教法院以及全国9个地方设置的拉比法庭，共有90名法官。依据犹太律法，审理涉及犹太人个人身份、婚姻事务的诉讼案。以色列的刑法和民事法都以《妥拉》《塔木德》中的律法和中世纪犹太人社团的一些法规为基础，因而以色列的法律条文实质上体现了很强的犹太教权主义精神。

犹太文化在教育领域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以色列国立教育分为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两个体系，近年来各城市的宗教学校学生数量明显增加，而世俗学校在校生数量却有所减少。2011年以色列的在校生总数为114.84万名，比2010年的113.98万名有所增加，但国立世俗学校的在校生人数却有所下降，从2010年的66.27万名降为66.04万名；而国立的宗教学校的入学人数则有0.9%的增长，从2010年的20.74万名增加到20.93万名；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在正统派犹太教学校学习的学生人数更是呈几何级增长，近年这个趋势愈演愈烈。在1948年时正统派学校仅有5000名学生，到1998年有20万人，2011年达到23万人，比上一年增长3.76%。目前在以色列的国立宗教学校与正统派犹太教学校就读的在校生共计约44万人，占以色列全国在校生的近五分之二。

在此基础上，以色列犹太宗教社团的既得利益远超其他任何利益集团，享有很多特权，如宗教学校的学生免服兵役；信教的女性免服兵役；经学院学生不工作、不纳税，而享受国家补贴等。1994年1月，时任工党联盟外长的佩雷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采访时曾说道：“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不是军事入侵，而是文化侵略……在一些年轻人看来，世界上最有声望的妇女不是以撒之妻，而是麦当娜。”对犹太文化式微的忧患意识，使以色列政府与犹太教拉比们达成了心照不宣的谅解。从政府一方来说，只要拉比们不过于咄咄逼人，不过分制造麻烦，他们乐于鼓励拉比们在社会中扮演的“卫道士”角色。政府把正统派犹太教视为犹太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和集中表现者，视为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由此看来，政府对正统派拉比们的所谓让步，并不完全是被他们敲打的结果，有时甚至是政府暗中鼓励的结果。

（六）犹太民族的历史是以色列民众国家危机意识的主要来源

以色列建国后，长期面临着生存和战争的考验，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相比较，“人少地狭”的以色列在不少客观条件上处于完全的劣势。为了应对这一现状，除去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外，民众的国家危机意识至关重要。以色列政府通过强化大屠杀、民族流散等历史在社会中的认知，成功培育了以色列民众的国家危机意识。

1．对大屠杀历史的深刻反思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在人类历史上是惨绝人寰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阶段从1939年到决定“最后解决”的1941年；第三阶段从1941年到1945年，德国人在所有的占领区开始灭绝犹太人。1933年3月，发生了第一次杀害犹太人的暴行，接近1935年底时，有8000名犹太人自杀，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包括150万名儿童在内的600万名犹太人被杀害。

大屠杀作为一场民族灾难和集体记忆，强化了不只是幸存者而是整个犹太民族的忧患意识。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对大屠杀的深刻反思，1952年，大屠杀日被确定下来，也是在同一年，为大屠杀事件设立纪念日的日期选择在犹太历尼散月27日（约在公历4月）。这一日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沙犹太“隔都”（Ghetto）中犹太人起义的日子。每年当这一纪念日来临时，以色列的电视广播会停止一切娱乐节目，全国娱乐性服务设施关门歇业。最先举行的是点燃长明火纪念仪式，悼念惨遭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仪式开始时，会有6名曾被关押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点燃象征遇难者亡灵的长明火，每一支长明火代表100万个亡灵。上午10时整是举国哀悼的时刻，这时汽笛声响彻整个国家，民众会停止手中的一切工作，繁忙的城市一时间安静下来，行驶中的车辆会及时停下，乘车人会跳下汽车，肃立默哀。全体犹太人以静默方式参与对大屠杀的纪念。

同时，以色列也建立了耶路撒冷大屠杀历史纪念馆，并且形成了以大屠杀历史纪念馆为核心的全国大屠杀教育网络，有遍布全国的大屠杀教育馆或教育中心，每个犹太孩子一懂事就被带到那儿接受教育。

不仅如此，1953年8月19日，以色列议会正式通过《亚德·瓦谢姆法》，也称《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法》，声明其目的在于“将所有那些在……战斗与反抗中遇难的犹太人的记忆集中到故土上来……因为他们皆属于犹太民族”。这部法律的出台表明，英雄主义和民族精神被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抬高到与大屠杀本身同等的地位。

1960年5月，以色列特工人员逮捕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战犯艾希曼，以色列政府随即决定对艾希曼进行公开审判，由此唤起以色列民众对大屠杀记忆的反思。经过一年的烦琐查证，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开庭，并持续了四个月，之后，法庭又花了四个月时间准备判决，最后于1961年12月宣布了判决。艾希曼向最高法院的上诉失败了，国家总统也拒绝给予他仁慈，于是，艾希曼于1962年5月31日被处死。在整整两年中，从他在阿根廷被捕获时开始，到他的骨灰被抛洒在以色列领海之外，“艾希曼”占据和支配了以色列公众的注意力。

对艾希曼的审判唤起了犹太人对大屠杀历史的反思，也使曾经受到压抑的民族精神凝聚了出来。艾希曼在灭绝欧洲犹太人时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这一审判使以色列公众好像通过显微镜目睹了对疯狂的纳粹帝国的追踪调查。对纳粹的主要刽子手的审判是一种成熟的民族精神的有效催化剂。看到艾希曼按犹太国法律受到审判，不仅老一代犹太人和年轻人都能够直接体会到以色列民族主义的合法性，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以色列公民的国家危机意识。

2．对犹太民族流散经历的高度重视

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以及马萨达抵抗的失败，都是犹太民族失去故土、进入流散时期的标志。建国后，以色列政府有意凸显古代犹太国家的辉煌与两千年离散史和苦难史的对比，从而培养以色列民众的国家危机意识，在危机面前，犹太民族唯有凝聚起来，才能保卫和建设自己的家园。

公元70年，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攻破了耶路撒冷，放火焚毁了犹太人的第二圣殿，只留下了圣殿的一堵西墙。1967年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后，每个安息日来临之时都有大批犹太人前往西墙，以色列政府也会在重要节日（如独立日等）时，在西墙下举行盛大的国家仪式。

公元70年耶路撒冷失陷后，近千名犹太人退守到死海西岸的马萨达要塞，在那里坚守了三年时间，最后，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集体自杀，全部壮烈牺牲。早在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反抗情绪便逐渐加重，英国委任当局也开始偏向阿拉伯人，犹太人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民族危机意识也随之高涨，许多有志青年及学生在这种“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鼓动之下，陆续踏上征途，深入地处荒野的马萨达进行朝拜。从1930年至1948年，据不完全统计，各类青年运动对马萨达进行了上千次的集体朝拜。建国后，在以色列政府看来，马萨达的英勇抵抗成为犹太民族“宁死不愿做奴隶”英雄气概的象征，因此，马萨达不仅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且和耶路撒冷的西墙一样，成为重大活动的举办地。在以色列，所有适龄青年男女都要去军队服役，而在入伍之前，每一位新兵都要前往马萨达进行入伍宣誓。不仅如此，以色列在该遗迹旁修建了大型文艺表演的场地，不少一流的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举行。可以说，如同当年被罗马帝国包围那样，以色列把自己看作一个“扩大的马萨达堡”，被层层敌对势力所包围。一些国家为了消灭它，层层围困，轮番攻击，马萨达进行着一场存在和反存在的殊死斗争。

凝聚力就是维系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组织力量，它是吸引力和稳定力，其主要功能有两方面：一是聚合放大功能，把分散的个人力量聚合为整个组织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产生出远远超出个人和小组织力量总和的巨大力量，并演绎出丰富又复杂的社会组织现象和组织效应；二是稳定功能，它能使社会成员团结一致，减少和消除不健康的分裂和冲突，从而使组织成为稳定的结构。进一步说，凝聚力是能驱使人们朝着确定方向前行的力量，当人们对能得到的东西或组织目标的兴趣和爱好体现得相当浓厚时，它们便会产生对人的吸引力，这种力量一经形成就会吸引人们向目标不断前进。一个民族、社会和国家也首先是一种组织、是一个共同体，也必然需要有维系支撑其存在和发展的凝聚力。可以说，国家凝聚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它的作用绝不亚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所起的作用，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以及开展公共外交的基础。

以色列政府及建国前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犹太代办处等，都非常重视犹太民族历史与文化对于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凝聚力。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通过对犹太国家的历史记忆凝聚了流散状态下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唤起了他们对于建立国家的渴望。同样是通过强化犹太文化在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移民中的作用，犹太移民社团在巴勒斯坦不断壮大，成功地应对了自然环境、英国殖民当局和阿拉伯人的挑战，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建国后，犹太文化仍然作为以色列国家凝聚力的重要依托，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犹太文化推动了以色列完成民族国家的初步构建，在社会层面也起到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面对“群敌环伺”的生存环境，同样是对犹太历史文化的重视使得以色列民众长期保持着对国家的危机感。不仅如此，犹太民族历史与文化为以色列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感情纽带与重要理念，成为以色列进行文化外交、媒体外交以及对美公关外交的重要资源。

二 提升国民素质，进而扩大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是以色列公共外交的重要理念

当前，国民素质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公共外交能力的决定性因素，而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这一国家软实力基础的最重要方式，在以色列这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不仅如此，以色列有着中东国家中最为发达的智库体系，智库作为以色列软实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的发展是其运转的保障。

（一）以色列政府的教育政策

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犹太移民往往因为其原居住地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教育方式。为了促进教育发展、提升国民素质，建国以来以色列政府制定和推行的教育政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都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1．基础教育

在教育过程中，基础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类人才起着奠基性作用，已受到各国的日益关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策文本中，基础教育被认为是促进社会转型和公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以色列建国后，尽管国家经济还处在起步的阶段，但时任总理本·古里安一再强调强制的免费教育必须是由议会通过的第一批法律，尽管建国后第二天就爆发了战争，但战火中的本·古里安也没忘把只有两个人的教育部留在后方起草《义务教育法》。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1949年，《义务教育法》便作为第一部教育法律得到颁布。该法律规定政府为年龄在5岁到15岁的学生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内容不仅包括每一学科的学习，还包括对学生的健康和营养的责任。教育法的颁布，使以色列入学学生人数由1948年的10万名增加到1957年的50多万名。到了1970年，《义务教育法》通过修改，把教育年限扩大为13年。

而在教育方式的制定中，基布兹的教育原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是在以色列的基础教育中，形成了“集体对每个儿童负责，无论天赋如何，每个孩子都应该获得相同的基本教育；父母与教师共同分担教育责任；教学中采用专题教育方法，而不是分学科教学；培养热爱劳动的观点”等基本原则。

1953年，以色列政府又通过了《国家教育法》，加强了国家对于中小学教育的管理和监督，将中小学教育处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本·古里安对《国家教育法》的评价是，“在我们国家中有两部特别重要的法律，因为它们确定了以色列国的主要目标，一部是《回归法》，授予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有权利回到以色列，另一部就是《国家教育法》，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与以色列成立的1948年5月14日这一个重要的日子能够相提并论的纪念日很少很少，然而颁布《国家教育法》的那一天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是非常值得纪念的”。1968年，以色列又颁布了《学校督导法》，明确规定学校的开办和运营必须获得国家的办学许可证。

可以说，政府完全主导基础教育为以色列提升国民素质确立了保障。经过60多年来教育政策的实践，以色列已建立起一套切合国情、相对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

第一，以色列是为数不多的把学前教育也作为义务教育组成部分的国家之一。以色列《义务教育法》规定年龄在5岁以上的儿童进入幼儿园，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和义务教育。为了减轻家长负担，使更多的适龄儿童能够尽早进入正规的学龄前教育体系，教育部在2000年又通过议会教育文化委员会提出修改《义务教育法》的提案，将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从5岁提前到3岁，这项法律的修改又使5.6万名属于弱势群体的儿童受益，2001年，受益儿童更是扩大到7.8万人。

通过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以色列政府可以通过教育政策直接影响学前教育。政府制定的学前教育政策，特别强调教育儿童学习基本的生活和社会技能，灌输社会和国家价值观念，鼓励儿童建立伙伴关系、形成独立人格以及帮助他人，学会尊重他人，区分和接受他人的共同点以及不同之处。

第二，在中小学教育中，价值观教育同样占据着显要的地位。《国家教育法》中明确规定，要教育学生做一个忠诚于以色列国的公民；要向学生灌输以色列《独立宣言》的原则内容，即犹太国家和民主国家精神；向学生传授有关以色列国土以及以色列国家的历史知识；向学生传授有关犹太《圣经》、以色列人民以及以色列遗产和犹太传统的知识；教育学生熟悉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语言、文化、历史、遗产、传统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遗产以及他们独特的传统。在基础教育课程中，占世俗初中30%课时、世俗高中16%课时的历史、地理、人文和社会研究课程中均有涉及价值观的内容，这样就将价值观渗透在基础教育的日常教学中，学生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有也受到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如此，以色列教育部同时要求学生在书本之外要有足够时间接受价值教育，教育部规定学校每周必须用1小时教授以色列文化历史遗产，这个时间不允许用来补习专业知识。

第三，注重创新思想培育和科学技术知识的素质教育是以色列基础教育的重要政策。在以色列，小学四年级后，教师会要求学生写小论文。学生通过查阅相关参考书和图片，之后在教室进行讲解、讨论。通过该方式，既培养了小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又使他们学到了其他同学的有益见解，从而开阔和深化了自己的认识。中学老师也会结合所上课程布置专题，让学生认真准备后进行讨论。讨论时课堂变成了“小议会”，每名学生都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争论激烈。在科技学习方面，根据年龄和接受能力的差别，教育部分别编制了适应基础教育各阶段的科学技术教育大纲。其中在中学阶段，学校会开设各种技术课程，通过学习，会较早了解到材料加工、制图、电子、电力等方面的知识，利于兴趣的培养。不仅如此，在初中阶段，也会有关于“以色列工业和国民经济”的课程，从而拓宽学生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方面的知识。高中科学教育大纲则明确要求，要促进学生对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文化一部分的认知，开发学生对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而在高中毕业之后，以色列的学生通常会去先服兵役，数年的军队历练会让学生通过独立思考来决定今后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业和工作。

第四，在以色列的基础教育中，特殊教育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1988年6月，以色列国会通过了《特殊教育法》，规定政府向3岁至21岁残疾儿童及青少年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并设置了“安置委员会”和“申诉委员会”两个重要机构来负责残疾儿童的入学安排。根据这部法律，特殊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具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技能和能力的发展，帮助他们获得知识、技能和日常生活能力，使他们获得社会行为能力，从而使他们最终融入社会，成为社会需要的劳动力量。2005年，接受基础教育的140万名中小学生中包括了就近4万名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约占中小学生总数的2.85%。在这些有所缺陷的国民中，盲生全部都在普通学校学习，因此以色列没有专门的盲校。而聋生的80%都在普通学校就读，15%在普通学校附设的特殊班学习，只有5%的聋生在特殊学校学习。在采用一体化策略将具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尽可能安置在普通学校的同时，以色列政府特别强调要帮助普通学校的教师在观念上和技能上做好准备，以适应这些不同学生的需求。因此，有各种专业人员向普通班的教师提供必要的帮助。

在以色列，鼓励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和普通学生共同学习，对于提高这些学生融入社会的能力有着重要的帮助。在财政上，政府也大力支持特殊教育，2005年以色列全国教育经费为55亿美元，其中特殊教育的经费预算就占到了5.5亿美元。

第五，虽然基础教育在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下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以色列政府始终对基础教育有着强烈的危机感。2004年，教育部委托由关心教育的经济和法律专家、商界人士、社会知名人士共18人组成了德夫拉特委员会，他们通过调研做出了基础教育的改革计划——“德夫拉特计划”。该计划得到了以色列政府内阁批准并推行。在德夫拉特委员会看来，教育是社会的基石，是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也是影响个人未来成功并获得成功机会的重要因素。以色列是自然资源有限的小国，以色列的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人才，经济发展主要依赖高科技。为每个公民提供优质教育是促成社会平等的重要手段，能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为国民提供更多选择机会，促进社会流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注重每个学生的发展；延长教学时间，给予学校更多自主权；提高教师专业性和地位；提高校长的专业性和地位；重组教育系统，强化问责制和透明度；集中教育资源，编制充足和公平的教育经费等。

2．高等教育

1948年建国之初，以色列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人口极少。在大量移民进入以色列以及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建设阶段后，以色列高等教育产生了一个数量与质量的飞跃。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在原有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和少数的专业学院的基础上，高等教育理事会批准建立了特拉维夫大学、巴伊兰大学、海法大学和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见表2-3）。20世纪70年代，为了适应大量在职人员的学习需求，公开大学应运而生。在各类高等教育院校接受教育的人数（含非学历进修人员）从1949年1635人的基础上逐年大幅度上升。1960年，高等院校在校人数达到9275人，1970年达到35374人，1980年达到54480人，1990年达到67770人。20世纪90年代，随着求学人口的迅速增加，一大批地区学院、专业学院和师范学院相继组建，到1998年时，学生人数已达15万人。当前，在高教体系中，实际上可以分为五种教学机构。分别是研究型大学、开发大学、师范学院、地区学院和来自国外的学术机构。

2004年时，以色列在高校学习的学生达到24.5万人，其中攻读本科学位的学生约占19.1万人，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占4.3万人，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占9000人。截至2011年底，全国人口仅730万人的以色列，拥有能够授予本科以上学位的高等院校多达67所。其中有7所大学、1所开放大学、36所专业学院和23所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系统不断扩大的最显著的结果就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率大大增长。各高等学院和综合性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1年的22.9% 增长到2000年的36.1%。数据显示，以色列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扩大不仅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入学群体，也为高等教育多提供了近50%的实际入学机会。正因如此，将近90%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最后都进入了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深造。在进入大学学习的总人数中，综合大学所占的比例不到60%，而教师教育学院、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所占比例急剧增加。而在2010年至2011年度，据统计，共有125000名学生在综合大学，96700名学生在专业学院，以及30000名学生在教师教育学院学习，此外，还有46000名学生在开放大学学习。因此，综合大学在读学生所占比例已经降低到41.99%，而专业学院、师范学院的在读学生比例则分别达到32.48%和10.08%。

1958年，以色列颁布了《高等教育理事会法》，这部法律在以色列的高等教育政策中具有指导意义。根据该法律规定，当年成立的以色列高等教育理事会是高等教育的最高管理机构。其成员由教育部长提名，经政府内阁批准后报请总统任命。一届任期为5年，在任教育部长为主席。根据《高等教育理事会法》，教育部虽不是高等教育的管理机构，但在某些领域，教育部与高等教育之间也发生着某些联系。如教育部部长也是高等教育理事会的主席，这有利于教育部长协调各类教育的相互衔接和配合，促进教育的整体发展。

在以色列《高等教育理事会法》中，以色列的7所研究型大学均定位为具有国际影响和国际化的大学。特拉维夫大学校长在其大学董事会年会上明确指出，以色列的大学与牛津、剑桥和哈佛相比还不在一个层次，但是其任务是要把大学办成一个灯塔，为国家发展塑造形象。本·古里安大学则高举已故总理本·古里安的旗帜，遵循本·古里安“以色列未来的发展在内盖夫沙漠”的遗训，提出“内盖夫—新以色列”的口号，并确定加强教育体系的重点在于拉近社会距离、提高内盖夫贝都因人素质、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内盖夫建设。目前，以色列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开支为GDP的1.7%，这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至2012年，以色列7所大学中的3所在学术领域已跨入世界大学前100强，其中4所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跻身世界大学前30名。内塔尼亚胡总理针对以色列大学在学术上跨入世界大学100强发表评论时指出，由他领导的以色列政府将会继续对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以色列教育事业加大投资。

和基础教育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开支不同，在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带动下，来自校友、企业、基金会或国际友人的捐赠，已成为以色列高等院校获得资金的重要来源，也代表了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的投入。在以色列高等教育的预算当中，有一半的资金是来自公共基金，而15% ～20%出自学生自己所缴纳的学费，另外10%来源于国有企业、公益团体以及个人的广泛捐助，其余则由社会中的各类私营部门支付。在以色列的大学里到处可以见到以捐款者名字命名的各类建筑。许多有名望的企业家、科学家、学者在某一领域取得巨大科研成果成为母校光荣的同时，往往会在自己曾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母校设立基金或奖学金以资助贫困和优异的学生。

以色列政府认为，教育发展的关键取决于教师，教师的质量决定了整个教育的水平。所以，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师范教育的发展，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早在1963年，以色列教育部就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施了师范教育的改革，建立了3年制的师范学院，并要求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至少应该获得大学的硕士以上学位及2年小学教学经验，班级授课教师要求获得教育或心理学硕士学位及5年小学教学经验。不仅如此，为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师范学院设立各种短期与长期培训班来培训教师，特别是培训那些教学水平较低的人员，并鼓励有经验的教师出国进修。

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在以色列也发展迅速。为提高国民素质，以色列政府设立了各类专业学院，对于未满18岁且未完成初等教育的青少年，要求必须参加专门的补习班，同时鼓励学生及成人选修经济发展所急需的相关课程，如电脑培训、企业管理、市场策略等，职业培训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各类技术人才。为了继续推进人才培养提高其受教育程度、提升社会公民总体素质、提高工业水平，由以色列政府主持和倡导，通过教育部创办了公开大学，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诸多教学中心，分别接纳中学水准以下、中学水准及大学水准的学员，每个学员无论级别年龄都有接受相应导师指导的机会。公开大学的教学中心通常设有齐全的图书馆、实验室及其他教学设备，为多种学位培训和职业培训创造了较好的学习环境。公开大学及职业教育的设立，在供应合格的工业工程师及技术人才方面充当了人才储备库的作用，为发展经济同样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

总体而言，以20世纪60年代为例，以色列的教育预算平均占国家预算的11%，仅次于国防预算，自7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未低于GDP的8%, 1995年达到9.5%，中共政府投资占每年教育经费的65%，其余都来自地方政府和其他渠道，地方政府每年预算的40% ～50%都用于教育。2000年，以色列教育投资总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1%（见表2-4），远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0个成员国教育投资的平均比例。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报告显示，按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以色列教育预算高于当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名列世界第一位。

（二）教育发展提升了以色列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国民科学文化素质，主要指国民通过学习、实践的积累而获得的科学文化知识容量，以及由此进一步形成的知识体系和智力结构。它是国民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劳动技能、经营管理才能等的总称。以色列自然资源贫乏，可以说其国民所拥有的知识、能力和创造力等科学文化素质是以色列发展最大的资源。

以色列是全球国民受教育程度最高（国民获得大学本科学历的比例最高）的两个国家之一（仅次于加拿大），46%的人完成了高等教育（OECD成员国平均值为31%），其14岁以上公民平均受教育达11.4年，这一水平与同期的美国、英国相等，法国、匈牙利为10年，而瑞士、日本等国只达到9年；在学历方面，以色列每1万名劳动力中取得理工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为7名，而英国为5.3名，美国为4.8名，加拿大为3.3名，日本为2.6名，德国为1.9名；思想文化方面，以色列共有报纸29种，平均每百人拥有21份报纸，各种杂志和刊物多达890种。全国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有1000多所，平均不到4000人就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有大小博物馆120个（其中包括国家级博物馆8个），每年参观人数近1000万；在艺术方面，以色列被公认为世界上音乐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据1990年的统计，以色列已拥有数十个音乐团体和机构，其中包括17个交响乐团、7个合唱团和1个歌剧团，一年中举办了327场不同形式的音乐会和歌剧演出，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等大城市，几乎每天都有音乐会上演，以色列爱乐乐团在世界享有盛誉。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相比，以色列在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上更是遥遥领先。

从工作岗位对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上看，以色列每1万名工作者之中平均有135名工程师和科学家，超过美国的每万人中有85人的水平，是全球人均工程师和科学家数量最多的国家。此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每1千人中就有9人从事研究工作，人均发表学术论文数量居于全球首位，每1万人里有109篇。

作为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水平的标志之一，仅有近800万人口的以色列，一共有11位公民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有2名经济学奖（2002年卡内曼、2005年奥曼）、1名文学奖（1996年阿格农）、3名和平奖（1978年贝京、1994年拉宾、佩雷斯）和5名化学奖得主，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5位科学家全部是在以色列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龙·切哈诺沃和阿夫拉姆·赫什科，一位博士毕业于以色列理工学院、另一位则在希伯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舍特曼博士毕业于以色列理工学院，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达·约纳特、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埃瑞·沃沙尔则都是在以色列国内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

培养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公民的以色列各大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越来越重视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纷纷成立了研究机构，充分利用其人才优势，积极促进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从而成为推动以色列科技发展的一支生力军。7所研究型大学均从事科技开发工作，其中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和魏茨曼科学研究所依赖其雄厚且高素质的科技队伍和先进完备的实验设施，在以色列的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末时，以色列30%的科学研究已是在大学进行，大约45%的民用科学研究也是由大学完成。

（三）教育发展提升了以色列国民的民主法治素质

国民的民主法治素质，是指国民通过教育，对国家民主和法治理念和原则的了解、认同和维护。国民的民主法治素质主要体现在严格遵守该国民主和法治的原则，以及运用合法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利。

建国60多年来，尽管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和有着阿拉伯人等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以色列一直以建设民主法治国家作为发展的目标和引以为豪的成就。而获得这些成就，离不开教育发展对以色列国民民主法治素质的提升。

以色列建国后，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主要移居地，由于移民来自世界各国，各自对民主法治理念和原则的了解相差很大，教育则成为以色列公民提升民主法治素质的主要手段。以色列的学校会组织学生讨论国际国内大事和新闻，每个班级都有一位教师进行辅导，老师的职责中就包括每周1小时讨论目前的国家大事，在很多学校每天都要进行15分钟的新闻陈述和讨论。不仅如此，学校也和社区有着互动的制度，每个学生每周要用2～3个小时的时间去社区工作，通过接触不同经济地位、不同文化背景的以色列公民，为他们提供服务，进而通过了解社会，树立民主意识。此外，学校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强调合作和论辩的精神，重视培养学生批评与思考的能力。这种建立在知识、价值、态度基础之上的民主法治教育，提升了公民的民主法治素质，学生们在到了行使政治权利的法定年龄后，在议会选举、地方选举以及政治监督中，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断推动以色列的民主法治建设。

以色列国民民主法治素质的提升，离不开以色列阿拉伯人民主法治素质的状况，而以色列教育发展在提升以色列阿拉伯人民主法治素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阿拉伯教师资源方面，以色列独立战争后，大多数文化水平较高的巴勒斯坦人因为战争逃到了国外，因此当时要为以色列国内阿拉伯学校配备合格的教师难度都很大。但由于以色列教育政策的推动，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已得到了好转，不合格教师比例从55%下降到22%。在80年代，阿拉伯学校的教师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有3所阿拉伯师范学院被改造成了四年制的能够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师范学院，1997年至1998年，阿拉伯学校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不缺少教师的情况。在以色列政府的主导下，阿拉伯小学的数量从1949年的45所增加到1997年的382所，1949年，只有1所阿拉伯中学，而到1997年，增加到了156所。

在阿拉伯学生接受基础教育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女生在阿拉伯学生中只占18.6%，在1995年，女生入学率已经比男生还高了。在20世纪80年代时，阿拉伯高中毕业生获得高校入学资格证书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5%左右。而在1992年到1996年期间，以色列教育部确立了优先发展阿拉伯教育的政策，阿拉伯教育系统接受了大量的资金，阿拉伯学生的教育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可以说，在教育发展中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民主法治素质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他们通过在学校的教育，逐渐尝试通过选举投票、组建政党等方式谋求其作为以色列公民的正当权益。1996年阿拉伯民主党组建了“阿拉伯联合名单”参加选举，一举获得4个议席。在之后的4届大选中，该党分别获得5席、2席、4席和4席。1995年，另一个阿拉伯人政党“全国民主联盟”成立，其主要主张包括通过机构自治等形式赋予阿拉伯民族以平等的少数民族地位。该党参加1999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议会大选，分别获得2席、3席、3席和3席。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阿拉伯人利益的政党“争取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也主要依靠阿拉伯民众的政治参与支持，在1996年至2009年的连续5届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5席、3席、3席、3席和4席。

（四）教育发展推动了以色列的智库建设

智库也称“思想库”，主要是指由各方面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专门的研究咨询机构，这样的机构主要是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等各方面问题时出谋划策，以提供最佳理论、策略和方案。智库在现代社会中对政府的决策和企业战略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国家中，智库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于西方媒体认为，智库实际上是继新闻、立法、政府后的“第四部门”。以色列有着成熟的教育体系，以及教育体系中培养出的学术精英、政治精英、商界精英等精英阶层，可以说，以色列的智库建设有着很好的人才储备。不仅如此，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其政府重视智库的建言，民众也相信智库生产的调查报告等产品。当前，智库在以色列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以色列智库现状

经过多年的发展，当前以色列智库的研究范围已经覆盖了政治发展、公共政策、巴以关系、国家安全等众多以色列国内外的关切领域（见表2-5）。这些智库有的是高等院校的组成部分，有的是独立的法人，但其运转资金主要都是依靠以色列国内和世界犹太人的基金会资助。

在以色列国内政治发展领域的研究中，以色列民主研究所（The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IDI）在国内影响最大，它是一个独立的和无党派背景的智库，其研究目标在于推动以色列的政治发展。该研究所的智库理事都是以色社会中最有影响的国家精英，同时也有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目前的主任由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担任。该研究所的研究特点是就政治发展的某一议题在以色列国内进行大样本的民意调研，其中有不少议题是受以色列议会的委托。不仅如此，该研究所每年都会围绕以色列当年的政治发展状况，出版一份《以色列民主指数》，这份刊物在以色列传播很广，对以色列公务员、领导人和民意领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以色列民族研究所在国内政治发展研究的杰出贡献，在2009年，该研究所获得了以色列国内最有影响的一个奖项——以色列终身成就奖。

同样是聚焦国内政策的智库，建立于1982年的涛步社会政策研究中心（The Taub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Studies in Israel）的聚焦点则是以色列的社会经济状况。该研究所就其关注的问题独立展开高质量和中立的调查，并且通过和以色列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直接交流影响以色列的公共政策制定。每年涛步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都会出版一份《国家报告声明》，该刊物每期长达数百页，数据翔实，内容覆盖宏观经济、人力资源、教育、卫生等多个方面。

海法大学的犹太阿拉伯中心（The Jewish Arab Center）建立于1972年，该智库的目标主要是改善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巴以之间的和平进程。这一目标通过三种互相联系的方式得以实现：第一，该中心能够协调海法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法律等多学科，从而进行对犹阿关系的跨学科研究；第二，该中心立足于海法大学的校园，推动校园中犹太、阿拉伯学生参加共同的活动、研讨会和研究工作；第三，在社会活动层面，该中心和此领域内的相关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组织以色列国内犹太裔、阿拉伯裔以及巴以两国的社会活动家和其他行业的代表，共同参加学术研讨会、讨论会和学习班。该中心自建立以来，在消除以色列国内犹阿两族隔阂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包括理论上的研究，而且通过直接参与大量的社区服务，推进了以色列境内犹阿两族持久友好关系的建设。

在安全和外交领域，影响最大的智库当属位于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该研究所有50多位专家，分布在12类研究项目中：军控与地区安全、巴以关系、网络安全、法律与国家安全、军事与战略事务、恐怖主义与低烈度冲突、以色列社会与公共舆论、军事均衡、国土安全、技术变革与政策制定、谈判研究、中国研究等。除了向政府提供相关咨询外，该中心同时出版数份国际知名期刊，如《战略评估》（季刊）、《军事与战略事务》（1年3期）等。此外，在该研究所网站上每隔两三天就会发布一期《INSS观察》，每期只有一篇文章，是对最新的国际和安全形势进行评论。

和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相比，同样关注安全与外交议题的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The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规模相对较小，该中心共有十余名专家，出版刊物《犹太政治研究评论》（半年刊）。现任中心主席道若·古德，曾经出任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也担任过前任总理沙龙和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顾问。由于他个人在以色列和美国的影响力，该中心在近些年来成为影响以色列外交政策的重要智库。

2．教育发展是以色列智库建设的保障

以色列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使得以色列智库成为影响以色列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以色列的教育发展则为智库培养和储备了丰富的人才资源，从而促进了智库的建设。

第一，在以色列，政府官员通常有着很好的教育背景，在离开行政岗位后，不少人都选择进入智库工作。以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为例，其现任负责人是长期供职于以色列国防部，并曾担任国防部情报部门主管的阿摩司·雅德林，他毕业于以色列国内的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并拥有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像雅德林这样拥有高学历的前政府官员在该智库工作的人数还很多，如资深研究员伊夫拉姆·阿斯库来是希伯来大学大气科学博士，曾在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工作40余年；国家安全与公共舆论项目的负责人耶胡达·本·梅厄博士曾担任过以色列外交部的副部长，也曾是巴依兰大学心理学系的系主任。和他们共同工作的是同样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并长期在高校或智库工作的专家。如研究部的主管阿娜特·库兹就是特拉维夫大学政治学博士。可以说，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的人员配置基本反映了以色列国内智库的人员现状。

第二，以色列不少智库都以所在大学的学术资源为依托，对其研究领域涉及的相关学科进行整合，这些学科的教师通过参加共同的研究项目、学术讨论和国际会议推动智库的研究。建立于1983年的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东非洲研究中心（Moshe Day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Studies, Tel Aviv University）是该大学历史系和人文学院的组成部分；起步于1993年的巴依兰大学贝京—萨达特研究中心（The Begin-Sadat Center-Bar Ilan University），如今在以色列政府中东政策的制定中拥有不小的影响，而该中心的发展主要就是依托该大学政治系的学术力量；海法大学的犹太阿拉伯中心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智库，只有数名行政人员，没有专职的研究人员，研究团队的组成则来自于大学的各个院系。

第三，附属于大学的智库往往也充分利用大学能够接收国际访问学者的便利，推进其项目的研究。如海尔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反恐怖主义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IDC Herziliya）就积极推动国际学者赴该所进行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并将国际学者作为该所研究团队的组成部分。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研究中心图书馆有着丰富的中东和伊斯兰研究的英语和阿拉伯语文献，也专门设置了访问学者和访问博士生的项目，并且安排中心的研究员与访问学者进行一对一的学术交流。在以色列高校中最有影响的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研究所（Harry S. Trum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eace,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对于国际学者的项目也长期予以高度重视，专门设立了博士后奖学金制度，获得该奖学金的博士后每年可以得到2万美元的资助。

第四，在以色列，不少智库都能够通过开设课程培养学生和青年人，这样的设置不仅直接为智库建设培养了学术梯队，而且通过课程讲授传播了智库研究人员的学术和政策观点。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研究所面对希伯来大学的学生设立了专门的奖学金，鼓励其关注和该所研究方向一致的领域，并和该领域的研究员建立合作关系，如针对博士生的专项奖学金，每年有1万美元，以及15000美元一年的拉宾奖学金。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和特拉维夫大学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其部分研究员在特拉维夫大学国际安全等专业的硕士项目中进行授课。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东非洲研究中心则通过开放丰富的馆藏资料和对其研究领域感兴趣的学生以及社会公众取得沟通。没有资格在大学中培养学生的智库，则通过其他方法和在校学生以及青年人建立联系机制，如耶路撒冷公共政策中心，通过举办专门针对学生的学术研讨会和征文比赛来获取和未来精英的联系，以及传播该智库的观点。而关注以色列社会平等的艾德瓦中心（Adva Center）则举办相关主题的系列课程，青年学生和社会公众都可以通过报名参与到该课程中。

在以色列历届政府的重视下，对教育的重视已经成为其社会的传统和宝贵财富。本·古里安把教育看作是关系以色列生死存亡的大事，他指出，“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梅厄夫人说，“对教育的投资是最有远见的投资”。曾担任以色列第三任总统的夏扎尔说过“教育是创造以色列新民族的希望所在”。前总统纳冯教授甚至在卸任之后，又兢兢业业地当上了教育部长，这在其他国家是罕见的。曾任以色列教育部总司长的希奥山尼博士在1994年出版的《以色列政府信仰教育》一书序言中则指出：“以色列国将教育作为民族优先的事业，因为我们相信，投资教育将帮助以色列维持世界上最先进国家行列的地位。”

教育发展为以色列带来了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和高质量的智力资源。科学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让以色列国民能够熟练地运用现代科技以及学习领会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与智慧；而民主法治素质的提升促进了以色列公民的政治参与，也维护和加强了以色列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而作为国家智力资源的重要构成——智库，也得益于教育发展的硕果。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与智库的成熟运作，为以色列开展公共外交奠定了国内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