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的核心概念解析

一 对公共外交的理论分析

（一）公共外交研究概述

1965，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成立了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埃德蒙·古利恩（Edmund Gullion）院长把“一国政府为争取他国民心而采取的公关行动”定义为公共外交，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现代意义上公共外交研究的起源。该中心还指出了公共外交的实践方式，如电视、卫星通信、数据及影像存储和播放等，并特别强调展开政府信息计划、教育和文化交流以及包括工会、教会、大学、基金会、国际组织等参加的跨国交流活动。美国学者埃尔默·斯塔兹（Elmer Staats）在1979年向美国国会的报告《其他国家的公共外交对美国的启示中》中指出，公共外交是由公众参与的国际交流、文化和教育活动，它已经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推动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吉福德·马龙（Gifford Marlone）在1988年出版的《政治辩护与文化沟通：组织国家的公共外交》一书中提出，公共外交是指政府直接与他国公众交流的过程，并以对双方皆有利的活动形式来影响他国公众的态度，并借此影响他国政府的行为。

冷战结束后，虽然公共外交研究在美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但其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更多国家学者的关注。如英国学者马可·伦纳德（Mark Leonard）在1992年出版的《公共外交》一书中，提出了公共外交就是在了解其他国家、文化和人民的基础上建立关系、解释己方的观点、纠正“错误”的看法，寻找双方沟通的契合点等，认为公共外交的参与群体超越政府，涉及双方更广泛的群体，以及更深层次的利益。法国参议员阿德里安·古泰龙在相关报告中提出，拥有文化活力的法国不必强调国家机器，只需用影响力外交的逻辑即可彰显其影响，法国外交部也于1996年专门设立了法国国际教育署，用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国的高等教育。

“9·11”事件后，公共外交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均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1999年，克林顿政府将1953年成立的专门负责美国公共外交事务的美国新闻署并入了国务院，用于公共外交的预算和人员也被削减。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犹如当头棒喝，让美国惊醒过来。美国人惊讶地发现他们不得不重新努力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找出答案：“他们为什么恨我们？”2006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反恐战争既是“军事斗争”，也是“思想之战”。2002年3月，《威尔顿评估》出台，标志着英国从“文化外交”向“公共外交”转型。基于对“9·11”后外交部、英国文化协会、英国广播公司等机构公共外交工作成效的评估，《威尔顿评估》将“公共外交”定义为“增进海外对英国的积极印象”，并提出了三大政策建议：第一，必须制定统一的公共外交战略，在明确的战略指引下，联合所有公共外交执行机构共同实施；第二，强化不同公共外交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第三，各公共外交机构应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普遍适用的公共外交绩效评估方法。加拿大也在“9 ·11”后加强了对公共外交的政策性研究，2005年出台的《加拿大外交部公共外交项目评估》指出，公共外交活动提高了加拿大在国外民众中的认同感，促进了加拿大的团结和统一，并将重点培养本国青年，向其灌输加拿大外交政策理念，增加青年人的国家自豪感，使其成为公共外交的中坚力量。

中国学界对公共外交的深入研究始于21世纪初，唐小松和王义桅是较早对公共外交进行系统阐述的中国学者。他们认为由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强调合作的公共外交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很难得到概念的支持，尽管如此，“心灵政治”“市民社会”等概念已成为外交决策者的重要依托，这表明了信息时代下权力结构中的权力主体即国家角色的淡化和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决策者正在把国际体系定义为“信息交流空间”，从而为公共外交融入并进一步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外交学院高飞认为同传统外交相比，公共外交是巨大的进步：首先，公共外交主张以公开的方式宣传本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促进和体现了政治的发展；其次，公共外交体现了外交制度的发展完善；最后，公共外交体现了外交领域适应时代变化的方式创新。在高飞看来，公共外交所反映出的是一国政府着眼于沟通不同思想文化，促进彼此的理解和交流的外交努力，在当前具有特殊的意义。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具有丰富的公共外交实践经验，他认为公共外交的基本形式是政府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公共外交以及各种在政府支持下进行的面向国外公众的教育、文化交往活动，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则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此外，他还认为政府和本国公众关于国情与政策经常性的沟通是扩大本国公共外交力量、提升公共外交质量必不可少的基础和条件。长期研究公共外交理论的赵可金则认为公共外交主体必须是一国中央政府或者经由中央政府授权或委托的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个人。公共外交对象必须具有公共性，必须是另一国的公众特别是公民社会领域，而不是传统外交所确定的中央政府或外交机构，通过影响外国公众的舆论和意见，逐渐确立国家形象的基本框架，间接影响其他国家政府的外交行为。

（二）本课题对公共外交的概念界定

本课题认为，公共外交可以界定为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以及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和公众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从而实现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以更好地拓展其国家利益。

1．公共外交的开展依托于社会基础

公共外交的主体在国家，主力在公众，非国家行为体是公共外交最为重要的力量。因此，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状况，是公共外交能否取得最大效用的前提条件。尽管公共外交概念下的公众是指那些与特定组织发生联系、具有某种共同利益，可以相互交流信息、相互影响的个人，但是在国际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当前，越来越多的公众涉及公共外交领域，如果一国整体国民素质没有得到较好的提升，公共外交能力也将会受到严峻考验。

在非国家行为体中，智库正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智库是现代政治知识化和知识政治化的重要载体。以美国为例，智库被称为除立法、行政、司法、舆论之外的“第五种权力”，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中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其在频繁的对外交往中往往能够推动国际社会的议题设置，并且通过在国外直接设立研究机构等方式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径。

此外，一国的社会文化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基石。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目的就是向世界说明本国，让外国公众认识真实的本国；非国家行为体积极有效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是为希望了解本国文化的外国公众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和更全面的信息；民族文化同样也会成为海外族裔群体与母国社会的纽带。但是如果一国社会缺乏文化传承，也就缺乏了与他国对话和合作的基石，在国内和国际领域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2．公共外交的形式具有多样性特征

公共外交的内容非常广泛，一切由政府主导的以影响外国公众为目的而开展的各种事关国家形象的活动都可看作是公共外交活动，因此公共外交的形式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根据公共外交的实施部门及其具体运作机制的不同，可以将公共外交划分为由政府主导的公关外交、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对外援助、由政府委托大众传媒开展的媒体外交以及由政府大力推动与支持的文化外交等。

在公关外交中，政府部门具有权威性和民族代表性，它以整个民族国家的身份开展活动，始终代表官方的行为和态度，代表国家和政府进行形象管理。在公关外交中，政府部门追求的既有国家利益，又有国家形象，既要尽量满足所属的私有部门的要求，又要照顾国家整体的发展要求。在公关外交的实施中，其实践主体既可以是专门从事国际公共关系工作的职业外交官，也可以是受政府委托的国际公关咨询公司或非政府组织。在媒体外交领域，媒体主要充当中介的信息渠道，本国政府与外国公众是传收信息的两极。在公共外交时代，媒体已经由国际关系的观察者、记录者变成参与者和协助者。也就是说，媒体逐渐以行为主体身份参与外交进程，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啸、飓风、地震、暴雪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各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一国政府所实施的人道主义援助在给予受灾国以帮助的同时，也能够改善援助国的国家形象；而旨在提升受援国发展能力的技术援助，通过援助人员与受援人员的长期互动，培育起受援国民众对援助国的正面认知。文化外交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外交更具国际主义本质，它关注的是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长期相互理解。在实践中，文化外交注重通过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来实现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致力于长期目标和长远利益的实现，而不是短期效应。

3．作为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公共外交的成效仍具有局限性

总体外交是指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和协调下，由外交部系统的外交以及由其他部门和领域包括民间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国家间关系为前提的各种对外交往的总和。公共外交虽然在对外交往中日益重要，但其仍服务于一国的总体外交。

首先，总体外交决定了公共外交的目标。不同国家其总体外交的目的都不尽相同，一些小国总体外交的目的就是改善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因此其公共外交主要集中于信息活动，即向大国介绍和宣传其政策；不少中等强国总体外交的目的在于提升其话语权，其公共外交往往侧重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以提升其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形象；美国等霸权国家总体外交的目的则在于维持其霸权地位，因此其公共外交的重点则在于价值观的输出。

其次，总体外交决定了公共外交的资源分配。在国际社会中，一些国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一些国家则有着良好的周边环境，由此也导致了各国总体外交的资源分配差异较大。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往往会将有限的外交资源配合国防工作，并侧重于争取和平的双边或多边会谈，如中东地区的伊朗等国；而地缘政治经济状况相对稳定的国家则可以在公共外交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如北美地区的加拿大、大洋洲地区的澳大利亚等国。

最后，总体外交决定了公共外交的运作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内涵扩大化、复杂化，外交部和外交代表机关垄断外交的格局被打破，议会、政党、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等非职业外交部门参与到了逐渐扩大化的外交议题中，但是各国总体外交所涵盖的部门仍有较大不同，总体外交理念及框架成熟的国家在推动公共外交的工作中也掌握了更多的途径、项目和信息，而总体外交机制仍有待建立的国家在公共外交的实践中则会面临着运作方式匮乏所带来的能力不足的挑战。

二 对国家形象的理论分析

（一）国家形象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就开始注重对国家形象作用的研究。汉斯·摩根索提出的“威望”概念，实际上就是指国家形象。在他看来，威望政策就是使别国对本国实际拥有的权力，以及对本国自认为拥有的，或想使别国相信本国拥有的权力产生深刻的印象。罗伯特·吉尔平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威望就是实力的声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可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以及与此相关方面的能力，而威望主要是指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行使其权力的潜力、能力和意愿的看法和认识。之后，肯尼思·博尔丁对国家形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提出对“国家形象”的界定最为重要的是其他国家对其“敌意”或“友好”的态度，价值体系则在“敌对”“友好”态度形成中具有显著作用，民众并不随便地处理信息，而是要经过价值体系的过滤。他同时认为象征性的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国家相互持有的象征性形象导致了军备竞赛等灾难性现象。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此基础上研究认为，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能补充其他力量形式，而且是达到目标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围绕国家形象的研究则更为丰富深入。就“国家形象”这一概念，马丁等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多维度”的建构，它是“关于某一具体国家的描述性、推断性、信息性的信念的总和”。在巴洛古等人看来，国家形象是“对某一国家认知和感受的评估总和，是一个人基于这个国家所有变量因素而形成的总体印象”。菲利普·科特勒则认为“国家形象是由历史、地理、艺术、音乐、国民和其他要素构成”，他同时也指出了形象是指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与印象，这种感知与对象的客观属性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而国际政治学者更多地依然关注国家形象的作用，约翰·米尔斯海默就此认为“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就是“赢得民心”，“是相互依存时代重要的国家利益所在”。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逐渐深入。孙有中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可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塑造的。刘继南、何辉等的研究表明，国家形象具有政治、经济及安全功能。其中，国家形象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国家形象对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交往中占据的作用；经济功能则可以影响外国公众对其生产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态度，进而影响该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是否能够建立竞争优势，而国家形象中的安全功能则可以缓解传统安全观所带来的“安全困境”，从而在事实上使国家安全建设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有利于本国防务的开展和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实现。在程曼丽看来，国家形象的内容是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的要素，经萃取、提炼而成。作为民族精神、意志的集中体现，国家形象不但有助于形成公民对国家、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更有助于向外界展示一个鲜明的、一贯的国家形象。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她认为首先要确定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以此聚合民心，形成内部共识，然后借助适当的表现形式向外传播，使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此外，她强调了对国家形象进行准确定位的重要性，传统的东西、民族性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形象的基础部分，应当对外宣传和展示，但是国家形象塑造不是静态的过程，而是随客观条件变化需要不断调整的过程，因此要推动形成既有历史传承，又有现代感与亲和力的国家形象符号系统，并一以贯之地向外传播。潘一禾则明确表示了国家形象需分实体和虚拟之别，对国家实体和虚拟形象的接受又有国内和国际受众之别，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建设有不同参与主体之别，对形象的传播也有不同媒介之别和运用得是否成功之别，这四方面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和多样的，不仅有因果关系，而且有相互建构关系。

（二）本课题对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

在本课题的研究范畴内，国家形象是指外部公众对一国情况的总体认知和总体评价，而将国内公众层面的形象归类为国内形象或政府形象。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尽管国家形象不具有强制性，但其能通过内在吸引力和形象竞争力以展示其国际影响。由于各国间综合国力及主观努力差异较大，部分国家形成了全球性吸引力，部门国家形成了区域性吸引力，有的国家则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制约，无法塑造出正面的国家形象。

1．国家形象具有实体性

国家形象的实体性，是指一国的客观本原状态，也可以说国家形象的根本是先于国际社会的认知而存在的。在国际关系中，一国的客观本原状态是塑造其国家形象的基石。任何国家试图塑造与提升其国家形象，无法脱离该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自然资源现状。如果一国物质基础匮乏（经济、军事、自然资源等），其国家形象的提升就会面临资源型困境，反之则具有重大优势。如随着三星、现代等国际级企业的不断成长，韩国的创新国家形象也随之树立起来；泰国一直把自己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点，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成为世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此外，政治、社会、文化要素同样是构成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资源，在国家形象构建、提升、修复中扮演重要作用。以政治要素为例，如果一国制定了错误的政策，会使其国家形象受损。如南非曾长期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其国家形象也因此而跌入谷底，20世纪90年代，南非废除了该政策，有力地修复了其国家形象。社会层面，教育的状况关系到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提升，教育得到了推进，就从源头上打开了成为创新国家的大门，占据了国家竞争的制高点。文化方面，布热津斯基就曾表示，不管人们对美国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文化具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它在全球的吸引力是不可否认的。

2．国家形象具有可建构性

国家形象的可建构性体现在它是外国公众对一个国家的总体印象，公众对其他国家的价值判断，常常基于大众媒体的影响以及自身的认知。因此，公众所认知的形象是客观信息流动的终点，也是一国希望打造的国家形象的最后作用点。一般来讲，公众认知形象与国家客观形象是有着一定程度不同的。各国在通过对外交往塑造其国家形象时，都期望外国公众的认知能同本国政府建构的信息相一致，从而达到劝服或增强吸引力的作用。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信奉泛阿拉伯主义，力求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复兴，并屡屡实施激进的冒险举动，触犯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不但招致西方国家在航空、武器和外交领域的制裁，而且被美英等国建构为支持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孤立。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首先将自身塑造成“受害者”的形象，而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政权则长期支持国际恐怖活动，严重伤害了无辜的平民，并且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以此博取国际社会对西方国家的同情。此外，西方国家还将自己塑造为“和平卫士”的正义形象，以此获得国际舆论对其打击利比亚政权的支持。之后，曾经强有力的卡扎菲政权在短时间内就土崩瓦解，可建构的国家形象产生的威慑力不言而喻。

3．国家形象具有多维性

经过建构的国家形象是外国民众形成的对一国的整体认知，但被认知的国家形象并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具有多维性特征，即一国的国家形象标识、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城市形象、历史形象、文化形象和国民素质都有可能成为外国民众判断一国国家形象优劣的评判标准。由此可见，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是一国国际战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工程，需要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基本设施建设、传统文化价值观、国民素质提升、整合传播与营销等多维度去构建国家形象战略框架。以“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形象为例，尽管美国在经济、制度、文化等领域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其制定的发动伊拉克战争等对外政策使得不少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对其国家形象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偏差，阿拉伯国家的大量民众仅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来评判美国的国家形象，使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吸引力大幅下降。2004年5月，马里兰大学安瓦尔·萨达特和平发展研究院和佐戈比国际民调中心在中东六个国家所做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对美国的态度主要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约旦（76%）、摩洛哥（79%）、黎巴嫩（80%）、沙特（86%）、阿联酋（75%）和埃及（90%）。仅有少数受访者说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是取决于他们是否认同美国的价值观：约旦（16%）、摩洛哥（18%）、黎巴嫩（9%）、沙特（10%）、阿联酋（9%）和埃及（不足1%）。

三 对以色列软实力的理论分析

当前，软实力已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尽管各国国情不同，对软实力构建路径的选择也有不同，但软实力本身具有的内生性、国际性、社会性、持久性等基本特征，则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世界各国所必然重视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通过公共外交将传统文化和社会资源整合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软实力构建的基本规律，在实践中也得到了检验和肯定。不仅如此，在对软实力进行理论分析时，其和硬实力的关系必须要得到正视。以色列在软实力的构建中，较好地实现了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互动，并能够发挥二者的综合效能，提升软实力。

（一）软实力研究概述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是软实力理论的初创者、建构者和发展者，也是当前软实力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外国学者。奈在冷战行将结束之时的1990年《外交政策》杂志秋季号上发表了《软实力》一文，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变化常常使无形的权力变得更加重要，而国家凝聚力、普适性文化、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基于美国的经验，奈认为，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其权力被他国视为合法，则它将遭受更少对其所期望的目标的抵制。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更愿意追随其后。“9 ·11”事件发生后，奈对软实力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建构，于2004年出版了《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他在书中明确提出国家软实力主要来自三方面：文化（在其能发挥魅力的地方）、政治价值观（无论在国内外都能付诸实践）、外交政策（当其被视为合法，并具有道德权威时）。由于冷战已经结束多年，奈用政治价值观代替了意识形态的概念。与意识形态相比，政治价值观更多地体现在一国的政治实践中，如国内制度的确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9· 11”之后的美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使奈充分意识到外交政策，特别是公共外交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奈认为，通过公共外交提升美国在世界，特别是中东国家的软实力至关重要，需要在日常沟通、战略沟通和培育与关键人物之间的持久关系等三个层面共同推进。2011年，约瑟夫·奈所著《权力的未来》进一步完善了软实力理论。奈在指出软实力不可替代之重要性的同时，也认为软实力建设所面临的挑战很大。一是就结果而言，与硬实力的运用相比，软实力的运用能否成功更多地是由权力运用对象所控制的；二是软实力的效果往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够得到体现，但大多数政治家和公众都没有耐心，他们想要立即看到投资回报；三是软实力手段并不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尽管政府负责制定政策，但文化和价值观根植于公民社会中。此外，奈在该书中强调要注重将软硬实力综合运用，从而提升软实力。奈认为北约组织在强化美国硬实力的同时，也帮助美国在盟国建立起了个人间的关系网，增强了美国的吸引力；而维和行动作为军事力量保护性运用的另一种方式，能否产生软实力也同样取决于软硬实力资源的综合使用状况。除了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的有效使用，如当援助项目用于人道主义目的，并且管理得当，也能够产生软实力。此外，在奈系统阐述软实力理论之前，汉斯·摩根索和亨利·基辛格等著名学者也对软实力的组成要素极为重视。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认为一国的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和国际舆论也会影响到一国在国际体系互动中所能获取的权力。基辛格则在其著作《大外交》中指出政治领导人在国内外舆论中的声望和所具有的外交能力，以及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一国权力的构成。

从20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理论以来，中国学界对软实力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国内最早对软实力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王沪宁。他认为软实力是国家实力的文化，而政治体系、民族士气和民族文化、经济体制、历史发展进程和遗留、意识形态等因素，都是文化的范围，也是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同时，王沪宁认为“软实力”的基本力量在于它的非垄断性，文化和知识是不能垄断的，文化和知识越是传播，软实力越大、越垄断，力量反而越小。进入21世纪后，更多的中国学者对软实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门洪华认为，软实力已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软实力涵盖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国家的科技水平，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的储备情况，政府的凝聚力，社会团结和稳定的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门洪华指出，奈对软实力的分析模式之目的不是发展严谨的理论，而更是着眼于美国现实的需要。基于此，中国学者在分析软实力时，必须根据各国的客观实践对此概念加以充实，实现概念的本土化。阎学通对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做了概括，他提出软实力是由三个二级要素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国内动员力和六个三级要素国家模式吸引力、文化吸引力、战略友好关系、国际规则制定权对社会上层的动员力、对社会下层的动员力等构成，在进行对各国软实力的比较时，可将这些要素概念转化为能够量化的指标。俞新天则将软实力的内涵界定为三个部分：一是思想、观念、原则，既有国家政府提倡的，也有人民认同和反映的；二是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特别关注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的方面，但也与国内制度有联系；三是战略和政策，不仅由政府制定与执行，企业、非政府组织、民众也要有配合。郭树勇则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软实力进行了理论的分析，认为安全和秩序需求、世界生产力发展需求、互惠需求等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导致了国际社会的出现，而国际社会的出现则要求国家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性成长的规律，即国家的发展必须以主流的国际规范、国际法等国际政治文化为依据，以维持和建立反映时代要求的世界秩序为出发点，将履行国际规范与国际责任界定为国家重要利益，运用合法的国际交往手段谋取综合国力，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威望。此外，胡键也对软实力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认为无论是软实力的正功能还是负功能，其具体表现实际上都是一种塑造，一种功能是塑造一个新的他者，另一种功能则是塑造一个新的自我。他同时指出，软实力对硬实力具有依赖性，反过来，软实力对硬实力也具有促进作用。硬实力的提升具有递减的规律，也即当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要想继续通过在量的维度上增强硬实力就越来越艰难。但是，如果通过提升软实力的质量和素质来提升硬实力，那么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整体而言，中国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能够从自身国情出发，并借鉴西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一国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都会对软实力的塑造产生重大影响，国内政策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基石，外交政策是软实力提升的关键。

（二）以色列软实力研究概述

在关于以色列软实力的研究中，直接论述这一主题的论著不多，但从以色列、英美和中国学者在对以色列历史、政治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或取得不少和其软实力相关的成果，它们是本论文重要的文献资料。

在历史学领域，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阿妮塔·莎皮拉在《以色列历史》一书中详述了19世纪末起特别是1948年之后到2000年以色列历史发展进程，其中不少内容和以色列的软实力构建紧密相关。作者肯定了建国后的前20年民主政府迅速形成的积极影响，以及政府在国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者科林·辛德勒在其著作《现代以色列史》中，以专题的形式深入探讨了以色列建国后对各种问题的应对。辛德勒回顾了以色列政府在为了消除东方、欧美、非洲犹太人之间的社会隔阂而实行的政策，和以色列为推动地区和平，在以埃和谈、以巴和谈中的外交努力。美国学者霍华德·撒切尔的著作《以色列史：从锡安主义的兴起至当代》论述了以色列建国后的外交成就和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及历次中东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国家凝聚力，在书中作者特别指出了以色列对非洲的技术援助在改善以色列国际处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以色列前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在《犹太史》中，重点讨论了以色列建国前犹太民族的历史，其中大量的篇幅是追述1897年后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间的历史，说明了犹太文化在推动以色列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所起到的作用。英国学者诺亚·卢卡斯在《以色列现代史》中重点讨论以色列民族性确立的过程，认为以色列通过将犹太文化作为民族统一的重要工具，犹太文化不仅成为新的以色列民族精神的核心，而且也是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发出的民族主义号召。

在国内学者对以色列软实力的历史研究中，张倩红的《以色列史》通过对以色列历史的整体性回顾，指出以色列的发展奇迹得益于犹太人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所凝练而成的民族精神，以及建设新家园的巨大热情和坚强意志，同时她也认为卓有成效的科技发展有助于以色列软实力的构建。潘光、余建华、王健所著《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中，对以色列的社会发展和文化教育有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以色列政府在经济、政治和教育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有助于缩小东西方犹太人之间的差异，加强以色列国内团结和民族凝聚力；在文化领域，以色列将文化发展与国民集体认同和民族整合过程紧密结合，通过文艺作品宣扬犹太文化的共同性和继承性，在这基础上构建崭新的以色列文化体系，促进不同移民群体的文化融合。彭树智在《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的编后记提出，以色列最突出的民族文化素质特征是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和重视才能的传统。正是以色列政府对教育倾斜的政策，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使得以色列在农业、电子通信、太阳能利用等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政治学领域，美国学者罗伯特·弗里德曼主编的《当代以色列：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安全挑战》一书，对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在以内政部分，该书回顾了犹太宗教政党和阿拉伯人政党的政治参与，以及司法制度的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在外交部分，则分别论述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与伊朗，以及与美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大卫·尼克密尔斯和吉拉·梅纳赫姆主编的《以色列公共政策》，将以色列民主研究所作为案例，介绍了以色列的智库政策；另外从教育、住房等公共领域入手，分析了以色列政府在其公共政策制定中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积极贡献。在以色列对非洲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扎克·莱维的专著《以色列在非洲，1956～1976》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对这一时期的以非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认为以色列对非技术援助的开展，在非洲国家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色列学者本雅明·阿尔瓦雷斯的论文《中以关系的地理学》是以色列国内对中以关系发展的代表性论述，他从政治、经济、人文等多角度分析中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认为中以知识精英之间的交流在两国关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

中国学者进行以色列政治研究时，通常也涉及以色列软实力的内容和主题。如阎瑞松主编的《以色列政治》是公认国内较早的学术研究成果，书中认为以色列一方面有着高度发达的科学、经济和军事；另一方面仍流行着古代中世纪的犹太教律法和传统习俗，犹太教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该书还认为以色列阿拉伯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较为发达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拥有自己的知识阶层和新闻文化手段的少数民族，因此，在政治上也日益成熟，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和全国性组织，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该书以1993年的一项调查为例，有78%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宣称，一旦巴勒斯坦国成立，他们仍将留在以色列。王彤主编的《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一书中，对以色列政治制度做了专题研究，该书认为犹太民族在向巴勒斯坦移民过程中形成的社团制度为以色列议会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而稳定的议会制度在长期的阿以冲突中保证了以色列国内正常的政治、社会秩序。以色列建国后随着东方犹太人社会经济状况的提升和政治意识的加强，利库德集团“消除以色列国内各种犹太集团事实上不平等”的竞选纲领，得到了大量选民的支持，从而在议会选举的制度框架下打破了工党长期执政的局面，也加强了民众与政府的互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冯基华在《犹太文化与以色列社会政治发展》一书中认为，以色列建国后出现了大量有关大屠杀的文艺作品，其中的幸存者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个人历史，使大屠杀对以色列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从而强化以色列人的危机意识。他同时指出尽管以色列的国家建设取得了一定意义的成功，但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中依然较为突出，已成为进一步提升软实力的瓶颈。王彦敏的专著《以色列政党政治研究》细致分析了以色列社会中的不同族群、阶层和教俗群体等在以色列政党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发展状况，有利于理解以色列软实力构建的社会基础。在以色列的对外交往方面，李伟建等人所著的《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一书从相近的文化价值观、共有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美国犹太人在美以关系中的作用等角度，阐述了以色列得以与美国建立紧密关系的软实力基础，并认为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

国内外学者在历史学、政治学领域研究的成果，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以色列国内外政策的成就与不足，提出了公共外交作为整合以色列国内资源、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作用及局限，以及其国内民族宗教政策和对巴勒斯坦外交政策对国家软实力进一步提升的挑战。

（三）以色列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相互关系

在分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时，通常将其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相比于软实力，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凭借其强制性、支配性能力而强迫其他国家服从自己领导的力量，硬实力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等。软实力和硬实力作为综合国力所依托的两个部分，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互有联系、互有影响的。发展软实力，就必须遵循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关系，只有如此，软实力建设才能最有成效，才能在一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发挥最大作用。

1．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

软实力虽然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必须依靠硬实力做支撑，倘若没有硬实力，软实力就缺乏存在根基，也就无法实现国家实力的整体提升。可以说，正是一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成功发展，使得该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社会中都富有吸引力，而军事失败、经济停滞、科技落后所导致的信任赤字和经济危机则足以毁灭一国发展乃至生存的资本。因此，只有以强大的硬实力作为基础，才能在文化、教育等方面有所发展，也才会有能力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国家形象，乃至参与塑造国际制度。

对于以色列而言，正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保证了国家的生存与稳定，在1948年到1973年的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一次也没能在战场上战胜以色列，反而因为战争对国内的损耗过大，使得阿拉伯世界的“旗手”埃及，自1977年起，主动缓和与以色列的关系，并在1979年实现两国建交，从而让以色列开始得到中东国家的承认，也为其软实力建设提供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自以色列建国后，发展军事实力就一直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就曾长期兼任国防部长，而有过在军队任职履历的政治领袖更有可能赢得议会的选举。当前，以色列和大部分中东国家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和部分国家的关系甚至剑拔弩张（如伊朗、叙利亚等），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东地区领先的军事实力依然是以色列软实力建设最重要的保障。

在经济实力上，由于犹太移民数十年的开拓，以色列在建国时就有一定的工、农业基础。其有限的经济承载能力，让以色列有能力接受建国前后到来的大批犹太移民，从而为犹太文化的复兴奠定基础。尽管短时间内涌入的移民数量巨大，但由于已有经济基础对劳动力的吸纳，1950年时以色列的失业率仅为6.7%。在吸收移民的同时，以色列政府依然有经济实力进行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仅在以色列建立后的40个月内，政府就修建完成了7.8万套寓所和16.5万间房屋，而在20世纪50年代就建立了较为发达的公路网、通信设施和足够的住宅，这些都为移民的迅速融入和犹太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苏联解体前后，有高达92万名俄裔犹太移民来到以色列，但以色列的经济依然有着足够的吸纳能力，70%的移民迅速得到了雇佣。

2．硬实力的“软”运用

对硬实力进行恰当地运用，也能够起到提升软实力的作用。在一国国内，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将经济发展的成果（资金、物资、科技等）用于提升软实力的政策和项目中，就是硬实力的“软”运用。如充足的资金、富余的物资都能够增加软实力建设的投入，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则有助于国民素质的提升。不仅如此，一国在发展中的成功经验通过总结、凝练、传播，可以起到凝聚人心的社会作用。而在外交领域，政府投入资金大力支持对外援助、海外维和等的开展，本身就是一国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要素的体现。

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有着相对强大的硬实力，体现在其军事、科技实力之中。以色列不仅重视硬实力的建设，而且也注重硬实力在培育软实力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虽然其周边局势一直不稳，国内大量的资金和物资都必须用于军事开支，但以色列政府仍然尽可能地支持国内犹太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除了公共设施（犹太会堂、宗教学校、宗教法院等）的建设之外，以色列国内的犹太正统派可以享受到政府生活补贴，甚至免服兵役等优惠政策。在教育事业上，以色列政府长期将其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的资金用于其中，这一比例在世界各国里名列前茅。此外，以色列政府依托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注重营造重视创新的国家文化，培养创新人才，鼓励创业。不仅如此，政府对战争胜利的宣扬，强化了以色列犹太公民对古代犹太王国的集体记忆。在对外关系上，自1958年起，以色列就借重其先进的科技实力，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技术援助；以色列的公共外交也往往围绕其科技实力为其打造“创新国家”的形象，从而借助公共外交实现了对硬实力的“软”运用。

3．软实力的提升促进硬实力

虽然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但软实力的提升，也能够推动硬实力的进一步发展。如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就对于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必不可少，甚至可以说，教育质量决定了一国发展所能企及的高度。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资源，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民众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和对国家的认同，从而推动一国军事、经济、科技等各项硬实力要素的整体提升。外交政策对于促进硬实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媒体外交的有效开展可以为一国创造出更为有利的国际舆论，而对外援助的实施则能够助推国家之间的科技与经济合作。

在以色列的实践中，通过软实力建设来提升硬实力尤为显著。以色列府通过强化犹太文化成功地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而国家凝聚力的增强带来了国防动员能力与军队士气的提升，这些都有助于以色列军事实力的运用。国民素质的改善更是推动了其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以色列教育体系为该国培养了源源不断的高新技术领域专家和高素质人才，让以色列克服了自然资源匮乏这一“先天劣势”，推进了经济在全球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作为智力资源的一部分，智库在以色列各项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政策建言、民意沟通和公共外交的作用，有利于以色列国家的发展。此外，以色列对技术援助的重视，拓展了以色列与他国之间的科技合作领域，使其能够有效利用国际市场来推动国内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文化外交等的有效实施，既是以色列对软实力资源的“软”运用，也通过改善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创造了其国际交往的空间，从而为国内建设获取国际支持提供了帮助。

4．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协调发展

相较软实力，硬实力的发展效果更为显著，也更易衡量。但如果忽视软实力，硬实力也会受到限制。一支军心不稳的军队，即使装备再好，也很难打赢一场战争；同样，缺乏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会遭遇瓶颈。而教育的成败更是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整体状况，是无时不能放松的。在国际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积极的国家形象，也是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从而搭上全球化“班车”的。

一国在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对外交往中，也要防止损耗国家实力的情况产生。如在媒体外交中不注重对象国国情，仅凭外交实施国的主观臆断，就会让对象国民众对外交实施国产生误解，不利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而在对外援助中，如果援助方式过于强调短期收益，而没有促进对象国的持续发展和发展能力建设，这样就既损耗了援助国的经济或军事资源，也有损于两国人文交流的基础。

在以色列政策的制定中，能够较好地协调其软硬实力的发展。一手推动国家经济的建设，一手引领犹太文化的复兴；注重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同时将国民素质放置于国家极其重要的地位；牢记国防建设，并且在全社会营造国防文化，让军人成为在国家中备受尊重的职业，增强军队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提升军队组成人员的素质，从而起到强化军事实力的作用。

（四）本课题对软实力的概念界定

软实力是指既能够在国内凝聚人心、促进发展，又可以在国际社会中提升国家形象、增强一国影响的国家实力。不同国家可根据国情，重视具有自身优势的软实力资源（如民族文化、教育、观念、制度等），并通过外交政策实现国家形象的提升。总体而言，软实力具有内生性、国际性、社会性、持久性等基本特征，以色列在软实力的构建中，重视软实力的重要作用和客观要求，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内生性

一国软实力的形成与发展既得益于国内政策的构建，也体现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但外交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已有国家实力的运用。一个不重视国内文化建设的国家是无法在国际社会中推动文化传播的；同样，没有教育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公共外交也很难获得正面积极的效果；不仅如此，对外援助、军事维和等外交方式若要取得成效，不仅得依靠已有的软实力资源，也要依赖国内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国家的衰败会导致失去软实力构建的根基，从而也会使外交政策无法施展。在以色列软实力的构建中，政府重视犹太文化在增强国家凝聚力中的作用；同时科技、经济等硬实力指标的提升也促进了技术援助等的开展。

2．国际性

虽然国家软实力的构建是由内至外的，但国际性仍然是软实力最重要的内涵。没有国家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存在，软实力就很难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对于各国而言，软实力的基本作用都是对外部世界的影响。霸权国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能够体现在本国价值观的输出、对国际制度和国际舆论的塑造等方面；传统大国的影响力则表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框架下所享有的话语权和全球治理权力，以及规模可观的经济援助上；而小国的软实力可以通过加强人文交流、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等方式来实现。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能够从国情出发，较好地运用公共外交，提升国家形象。

3．社会性

国家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各国的重视得益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成了民族国家之外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而参与到国际交往中的个人与组织都能够体现出其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教育水平等。因此，将软实力与传统的军事、经济等实力相比较后可以得出，军事实力体现在军队的作战能力方面、经济实力体现在国家宏观的产值数据上，而软实力的提升则需要社会整体的进步。以色列在培育软实力的过程中，重视通过教育发展提升国民素质，从而改善了软实力构建的社会基础，并有力地推动公共外交的开展。

4．持久性

国家软实力一经产生，其衰落会有一个相对长的过程，国际社会对一国软实力的认知不会随着一国军事行动的暂时失利、经济的动荡而快速产生变化。以国内社会为例，在共有价值观或文化的推动下，国家凝聚力会对本国社会稳定与发展产生持续影响。与此同时，一国通过恰当的外交政策，能够将本国的观念、制度、文化输出到其他国家，这些影响会比经贸往来、军事结盟对其他国家产生更为强烈且持久的影响。以色列建国后，由于软实力建设卓有成效，尽管进入21世纪后，巴以冲突时有爆发，但其国内社会秩序并没有被打乱，以色列民众在政府的指导下，安定地进行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而在不少国家民众的认知中，以色列的教育、文化、科技、政治状况并没有因为冲突而发生改变，长期的公共外交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了一个持久稳定的以色列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