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案例：两个旅游项目的比较

第一个案例来自大学生村官尝试做的民宿餐饮项目，原计划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快让村官体验到了土木之工不可擅动的道理，主体房屋建设轻易就超过预算，项目遭遇资金瓶颈。而这时农场租地费用、建设大棚费用还都难以筹措。于是创业村官尝试了他能想到的所有筹款策略。最开始是向银行贷款，但由于项目尚处于初期，银行不予贷款，或要收高额利息。接着是求助政府，但回应缓慢。最后只能动用家里的积蓄，“所有积蓄都投了进去”。

第二个项目则是一个大学生村官创业团队开发的旅游服务类项目。在介入这个项目之前，团队中的有些成员已经放弃了至少三轮项目设计。杨程媛这样总结自己之前的尝试或策划的创业项目，“最开始想做特色农产品加工，但感觉品控技术难以把握；后来尝试果脯产品，但发现市场需求有限，缺乏资金难上规模；之后又考虑村里的秸秆再利用，但当地山区无法机械化”。最终，这个团队在对若干创业项目淘汰和思考后，向低资本投入且能发挥青年人无形优势的服务领域靠拢。

项目设计人之一的大学生村官董凯，用浪漫的语言描写项目的初衷，是任期早期对村庄的考察让他看到村庄中尚在沉睡的资源：“农村里有很多优厚的资源都没有被利用起来，比如春天满山杏花、桃花、梨花，无人赏识；秋天到了，苹果熟的都掉到了地上，前来采摘的人却寥寥无几；纯天然的柴鸡蛋、小米质量都很好，但就是没有销路。”

这个团队集体设计的旅游产品是以自然资源和天然农副产品为主打、结合文化交流、带动乡村个性化体验的旅游项目。项目团队作为中间连接组织，整合农户资源，得到乡镇政府在资源协调上的支持，并承接了政府向其发包的一些区域文化活动。

这一旅游服务性创业项目，还得到了村两委的支持，体现为一种合作的关系：一方面创业项目本身，能够带动村民提高收入，解决部分村内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很自然地成为村庄工作的亮点；另一方面，村两委也在项目团队与村民谈判时，扮演了协调人的角色。

项目市场定位为私人定制的游玩路线，主要面向自驾游客、驴友和骑行俱乐部等特定群体，是一种在旅游产品设计上的创新。而这样的产品设计也与期望对接的资源渠道相关。在构思阶段，团队就认识到，这样的旅游产品必须得到上级支持，从而有意识地在策划上更多“体现当地文化底蕴”。和政府宣传口径的主动对接，可以使其更容易在“业务指导、技术培训上得到扶持和政策上的支持”。项目也如愿借助政府建设美丽乡村之机，入驻大学生创业园。项目以举办活动的方式带动当地特色土产品销售，具有一定的公共服务功能，事实上承接了乡镇政府的部分经济功能。这也与村官身份——既属于体制内身份，又有一定的灵活自主性有关。

在民宿餐饮项目的最初设计中，大学生村官们也很清晰地意识到要配合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即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将区域“现代农业与旅游观光结合”的发展定位与项目本身“以生态农业为突破，将旅游观光、休闲、生态环境改善”的目标合在一起。但之后的开发节奏，与创业计划并不同步。负责人吴桐写到，在整体设计规划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是如何把规划思路落实到农场设计中。创业村官感觉到设计还是缺乏新意和新鲜感。在这里，问题并不是方向性的设计思路，而是如何使宏大的区域定位与微观的个人的创业设想真正结合，缺位的是某些中观环节。这些中间环节，包括如何找到有效的途径而从区域定位中分一杯羹，如何将创业创想与公共资源掌握者具体的政绩目标导向相切合，以及如何掌握足够的操作和掌控能力使项目结果真正体现既定的方向。显然，这里的每一个问题对于刚从象牙塔出来的青年人来讲，都是不小的挑战。

反观董凯等的项目，至少在以下三个关键点上是值得圈点的。

第一，将项目核心定位于一系列新理念的实践深化和技术手段上。项目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时髦的设计理念，比如利用众筹等流行的商业模式，通过手机APP定制个性路线，通过团队提供服务、物品折抵现金，同时配以自媒体宣传。这样具有时代特色的设计，能将大学生村官对新事物较敏感、与市场目标人群具有相似消费心理和品位的特质发挥出来，同时避免了进入他们所不擅长的传统强投入领域。

第二，在项目推进的初始阶段就积极与公共资源对接。项目的第一桶金可以视为政府区域战略的某种外包，这就使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名正言顺地得到诸多来自行政力量的支持。

第三，团队作战。“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曾独自尝试过创业项目，结合在一起利用各自的经验和智慧，有利于避免项目设计上的疏漏。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青年创业团队更容易获得上级的注意，从而更容易拿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