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不同时期影响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控制方式的因素

（一）封建帝国时期

这一时期核心对边缘地区的控制具有许多一致的地方：核心地区的统治阶级人口所占比例不大；由于始终处于战争环境或威胁之中，统治边缘地区既是为了扩大国家财源（主要通过税收、纳贡），也是为了防御敌人进攻；国家实力主要体现在军事力量、政府行政权威和统治面积上；这些国家的交通工具都很落后，因此拉长了统治范围内核心和边缘地区的距离；这一时期的民族意识还没有成为影响国家的主要力量，群体之间主要以宗教信仰划分，国家权威与宗教分不开，商业精神不是太浓厚。这导致了封建帝国采用军政、兵农合一体制，因为这种体制在那个时期效率高、适应战争环境、便于领导。

封建帝国的军政、兵农合一体制的影响变量主要有：①军事上，主要是为了守卫边疆和最大限度地调用军事资源；②政治上，上层阶级在与平民的互动中拥有决定权力；③经济上，主要是为了扩大税源；④文化上，主要是宗教的传播；⑤社会群体上，在这个时期，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还没有产生，民族不是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群体之间一般是以宗教信仰来划分的；⑥技术上，当时比较落后的技术使得战时和平时的动员、运输都要花费比较多的成本、时间。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军政、兵农合一体制是相对而言效益较大的一种组织制度，它在不同的国家先后出现，并且确实与国家的兴盛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二）资本主义的前工业化阶段

在工业化前，各国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开发的主要推动力量从税收、纳贡开始变为寻求原料供应地和制成品销售市场，但是，对于边缘地区的资源掠夺依然是主要动力，因此，当遇到边缘地区人民反抗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形式的机构、组织均可能带有军事色彩。

俄国向西伯利亚的扩张和美国这个时期的西进运动都带有军事色彩，它们在扩张过程中都遇到了土著居民的反抗。显然，过远的距离、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落后的交通工具、不同的文化、资源的争夺是采取军事手段开发边缘地区的主要原因。至于英国对爱尔兰，由于双方过近的距离和悬殊的实力，便不带有军事特征了。

（三）工业化阶段

这一时期，经济更加发展，技术进步使得距离变短，因此，核心对边缘地区的开发更多的是采用准扩散和内部经济殖民模式。

在工业化阶段，核心对边缘地区的开发多是利用工业化带来的技术变革和商品经济的巨大渗透力，因此，经济因素起较大作用。但是，俄国在中亚是个例外，这是因为，俄国在这个地区遇到了在西伯利亚，以及美国在西进运动过程中所没有遇到的问题，那就是该地区逐渐以民族主义和宗教复兴作为凝聚力而形成了一股巨大力量，这使得当地穆斯林有效地抵御了俄国核心地区工业化、市场化及其伴生的俄国文化对这个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印第安人、西伯利亚诸民族的命运在这个地区没有重演。

这样，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民族市场形成居功甚伟的资本主义的副产品民族主义最终波及边缘地区，形成了一股影响世界、影响核心和边缘地区的巨大力量。法国大革命以后，人权思想、公理以及民族主义首先在欧洲大陆造成影响，最终成为导致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覆亡的重要力量之一。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力量成为各殖民地纷纷脱离宗主国取得政治独立的主要因素。但是，各宗主国依然通过经济、文化手段控制着原殖民地，这样，边缘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工业化、现代化和传统的巨大张力中便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中相当多的人最终走向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在这些思潮及其形成的现实运动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在伊斯兰世界蔚然成风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它们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深刻地改变了中亚、西亚乃至世界的格局。

这个时期，影响核心在边缘地区开发的主要因素包括：①经济上，市场的拓展与原料的供应成为最主要的因素；②政治上，边缘地区居民的公民权利是否被承认；③技术上，技术进步使得以前的距离障碍等逐渐消除；④社会上，群体开始以民族作为划分标准，民族开始作为独立变量发挥作用；⑤意识形态上，宗教仍在发挥作用，而且，在宗教渊源比较深厚的地区开始出现宗教和民族力量的结合、重组。在这种情况下，当边缘地区的宗教、民族构成与核心地区差别很大时，军政、兵农结合的组织就会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俄国在中亚那样。

（四）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

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民族意识、宗教、政治理想已经可以作为独立的因素对地区、国家的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在特定时期，这类因素甚至已经超过经济、政治、社会诸因素而发挥首要作用，乃至融合经济、政治因素发挥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这种思想意识可以造就一种组织，为完成经济军事任务而服务。

纵观世界各国不同时期开发边缘地区的模式，核心地区的状况、边缘地区的状况、所处时代的影响均产生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在新疆建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形成通过大规模屯垦发展新疆的嵌生模式，这一进程同样受这些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