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工业化时期
工业化时期,核心向边缘地区的开发形成了准扩散模式(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西进运动、俄国以及苏联对西伯利亚等的开发)、内部殖民模式(英格兰对爱尔兰、俄国对中亚的开发)和我国新疆屯垦的嵌生模式。
一 准扩散模式
由于技术革新、耕作方法的改进、农作物和牲畜优良品种的引进,1800年到1840年,美国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1%, 1815年以后,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费用的下降、销售市场的扩大,使得西部越来越多的农民摆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此同时,移民大浪潮席卷西部,1810年,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美国人口占全国的1/7, 1840年已经超过1/3,西部新建的9个州人口总数已经超过460万。1887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道斯土地专有权法》,废除印第安人部落管理制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印第安人开始走上与美国其他民族同化的道路。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宣布,“现在……没有边境地带了”。特纳认为,这标志着美国历史上西进运动的结束。由于印第安人不再成为西进的威胁,工业化提供了技术、资金的便利条件,美国在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等方面顺利地完成了从原来发达的东北核心地区向西部边缘地区的扩散。
同时期的西伯利亚几乎发生了同样的进程。18世纪初,彼得一世进行了改革,国力大增,但对农民的剥夺也迅速增加:赋税在几年内增加了4倍。于是,大批农民向西伯利亚逃亡,据统计,1722年就有4万名自由移民逃到西伯利亚。此后自由移民不断增加,俄罗斯人口在西伯利亚总人口中比例不断增加,18世纪中叶俄罗斯男性人口已占西伯利亚全部男性人口的69.24%,达到41.2万人。1897年,西伯利亚人口已经达到579.98万人,其中俄罗斯人占79.2%。播种面积从19世纪60年代的19.9万公顷增加到90年代的25.88万公顷,每年输出粮食达1000万到1200万普特。伐木业、畜牧业、运输业、渔业、养殖业均获得迅速发展,工业也发展起来,采矿业、加工业遍及西伯利亚。工商业的发展使西伯利亚与俄国欧洲部分密切联系起来。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1913年粮食产量达3.05亿普特。1880年,西伯利亚办起了第一所大学——托木斯克大学。1913年,西伯利亚出版期刊117种,至此,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基本完成了从欧洲的核心地区向西伯利亚的扩散。
苏联建立后,西伯利亚的社会经济获得更快发展,1980年石油产量占全国的40.9%,天然气占37%,煤炭占37.1%,造纸占26%,木材占37%,钢铁占10%,而西伯利亚的人口为3021.2万人,占全国的1/7。1984年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建成,这样,西伯利亚与苏联欧洲部分的融合呈加速发展态势。
西伯利亚有30个少数民族,但分布散,人口少,在长期与俄罗斯族的互动中,各方面都有了较好的认同。这些民族原来多信仰萨满教,但不能形成与核心区文化对抗的力量,所以,与开发中亚地区不同,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开发采用了准扩散模式。之所以称之为准扩散模式,是因为美国西进与俄国开发西伯利亚两种扩散类型都或多或少遇到了原住民的抗拒,只是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而使得扩散比较顺利。
二 内部殖民模式
(一)经济殖民模式
英国工业革命后,爱尔兰完全受英格兰市场的支配,这一支配地位使得与爱尔兰的贸易在整个18世纪成为英格兰对外贸易最重要的部分。爱尔兰成为英格兰的原料供应地。18世纪,爱尔兰成为英格兰的肉食、奶制品供应地,仅1783年爱尔兰南部科克港就屠宰5万头牛和等量的猪,专供英格兰,从18世纪末期起,爱尔兰又成为英格兰的小麦供应地,当时的法国领事这样说:“爱尔兰出口小麦,输出的不是剩余产品,而是必需品。岛上3/4居民以土豆果腹,一个贫穷但是习惯节衣缩食的民族就这样供养另一个远比自己拥有更多天然财富的民族。”
1824年,在英国制造业的压力下,议会取消了对输入爱尔兰的制造品所征收的10%的保护性关税,这种关税是1800年英格兰、爱尔兰合并以后实行的。这样,爱尔兰的地方工业就完全被不列颠的大制造业的竞争摧毁。爱尔兰彻底变为英国的内部殖民地,与英国海外殖民地具有同样的命运。所不同的是,英格兰将自己的生产关系全部加给爱尔兰,这个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是这样的:“从前的大片耕地变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爱尔兰出现了大批过剩人口,许多人移民或因饥饿而死,人口减少了2/3, “直到今天,爱尔兰的村民们还会叙述在这个大饥荒中逃出来的难民如何乘坐‘死亡之船’横渡大西洋的情况,他们还追述当年许多父母明知亲生骨肉怎么也付不起回家的盘缠,只好忍痛道别、目送他们扬帆远去、永不归来的一幅幅凄凉景象”。最终,“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100年后,当全球掀起反殖民浪潮,民族意识觉醒时,爱尔兰这个“内部”殖民地也要求获得“外部”殖民地所要求的独立,并成为现实。
实际上,这种“内部殖民地”模式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如比利时的佛兰德和意大利的南方各省、科西嘉岛、撒丁岛等。因此,虽然政府不断采取种种优惠措施,但这些地区的分离主义趋势和运动始终没有停止。
(二)军事—经济殖民模式
沙俄对中亚的控制实际上也是内部殖民模式。由于沙俄核心地区距离中亚更远,文化差异更大,沙俄的工业革命要比英国晚半个世纪以上,这时,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已经开始悄然觉醒,因此,中亚的内部殖民在形式上与爱尔兰有些不同,在对中亚的开发上,始终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
中亚包括北、南两个地区。北部草原地区,居民主要由哈萨克人组成,面积27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稀少,居民主要以从事牧业为生,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传入的时间不长,这样,俄国对哈萨克的征服费力甚少。征服方式与巴什基尔是一样的,也采取建立要塞、组成军事防御体系、在要塞组织移民进行土地开发的方式,到1897年,在哈萨克的俄罗斯人达到63万,占总人口(493万)的约13%,到1916年,在哈萨克的俄罗斯人已经达到150万,超过哈萨克总人口的1/4。而在哈萨克富庶的北部,俄罗斯人口占40%乃至一半以上。
但是,中亚南部地区有所不同。中亚南部地区历史上就是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有着高度发展的文明,居民基本上信仰伊斯兰教,人口密集,在19世纪50年代人口可能已经超过500万,农耕文明比较发达,有长期的建国历史,已经拥有一定的城镇体系,自然地理条件则比较恶劣。俄国势不可挡的扩张势头在这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俄国对这个地区的征服一般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为了防止英国北进,英国占领印度后,势力已扩张到阿富汗。二是出于经济原因,一方面为了扩大国内市场,保证棉花原料供应,当时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导致俄国棉花原料极度短缺。另一方面也为了保证贸易路线的畅通。三是军事原因,当时的俄国在其他地区的征服都已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军队必须为其存在、扩大的合理性寻求原因,保卫哈萨克草原的俄罗斯人的安全、征服中亚是一个较好的借口。这样,俄国政府最终在1853年决定征服中亚,同年即攻入锡尔河流域,建立要塞据点,直到1884年攻占土库曼,完成了对中亚的征服。对中亚的征服也是采用军队攻克、建立要塞、组织移民,最后成立管理机构的方式。不同于俄国其他占领地区的是中亚土著人口太多,距离也很远,从彼得堡到塔什干的路程需一个月,加上气候恶劣,军队自然减员极其严重,如1881年一支有11000人的俄国远征军到中亚后因为水土不适死亡946人。另外,当地人的反抗非常激烈,尽管武器装备力量悬殊,但土库曼人在一次战争中仍使一支3000人的高加索兵团丧生464人,并将其打败。这些都是俄国征服其他地区时所没有遇到的。因此,俄国在这里设立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管理机构。1882年,俄国在中亚地区建立了军政合一的机构,设立了9个州(oblast),州下设县(uezdy),其负责人都是军事长官,负责该地区的军事、内政,履行行政、司法职能。在县以下,俄罗斯人聚居区的机构为乡(volost),中亚南部农耕地区的土著居民由村庄(kishlaks)组成乡,北部哈萨克牧业区由阿吾孜(auls)组成乡,一些微小的刑事案件和宗教内部事件可以由穆斯林法院处理,税收、农业灌溉也由乡来完成。最初乡、村的领导人都由州、县长官任命,1898年后,可以选举产生,但是,州长官可以任意替换乡负责人,县长官可以任意替换村负责人。通过这种军政合一的管理方式,俄国牢牢地控制住了中亚地区。1898年,铁路通到塔什干,这使中亚和俄国核心地区在经济上逐渐联为一体,中亚成为俄国核心地区的棉花供应地。从1888年到1907年,中亚输往俄国核心地区的棉花增长了1100%,到1911年,中亚的棉花产量已经满足了俄国的一半需求,同时,中亚的土地用来种棉花的比例越来越高,在1914年,中亚已有20%的可灌溉地种植棉花,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这个比例达到36%。而中亚的粮食则从自给自足变为需要从西伯利亚输入。
但是,这个时候,当地人的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开始觉醒。19世纪90年代,来自克里米亚鞑靼的Ismail Bey Gasprinski开始在中亚地区办新式学校,到1916年,已经有了166所穆斯林新式学校,为中亚穆斯林培养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激发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要求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思想迅速滋长,最终当沙俄在欧洲战场节节败退时,发生了1916年的中亚大动乱,在这场动乱中,仅在中亚南部就有2300名俄罗斯族平民死亡,1400人失踪,259名士兵、24名俄国官员和55名穆斯林官员被杀,9000个俄国个人农庄被毁,许多地方穆斯林人口减少了15%—20%。显然,俄国中央政府的机构瘫痪、沙俄对当地人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当地人民族意识的觉醒是这次民族仇杀的主要原因。由于哥萨克兵农合一要塞的存在、军政合一管理机构的迅速反应,才使这场动乱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