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等并称近代史“八大事件”。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丰硕，积淀深厚。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故宫博物院发现了《杰士上书汇录》等一批新的史料，证实了康有为《戊戌奏稿》改篡的事实，围绕着奏稿的辨伪、考证，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戊戌维新运动研究缘是出现了一次重大突破，高潮迭起，佳作不断，其广度深度较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进入21世纪后，热度渐消，虽仍不乏佳作，但总体上看，成果不多，日显冷清。这与所谓“八大事件”的整体研究状况是一致的。章开沅先生多年前就曾不无伤感地说道：如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成了假日学术，除了逢十的纪念会外，因研究者少，平时交流都成了问题。戊戌维新运动研究何尝不是如此？然而，这合乎学术本身发展的规律，未必是坏事。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研究领域大大拓展，更多的学者因自身的兴趣，转到其他新的领域去了，原先众声喧哗的场景自然就会冷清；二是积累既多，已成学术高原，起点自然水涨船高，学者要有所创获，难度增加，厚积薄发，成势所必然。不过，尽管如此，学术仍从来不缺乏自己的守望者，这便是包括戊戌维新运动在内的“八大事件”的研究，依然时有力作出现的原因。

小叶是年轻的学者，转向戊戌维新运动研究时间并不长，其逆势而上，颇显可贵的学术勇气。这本《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学术专著，是她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也是她近年潜心于戊戌维新运动研究的结晶。吕思勉先生说：“学问之道，贵自得之。欲求自得，必先有悟入之处。而悟入之处，恒在单词只义，人所不经意之处，此则会心各有不同，父师不能以喻之子弟者也。”是为至理名言。本书的最大特色，即在于作者读书很细，在人所不经意之处，发现了研究新问题的“悟入之处”，这就是人多“耳熟”却不必“能详”的“单词只义”——“康党”。由此切入，她发现了一个新视角，得以重新解读史料并超越新旧二元对立的传统叙事方式，进一步探讨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复杂情状，从而将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认知引向深化。作者认为：戊戌时期的各种政治学术纷争，不仅存在于新旧之间，也存在于新派内部，核心与焦点都是康门师徒，即时人所谓的“康党”，主线则可用“康学”“康教”及其党人做派来概括。“所谓 ‘康学’是指 ‘康党’成员所信奉的康有为的学术政治思想体系，即由《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所阐发的公羊学术与改制理论；所谓 ‘康教’，即指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创教、传教思想；所谓 ‘党人做派’（或 ‘结党做派’），是指 ‘康党’成员所奉行的结党营私、激进霸道而又处事不守规矩的行为方式。此三者构成了以康门师徒为主之‘康党’最为鲜明的特征，也是 ‘康党’成为戊戌时期各种学术政治纷争焦点的关键要素。循此三点顺藤摸瓜，似可解开戊戌时期学术政治背后的很多谜底”。据此，她不仅指出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除了旧势力强大外，同时还在于变法派内部分裂与“康党”陷于孤立境地，削弱了维新运动自身的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进而考察了政变后及己亥年清廷与新党、“康党”间的纷争及其分合演变，填补了前人研究之缺失。缘是，作者引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此间的纷争，既是戊戌纷争的延续，也是晚清政局由戊戌到庚子的重要过渡：“不讲己亥，便很难明白戊戌纷争的得失，更难明了庚子政局的由来。”这些新想，多发人所未发，它展现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很显然，在此新视野之下，戊戌维新的历史画面呈现了愈加丰富、生动的场景。

作者不但读书细，好学深思，且用力勤，广征博引。故资料翔实，论说2分明，行文简洁，也成本书的一大特色。

胡适有言，在历史研究中，一个有价值的概念或范畴的揭出，往往会成为一把打开一连串“古锁”的“钥匙”，令新意迭出。小叶由“康党”悟入，以小见大，做出了现有可观的成绩，但问题仍有待推进。她表示，“因时间与题目所限，本书对于康党与庚子之后政局变动的关系未能展开论述，有待于以后的研究来加以补充”。这恰印证了胡适的说法。期待小叶做出新的成绩。

本书是一部力作。相信它的出版既为作者的研究开辟了新路，也将助益推动戊戌维新运动史的发展。

当然，“康党”的标签本身即包含着伦理学意义上的负面意味，但康门师徒终究是戊戌维新历史舞台的主角；以历史是辩证统一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康党”身上的所谓“恶”，如何同样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似乎也仍有探讨的空间。

是为序。

郑师渠

2017年5月1日于京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