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战略：巴基斯坦模式

在低潮时期（1967～2011年）主导着中东舞台的三个强权大国分别是美国——它是这个体系的老板——沙特和以色列。这三个关系非常密切的盟国全都恐惧一个民主埃及的出现。这样的埃及是一个反帝及以民生为本的国家。它将摆脱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将令海湾国家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中东舞台上的丑角，它将再次唤醒阿拉伯民众的团结并迫使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

埃及是美国全球控制战略的一座基石。华盛顿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唯一的目的在于使埃及的这场民主运动流产，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它们力图给埃及强加上一个由穆斯林兄弟会所把持的“伊斯兰教政权”——这是它们令埃及永远屈服的唯一办法。奥巴马发表那些“民主演讲”只是为了欺骗天真的公共舆论，其中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公共舆论。

为了让穆斯林兄弟会的统治合法化，很多人在谈论土耳其的例子（“已经变成了民主制！”），但这只是个烟幕弹。这是因为土耳其军队总是在幕后发号施令，不仅如此，虽然很难说它是民主的，而且它肯定是北约的忠实盟友，但它是土耳其“世俗化”的保证。华盛顿的计划——由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以及为其服务的智库所公开表述——受到了巴基斯坦模式的启发：一支躲在幕后的“伊斯兰教的”军队，由一个或几个“经过选举上台的”伊斯兰教政党所管理的一个“文官”政府。很明显，依据这样的假设，这样一个“伊斯兰教的”埃及政府将会因为它在关键几点上（永远实行经济自由主义以及永远遵守自诩的和平协定，从而允许以色列继续其领土扩张政策）的屈服而得到补偿，同时，作为对其蛊惑人心之举的补偿，将会让这个政府推行国家和政治生活伊斯兰化以及暗杀科普特人的计划。这就是华盛顿为埃及设计的所谓美好的民主政治！显然，沙特阿拉伯以其全部的（经济）资源支持这个计划的实现。利雅得再清楚不过，其能否获得（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地区霸权取决于埃及是否被打压为侏儒。这要通过国家和政治生活的伊斯兰化来做到，也即瓦哈比教派式的伊斯兰化全面开花，其中包括反科普特人的措施以及拒绝承认女性拥有同等权利。

这种形式的伊斯兰化是否可能？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其代价是极端的暴力。战斗将围绕已被推翻政权的宪法的第二条展开。这一条规定伊斯兰教的典籍是法律的源头所在。这是埃及政治史中的一个新玩意儿。1923年的宪法和纳赛尔的宪法中均无任何此类规定。在华盛顿（“传统应受尊重”）、利雅得（“可兰经是我们唯一需要的宪法”）和特拉维夫（“以色列是个犹太国”）三方的支持之下，萨达特将其塞入了他所制定的新宪法当中。

穆斯林兄弟会的计划仍然是建立一个神权国家，这一点可由其坚持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宪法中的第二条所证明。不仅如此，这个组织最新提出的措施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中世纪式的世界观：它提议组建一个乌理玛理事会，授权其确保任何拟议中的立法均与伊斯兰教的典籍相一致。这样的一种宗教性的宪法委员会将与伊朗的那个委员会完全一样，凌驾于“经过选举上台的”政府之上。这是一个宗教性的、由单一超级大党控制的政权，所有代表世俗化的政党都将是“非法的”。这些政党的成员与非穆斯林人（科普特人）一样，都将因此而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尽管有这一切的迹象，华盛顿和欧洲当局言谈之中似乎仍然认为，对于穆斯林兄弟会最近宣称它在放弃其神权计划方面（其具体措施并无改变）的机会主义的、言不由衷的表态，各方应该加以认真对待。中情局的那些专家们难道看不懂阿拉伯文？结论必然是：华盛顿希望看到穆斯林兄弟会掌权，从而保证埃及仍然为美国所掌控，也保证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华盛顿不希望权力落入民主人士之手，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将对埃及二流的国际地位发起挑战。最近成立的自由公正党明确提出以土耳其模式为蓝本，它完全只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工具。它提出承认科普特人，这突出表明了如果它想要有权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穆斯林兄弟会计划之中所要延续的穆斯林神权国家。穆斯林兄弟会也在转守为攻，它正在建立各种“工会”“农民组织”，以及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称各异的“政党”，其唯一目的就是在正在形成中的由工人、农民和民主人士组成的统一战线中制造纷争——当然，这是为了让反革命集团从中渔利。

埃及的这场民主运动能否将这一条从即将到来的新宪法中赶走？只有通过回顾现代埃及史中展开的（展现）那些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争论，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回答。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高潮期间的特点是多元观点的公开表达，这令宗教（总是存在于社会之中）退居于背景之中。19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穆罕默德·阿里到赫迪夫·伊斯梅尔执政期间）就是这样。现代化这个主题（其形式为开明的专制而非民主制）占据着舞台。1920～1970年也同样如此：最为突出的是纳赛尔主义崛起之前“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与“共产主义者”之间观点的公开冲突。纳赛尔止住了争论，代之以一套民粹主义的泛阿拉伯的但也是“现代化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的内在矛盾为政治性伊斯兰教的回归大开方便之门。应该认识到，与此前的情形相反，在低潮阶段，观点的多元化消失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大行其道，这表现为伊斯兰教思想垄断了政府所授权的言论。1880～1920年，英国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转移言论的渠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自穆罕默德·阿里时代起接受教育的埃及所有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和行动者的流放（主要流放至利比亚）。但也应指出，“反对”英国占领的思潮也将其自身置于那种中世纪的共识之中。阿拉伯复兴运动（由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发起，并由穆罕默德·阿布杜继续）则是这种背离正道的组成部分，它与新的民族民主党所鼓吹的奥斯曼帝国式的幻觉有关，该党由穆斯塔法·卡米尔和穆罕默德·法立德创立，毫不奇怪。在那个时代接近结束之时，这种对正道的背离导致拉希德·里达极端反动的著作问世，其主张随后被哈桑·班纳所拾起，此人便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

1970～2010年的低潮期间，相同的情况再次出现。（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那套官方的话语体系完全是伊斯兰教式的（这可由他们在宪法中强行加入伊斯兰教的典籍以及他们向穆斯林兄弟会拱手相让核心权力所证明），而清真寺里进行的布道是唯一为官方所容忍的言论，这同样是一种虚假的反对。正因如此，宪法的第二条似乎具有坚实的“公众舆论”（美国的权威专家喜欢称其为“民意”）基础。

不应低估低潮时期系统化的强行压制争议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受到压制之后，自由争论之风就永难轻易再起。不过，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埃及当前争论的中心或明或暗地指向这场挑战的所谓“文化”（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教的）层面。有迹象表明其方向是积极的：这场运动已经令自由辩论不可避免——仅仅几周时间便足以让兄弟会的“伊斯兰教是解决之道”的标语从所有的示威游行中消失，留下的只有关于如何切实落实社会变革的具体要求（保障意见表达的自由，组建工会、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自由；提高工资和保障工作权；保障土地所有权、受教育权和享受医疗服务的权利；反对私有化和呼吁实行国有化，等等）。有一个明白无误的迹象：在4月份的学生组织选举中，虽然五年前兄弟会的候选人拿到了压倒性的80%的多数票（当时其话语体系是唯一得到允许的所谓反对派的言论），但这次兄弟会的选票份额跌到了20%！不过，对方同样看到了避开“民主制的危险”的方法。在一个完全由穆斯林所组成的委员会——其成员由军方最高统帅部挑选并经4月份的一场匆忙组织的全民公投所批准（官方宣布反对票的比例为23%，而赞成票的比例远远超出，这是因为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而且各清真寺对选民进行了严重胁迫）——的建议下，穆巴拉克的宪法（仍然有效）经过了微不足道的修改，但这明显令旧宪法的第二条纹丝未动。对那些仍在台上的腐败分子来说，依据这部宪法进行立法机构选举和总统选举，显然就是以民主为名堂而皇之行欺诈之实。与此相反，民主派这一方则力图推动较为长期的“民主转型”，这会让其观点真真实实为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底层民众所听到，因为这些人仍然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件。但是，埃及人民的起义刚一开始，奥巴马就做出了选择，即开展快速的、有序的转型（也就是说不会对政权的国家机器构成任何威胁），以及举行会让伊斯兰分子获胜的选举。众所周知，在埃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一样，选举并非建立民主的最好方式，但往往是令民主进程裹足不前的最好方式。

最后来说说“腐败”问题。过渡政权的大多数表态都集中在对腐败进行谴责并威胁将腐败者绳之以法上。穆巴拉克、其妻子以及其他几个人已经遭到逮捕，但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仍然不得而知。针对腐败的这种表态当然广受欢迎，尤其是得到了质朴的公共舆论的普遍欢迎。但过渡政府故意不去分析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不去说明腐败（在美式话语的道德化论调中被表述为个人的不道德）是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的、必然的组成部分——不只是在埃及，也不仅仅是在整个南方国家，不管在哪里，买办资产阶级要形成，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国家机器勾结起来。我认为，在全面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腐败已经成为积累模式的再生产中一个基本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垄断者需要寻租，这就要求国家与其积极合谋。国家的那套从意识形态出发的话语体系（“自由主义的病毒”）宣称“国家不干预经济”，但其实际做法是“国家为垄断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