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综述

第一节 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研究

本书界定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主要是在婚姻挤压下大龄未婚男性的基础上提出的，是28岁以上包含有大龄未婚男性的流动男性群体，目前学界还没有针对该群体进行专门研究；本节将就目前学界对婚姻挤压下的大龄未婚男性和一般流动男性及其社会风险进行研究述评。

一 婚姻挤压与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研究

（一）婚姻挤压与大龄未婚男性

中国的性别偏好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逐渐造成了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人口性别结构中的男女比例失衡现象开始出现，也预示着中国未来必将出现婚姻市场上的女性缺失和婚姻挤压（Attane, 2006）。在中国，婚姻挤压一直以女性向上成婚和男性经济社会资源劣势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女性往往更愿意与比自身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构建婚姻关系（Guilmoto, 2009），劣势男性本来就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性别失衡在改变男女性别结构的同时，通过女性资源稀缺性法则，进一步增大了劣势男性婚姻挤压的程度（Lipatov et al., 2008），大大加深了劣势男性成婚的难度。

在婚姻挤压下，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男性群体必然在婚姻市场上成为弱势群体，成为婚姻挤压的主体人群（Attane et al., 2013）；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婚概率大大降低，当这些弱势男性群体超过28岁后，成婚概率显著下降，最终成为被迫失婚的大龄未婚男性（靳小怡等，2010; Li et al., 2010）。大龄未婚男性与其他人相比，本身就由于生理、经济、家庭、环境等主客观因素而成为“贫困”人群，生活条件、发展技能以及社会交往存在明显劣势（靳小怡、刘丽鸽，2009）；他们缺乏婚姻家庭支持，心理福利和生理健康都处于较低层次（李艳等，2009）。

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贫困及其相关的社会资源缺乏，造成他们在成婚和发展上的根本劣势，因而经济贫困是女性缺失下大龄未婚男性承受婚姻挤压的最直接原因（靳小怡等，2010）。然而，贫困除了经济贫困之外，还存在于个人的性行为中，表现为一种贫困后果，即“性贫困”。随着婚姻挤压的深化，“性贫困”逐渐成为大龄未婚男性日益显现的弱势群体特征：由于中国社会将“性”置于婚姻家庭和人口再生产框架内（潘绥铭等，2004），近年来这种严格的关联有所松懈（黄盈盈、潘绥铭，2013），但是依然在观念上将固定性伴侣看成性行为的重要道德指标，因此无法成婚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将面临性压抑（张群林等，2009），表现为个人性行为层面的“性”贫困。“性”贫困不仅反映了大龄未婚男性婚姻家庭支持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婚姻挤压社会结构对经济贫困的大龄未婚男性个人性行为权利的剥夺，将经济贫困扩展到个人私生活领域，表现为“性”贫困。

（二）农村流动男性的特征

农村流动男性人群构成特征较为单一，均表现出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人群特征，人群内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年龄层次差异中，体现出不同代际人群的行为与心理差异。流动人口的总体年龄趋势显现出成年化趋势，成年人是流动人口构成的主流人群，因而中国流动人口的年龄模式显现出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向劳动力年龄靠拢的趋势（段成荣，2008）。流动人口的年龄模式还表现在城市出生的第二代流动人口即新生代流动人口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的显著差异，新生代流动人口虽然出生在城市，但是户籍制度的局限依然使得他们与父辈一样处于城市边缘（陈占江，2008），并且由于受教育水平、生活信息、社会资源的改善而逐渐形成有别于城市居民的小群体，在城市社会认同上与本地居民存在巨大差异（方小教，2010）。

此外，流动人口中外出务工依然以男性为主，而且绝大多数是离开配偶单独流动（韩全芳等，2005），存在个人风险参与的潜在空间。综合来看，流动人口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年龄与代际差异也逐渐显现，流动方式表现出“候鸟回巢”式的流动现象；男性流动人口在中国职业和家庭支持中的核心角色，使其与女性流动人口相比存在更大的心理和生活压力（刘越等，2010），逐渐暴露出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二 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社会风险研究

（一）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风险

目前，针对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风险主要从成婚困境、生活福利、养老与健康等方面进行分析。大龄未婚男性带来的社会风险首先是婚姻市场女性缺失下的“光棍”聚集现象（姜全保等，2010），这将会导致未来中国存在相当数量的大龄单身男性，进而给社会稳定带来影响；其次是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福利方面存在显著的风险因素，由于缺乏生存与发展资源，大龄未婚男性将不得不面临很差的生活条件和稀缺的发展机会，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较低，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姜全保、李波，2011）；最后是由于缺乏婚姻家庭支持，大龄未婚男性的养老和健康问题也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研究发现大龄未婚男性不但自身无法提供父母的养老支持，自己的未来养老问题也将成为社区和国家的养老负担（姜全保等，2009），特别是缺乏有效的家庭支持将会导致这一群体未来面临显著的健康风险，对社会公共健康资源提出了需求（李树茁等，2009）。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婚姻挤压下的大龄未婚男性因为缺少婚姻关系而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姜全保等，2010）。由于婚姻挤压，大龄未婚男性缺少婚姻配偶，这就提出了敏感的性话题。由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依然将婚姻家庭与性行为相联系（潘绥铭等，2004），大龄未婚男性将无法获得成年人合法合理的性行为渠道，处于性压抑状态（张群林等，2009）。虽然非婚姻性行为逐渐得到社会认可，但是依然限于固定伴侣的婚前性行为或者离婚丧偶后与固定伴侣的非婚性行为（黄盈盈、潘绥铭，2013），是否具有固定性伴侣成为判断非婚性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重要标准。大龄未婚男性是社会资源劣势群体，他们很难获得固定的性伴侣，因而仍然无法获得稳定的性行为渠道。作为成年男性，大龄未婚男性在“性”贫困下无法满足自身的性需求，对于女性的性侵犯、对于已婚家庭的负面影响以及妇女儿童拐卖等现象也有可能随之出现（靳小怡、刘丽鸽，2009）。

在目前社会情境下，大龄未婚男性的风险性行为带有叠加风险。首先，随着外在环境变化，除了一般流动人口面临的社会规范真空下的风险性行为倾向之外（Li and Cai, 2009），还面临未婚状况下家庭约束缺失导致的非婚性活动增加；其次，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存在的性压抑也可能导致流动经历中的风险性行为增多。风险性行为带来的个人健康威胁和疾病传播风险，使得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成为社会公共卫生、健康与安全领域关注的突出群体，婚姻挤压后果在弱势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层面开始显现。

（二）农村流动男性的社会风险

农村流动男性的社会风险与当前流动人口生存所处的制度环境有关。农村流动男性的社会问题往往涉及他们作为弱势人群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大部分农村流动男性处于低端劳动力工作状况，因而在城市中属于收入、医疗和福利保障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中国当前普遍存在的流动人口社会问题（丘珂等，2008）。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村流动男性始终游离于城市户籍制度之外，无法获取城市社保与福利政策，成为“非完全”的城市化迁移人群（王桂新，2004）。这种“非完全”特点还表现在阶段性返乡现象，这与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户籍体系以及无法获得城市生存条件相关。

农村流动男性的社会风险还表现在生存与发展困境及其导致的社会关系局限方面，造成该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存在冲突现象。农村流动男性很难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因而成为城市中的边缘弱势群体（吕露光，2005）。他们与本地市民和社区交往不多，相对封闭，形成心理、文化以及行为的显著差异（吕露光，2006），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不断拉大，甚至出现流动农民工和本地市民之间的相互疏远、排斥状态（陈占江，2008）。由于社会歧视和非市民待遇，农村流动男性群体性的心理忧虑逐渐显现，行为失范成为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局面（张海波、童星，2012）。

（三）研究述评

本节围绕婚姻挤压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和一般农村流动男性进行了研究总结，明确了对婚姻挤压社会中不同类型的流动弱势人群生存和发展现状的认识，同时也发现了目前针对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研究还存在研究内容的扩展空间，对于性及相关的性行为风险存在一定的忽视，这为进一步关注农村大龄流动男性的风险性行为提供了研究基础。

首先，大龄未婚男性已经成为中国婚姻挤压下典型的弱势群体，面临显著的生存与发展困难。婚姻挤压是时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人口变迁下面临的重要挑战，而在婚姻挤压下出现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则逐渐成为中国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大龄未婚男性在生存、发展以及社会交往方面都存在劣势，直接造成该人群较差的经济困境和健康困境，而这更进一步加剧了大龄未婚男性的成婚压力，他们实现婚姻的机会更加渺茫，婚姻挤压的情况日趋严重，婚龄滞后的现象有可能最终形成终身无法成婚的困难局面。

其次，包含大龄未婚男性在内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具备成为社会风险承担者和制造者的可能性，是社会风险研究中应该予以关注的重要群体。中国转型期的特征之一在于弱势群体成为社会风险重要的承担者，也可能成为潜在的制造者。大龄未婚男性和其他流动男性一样，都处于经济劣势和健康劣势，特别是大龄未婚男性还缺乏婚姻家庭支持，因而上述人群很容易成为社会风险直接的被冲击人群，他们在风险中的抵御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较弱。在社会风险形势下，农村大龄流动男性将成为集中聚集的风险弱势人群，有可能出现潜在的风险后果聚集效应。而大量大龄未婚男性聚集将会在社会上出现“光棍”聚集现象，这将会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消极因素之一而长期存在。

最后，涉及大龄流动男性的风险性行为及其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龄未婚男性在经济贫困导致的社会生存、发展与交往劣势之外，在个人行为层面还面临成年男性性压抑现象，即“性”贫困。“性”贫困根本上源于无法成婚导致的婚姻家庭缺失，而在行为上，风险性行为就有可能成为流动进入城市后的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的重要渠道，风险性行为带来的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有可能是他们面临风险的重要方面，但是现有研究还未涉及如此敏感话题的讨论。与此同时，有关农村流动男性的社会风险研究已经显现出农村流动男性在城市社会中由于劣势而存在的社会风险态势，但是还没有从社会风险的角度去审视农村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所体现出的社会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