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资料说明

中国的科举资料，“几于无书无之”，再广搜穷集，亦必挂漏无算，前辈学者甘苦早尝，多有言之者。况且近代史料在种类和数量上又远超往昔，个人涉猎十分有限，挂漏无疑更多。当然，本书在广泛利用常见常用资料的基础上，也尽量发掘使用了数量可观的“新资料”。现将本书主要利用的一手资料撮要介绍如下。

其一，未刊、已刊档案与官方文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大量《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已出版的《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光绪朝朱批奏折》、《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等；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珍藏的《军机处档折件》，已出版的《宫中档光绪朝奏折》；清朝官书《清实录》、《大清新法令》等，皆是考订史实、分析问题的基本材料。此外，礼部奏定的《续增科场条例》（1902）、《科举章程》（1898）、《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1901）均是讨论科举改章的重要材料。

其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未刊稿抄本。该馆珍藏了晚清民国人物的大量书信、日记、诗文稿抄本。本书即利用了其中的《瞿鸿禨朋僚书牍》（整理抄本）、《同光年间名人书札》、《冯汝琪家信》、《汤化龙、汤芗铭档案》、《许同莘日记》、《李景铭档案》等。其中瞿鸿禨档案对研究诏开进士馆的原委和高层论争内幕至关重要。《同光年间名人书札》所收陆润庠致张百熙的甲辰会试闱中手札，为了解总裁阅卷取中的操作和内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原始依据。冯汝琪、许同莘、汤氏兄弟皆系1902年举人，冯汝琪与汤化龙随后中式甲辰科进士，许同莘虽然报罢，但其日记详记了参加考试的过程、见闻和感想，以上三种皆是研究士子对科举改制的反应和考试实况的绝佳资料。此外，该馆所藏《张之洞档》等大批资料新近影印出版，为本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本书第一章就利用了大量《张之洞档》材料，其他章节还利用了《荣禄档》、《唐景崇档》、《端方档》和《奕劻档》。

其三，朱卷、墨卷、科举录、缙绅录、职官录、同年录、同学录。这些材料数量庞大，对研讨两科会试的实况，考订、统计、分析进士的出身背景、生平仕履，了解进士的结社情况，至关重要。缺少这些材料，相关研究将无法展开。

其四，日记、书信、诗文集、年谱、回忆录、笔记、诗话、序跋、碑传。本书收集利用了癸甲两科进士、同考官、落第士子以及翰林前辈的多种日记。进士及落第士子方面，有何寿章的《苏甘室日记》、胡骏的《补斋日记》、孔昭晋（澹庵）的《癸卯汴试日记》、《许同莘日记》、甘鹏云的《豫游纪行》、钮泽晟的《京游杂记·附记宦迹》、马太元的《汴游日记》、刘大鹏的《乔梓公车日记》及《退想斋日记》、 《许宝蘅日记》、《贺葆真日记》、《郭家声日记选录》等。考官方面，如王振声的《心清室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张人骏家书日记》、《荣庆日记》、伍铨萃的《北游日记》、吕佩芬的《湘轺日记》。翰林前辈方面，如《翁同龢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影印）、新出版的《徐兆玮日记》等。书信方面，如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多种书信手稿，而见于各种书札专集、文集中者亦颇夥。日记、书信中的记载往往能揭示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故颇为重要。本书部分章节的写作，即是从日记、书信中获得的重要信息入手，再与档案、报刊、笔记等材料合观，然后完成的。此外，发掘、整理和利用了癸甲进士中一批人的诗文集、回忆录、年谱、笔记、诗话、序跋、碑传等资料。最后，同时代其他人的日记、书信、诗文集、笔记等，皆有助于论题的展开和深入。

其五，报刊。此类资料，尤其是其中的日报材料数量很大。本书的写作颇得益于这些丰富的鲜活资料。惟利用报刊材料须前后通看，因为报纸“有闻必录”，且多追踪报道，故经常出现后面报道补充，甚至更正前面报道的情况。同时，更须将报刊材料与档案、日记、书信等材料对勘，使用起来方较为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