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思路与内容

综上所述，有关清季科举制变革的既存研究，在科举改革、停废的原因、方案、过程以及社会影响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这既为本书提供了宝贵借鉴，同时亦提出了更高要求，增加了不小难度。窃以为，这一论题还可从以下方面推进。

首先，很可能因为科举制最终走向停废，所以后来的研究者便以“后见之明”努力寻找停废的“线索”，故而有意无意地轻忽了对于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考试本身的细致研究。虽然最近几年略有改观，但学界对辛丑科举新章以及癸、甲会试的实际运行、成效与局限、朝野反响等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有限。研究科举改制，辛丑科举新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政务处、礼部奏定科举章程的准确内容及其流变还不清楚。乡、会试中场次与题量调整、分场去取、废除誊录等制度设计的立意所在与利弊得失，督抚与决策高层的争论与妥协，尚欠深挖。

这也缘于既往研究多从主张改、废科举的趋新督抚入手，故对中枢、翰林院、礼部在科举改制中的思路和举措观照不够。其实，新政伊始，中枢高层、礼部与东南督抚以及督抚之间在科举问题上分歧甚大，在在影响着科举改制的进行。同样重要的是，在科举改制议题上，中央高层也有自己的思路和举措，并非只扮演督抚的“合谋”角色。事实上，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与辛丑科举改章相配套，正体现了瞿鸿禨、荣庆等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此外，癸、甲会试和进士馆的实际运行及成效局限，均关系科举制的走向和众多士子的命运。在上述问题未经清理之前，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力度与运行图景尚不完整清晰，匆忙就科举问题下结论，似嫌根基不稳。

其次，关于清季科举的既存研究有一个倾向，即对制度变迁过程及其影响罗列、推阐较多，而对科举考试活生生的参与者相对关注不够。这既包括考官，也包括众多士子及其亲朋师友。迄今为止，举人刘大鹏、秀才朱峙三因有日记出版，受到了较多关注，温州地方士子张棡、林俊因有日记存世，亦开始成为研究对象。史学研究受材料导引与限制，本是无可奈何之事，然而，材料丰富（包括大量日记书信）、影响更大的癸、甲二科进士群体在科举制变革前后的心路历程和调适因应，在清末民初剧变时代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我们尚缺乏相对整体的把握。

进言之，对个体士子的不断研究是我们知人论世所不可或缺的，恰到好处的深耕细作或许还可见微知著，以点及面。但以一个人数众多但范围固定的士人群体为对象进行考察，既把握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又观照其内部的差异、分化和复杂性，又具备个体研究难以替代的功能。与此同时，包括乡村士子在内的中下层士人在科举制变革前后的际遇、反应与命运，无疑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不过，如欲理解传统士大夫在清季民国的转型与命运，更精英的进士群体即使不应该受到格外关注，至少也有充足理由受到同等观照。事实上，正如沈云龙所言，废科举前的癸、甲两科进士此后“或为地方疆吏，或为军系谋主，或驰骋议坛，或潜心著述，竺旧骛新，各坚所守，无不蜚声于时。今日史家所称之复辟派、激进派、研究系、进步党、交通系、安福系诸巨子，胥孕育于斯，其于清末民初世运之推移，影响殊巨，则非当年主持抡才大典者所能前知矣”。

有鉴于此，本书拟从两条主线展开：（1）清末科举改制的内容与实践；（2）科举改制造就的癸、甲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剧变时代的出处浮沉、流风遗韵和最终命运。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紧扣朝臣与东南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详论展期之争的来龙去脉，并尝试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探讨展期之争所反映的历史内涵，借以揭示庚辛政局与辛丑科举改制的多层关联。

第二章，通过深入考察科举新章的内容流变、场次与题量调整、分场去取、废除誊录诸方面，探究清廷决策者出台辛丑科举新章背后的权衡和隐曲。结合戊戌变法以来的多种科举改章思路，检讨辛丑科举新章制度设计的利弊得失。

第三章，考论中央高层主动发起并促成的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及其背后的论争和妥协，阐明诏开进士馆之举与辛丑科举新章相配套，是科举改制的扩大。从报刊舆论、官绅议论方面，考察诏开进士馆的朝野反响。

第四章，从借闱河南的复杂缘由，考题答卷、阅卷和荐卷程序、取中标准和内幕、贡士构成诸方面，观察科举改制下癸、甲两科会试的实际运行，期对科举改制的贯彻实情、成效与局限有更切实的认识。

第五章，从进士馆的筹备、学员对入馆的态度、教习授业困窘、课程考验奖励等方面，观察进士馆的实际运作与困难所在，并与进士游学相衔接，呈现科举停废前后两科进士“新学”教育的样貌。

第六章，通过细致考察癸、甲进士在清末的仕途分化、鼎革前后的出处浮沉，分析停废科举、预备立宪、辛亥鼎革及民初乱局对癸、甲进士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因应与分化。

第七章，从参与清末兴学大潮、传承旧学与抵拒新文化、主持诗词结社等方面，展现清末民国时期癸、甲进士在文教领域的流风遗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