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奏改科举以展乡试：刘坤一、张之洞的反击

张百熙的奏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朝臣与东南督抚的分歧暴露无遗。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如何因应，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问题。

三月二十七日，刘坤一接到再次垂询的电谕后，即致电东南各督抚，斩钉截铁地表明坚持展期的立场，虽“询问”各处意见，实已不容反对。次日，张之洞亦致电各督抚，意见相同。其理由是：京城贡院已毁，本年必不能举行顺天乡试，如首善之区和东南大省均缓期，则“明春会试，此数省均无新举人，必致士多觖望。若明春不会试，则中举何必早此一年”。此时因尚未收到抄有张百熙奏疏的寄谕，故张之洞说：“但不知建言者筹虑及此否”。然而，张之洞不愿留下鼓动各省的把柄，于是末尾云：“至贵省应如何复奏，敬请尊裁。”至此，因张百熙将长江票匪滋事的借口揭破，故奏请展期的理由渐从票匪滋事易为壬寅年春不能会试。所以，刘坤一称赞张之洞“今年举人明春仍不能会试”的说法“最切当”。

四月初七日，刘坤一奉到寄谕后即电奏仍旧展期一年。张之洞随后亦然。刘、张之所以坚持展期，不惜与朝官“对抗”，一方面与其此时的微妙处境有关。刘、张奏请乡试展期之初，显然预计到必有反对之声，但还是低估了反对力量。然而，当张百熙公然上奏诘责、举朝皆知之后，却也只好硬着头皮坚持己见。因为这时若突然转圜、按期乡试，不仅严重损害二人东南督抚领袖的颜面，更坐实了此前所奏不实、有意欺罔朝廷的“罪名”。这是刘、张极力避免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尽快实现科举改章，迅速推进新政，“改善”中国形象。因为环球各国以变科举“觇中国之能否变法，和议难易亦大有关系”。

与此相应，袁世凯在电奏展缓的同时，也认为各国既以军机大臣“多守旧顽固”，又“皆盼我变法”，倘回銮后要挟“更换执政”、照行新法，拒之势力不足，允之则国体无存，故“回銮以前，如不先行新政”，甚为可虑。故请刘、张“或联名电枢，或会衔电奏”, “将兴学堂、改科举等事先行数件”，以图“各国耳目一新”。也是将改科举与尽早推行新政、改善中国形象相联系。不过，这种“挟洋”以急切变法的主张，与清廷中枢的渐改趋向颇有不同。

其实，陷入尴尬的刘坤一此时亦生新招，谋划借奏改科举，以展缓乡试一年。袁世凯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迟至四月十二日，刘坤一奏展乡试的电报已发出五日，仍未奉旨允准。这时南京内外“士心皇皇，多有以仍行开考为请者”，于是有人劝刘坤一主动出击，“先将科举变法一节奏请明谕，暂停乡试一年，俾各士子知所从事，磨厉以须，较为得体，借定人心”。如此既可推进改科举的既定方针，又能使本年暂停乡试理由充分，疆臣既免奏展乡试之诮，中枢亦可从容措辞，士子也易于安抚。故刘坤一击节称赏，遂邀张之洞联名会奏。

张之洞亦称赞该主张“洵为定士心之善策”。至于“变法改科举章程”，只能仿其戊戌年已奏准办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西国政治地理，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论说，但声明二场删去声光化电之类专门艺学，“盖照前奏者，取其系已经奉旨成案。将艺学等删去者……以冀易准”。同时必须声明：此乃学堂未设之时取士的权宜之计，迨“学堂广设，实学成就者多，再请将凭文考试之中额渐次酌减。详细办法当于复奏内详陈云云。或将陶（模）、袁（世凯）两奏大意酌采叙入，以见科举旧法必应变通”。

此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尚未定稿，刘、张已在筹划先将科举改章奏请明发。刘坤一赞同张之洞的改科举方案，并谓“引证陶、袁两奏，以见科举改章具有同心，尤易动听”。于是张之洞拟一奏稿，经刘坤一略改字句，于十七日电奏：“今日中外大势，科举不改章，势有不能。然改章之始，士林必须宽期肄习。拟请旨先行宣谕：现正议科举改章，讲求有用之学，仍必崇尚五经四书。所有展缓乡试省分各士子，正可借此一年之暇，精心讲求，俾临试时得以尽其所长，则多士知所向往，益可安心肄业，不致悬盼疑阻。惟科举要政，当必俟各省奏到，详核妥议。此次谕旨可否浑言大略，但将讲求实学、不废经书之宗旨揭明，其详细章程俟定议后，再行颁谕通行，则诸事皆无窒碍。”

这是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前，为全国一律展缓辛丑乡试而提前上奏的改科举主张。既往研究者将此事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混一而论，尚有未谛。值得注意的是，在奏改科举的同时，刘、张还致电军机处，建议缓放云、贵乡试考官：“科举必须改章，拟请旨先行揭明宗旨，俾多士有所凭依，已另电具奏。惟五月朔即须简放云、贵考官，陕距云、贵较近。现在章程未定，似可稍缓旬日，再行请简。”这就将刘、张借改科举以展缓本年乡试的意图全部道出。其如意算盘是，清廷一旦明发上谕改科举，那么本年乡试各省就立即面临如何考和考什么的问题。清廷很可能就以新改科举，须为士子留出准备时间为由，一律展缓乡试一年。张百熙以定士心为言，刘、张亦以定士心说法，且带出改科举的既定方针，实为巧妙而有力的反击。

可是，以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张百熙等人为代表的行在重臣，既不以展缓乡试为然，自然不赞同刘、张的新主张。而且，四月十一日孙家鼐亲口告知伍铨萃：“云、贵、两广、陕、甘、汴七省，已奉慈意，准已开科，余省想不能考云。”亦即经过全盘考虑和慎重权衡，慈禧太后已同意七省开科，但刘、张的意见也须迁就，故东南各省今年仍不能乡试。果然，刘、张请变科举的电奏于四月十九日由军机处缮递，清廷未予采纳，但于二十二日下旨“仍准”东南各省乡试展缓一年。至于缓放云、贵考官的建议，早已备好单子的军机处当然不予理睬，不等五月初一，便于四月二十六日提前简放了。难怪张之洞的幕僚郑孝胥一见上谕，即痛议其非。

有意思的是，云、贵、两广放考官后，四川颇受波及，“士子各怀怨望，并有巨绅以陕西乡试改于九月举行，纷请援照办理”。川督奎俊甚欲开科，但“深恐江南、两湖士子有所借口”，影响江、鄂的安定局面，故电询刘、张：“如本年川办乡试，究与贵省有无窒碍？”刘坤一接电即复，明确反对四川开科：“乡试事既经两次奉旨展缓，未便再改。且体察沿江情形，亦实遽难开考。自云、贵、两广放考官后，江、皖绅士亦多以九、十月补试为请，均已批驳。蜀若开考，江、鄂势处两难。请乐帅仍照奏准之案办理为荷。”不知何以此电途中耽搁，二十四日下午才到，张之洞此前已电询刘坤一如何答复奎俊。过了好几天，张之洞复电意在反对，然不如刘坤一强势，而是请奎俊裁酌。这样，四川有意开科的念头便被刘、张压制了下去。

由于科举直接联系着无数士子和千家万户，因此朝臣、督抚围绕乡试是否展期的论争和决策，自然在士绅舆论中引发广泛关注和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