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产发展与货币权利：中世纪的转变

在《新约全书》中，耶稣的说教中毫不重视经济问题，相关的证据可从葡萄园工人的寓言（《新约全书·马太福音》20: 1～16）中找到：葡萄园中干活时间无论长短，所得的报酬都是一样的。其在山顶布道中，甚至对财富和追求财富采取敌视和否定的态度（《新约全书·马太福音》6: 19～30）：财宝据说不是积攒在地上，而是在天上。不必关心生活的必需品；天父养活天上的飞鸟和野地里的百合花（《新约全书·路加福音》12: 21～29）。“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新约全书·马太福音》6: 24）“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新约全书·马可福音》10: 24～25）这样的货币权利思想，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而言，显然是不利的。

人们不得不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生活，也就不得不对他们的所处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做出安排，以容纳世俗职业。更为紧迫的是，早期的入侵者在巩固了在西欧和中欧的统治以后，他们不得不面对无休止的新来者的侵扰。在这些斗争中，骑兵作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取得了某种优势，但是装备一个骑兵，需要相当大的花费，它相当于大约20头牛或10个农场主的农业设施的花费。为了“赞助”新型的战争，军事的和其他的相关义务被加在了土地所有者身上。

现实条件带来了相关思想的转变。传教使徒保罗的教导中认可了对生产活动的需要：“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圣·托马斯对高利贷的原则重新做了解释，他以从罗马法中得出的概念为基础，在可消费和不可消费的商品之间做出了区分。对于不可消费的商品——比如房子或农场——的出租，获取租金是正常的；对可消费的商品，比如粮食或酒，如果商品的出借者要求的回报比他出借的多，他就是要求得到不存在的东西，即超出和超过它们的用处的回报，他这样做就违反了正义（斯皮格尔，1999）。

在中世纪的末期，两位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在高利贷问题上，总体上都是较为保守的。路德基本赞成中世纪基督教传统的经济思想的内容，反对高利贷，认为连“利息”这个“外在的名称”也不能使用。加尔文对此的态度比路德更加温和一些，他认为原则上应该允许利息存在，但这一规则的执行需要受到很多资格限制（斯皮格尔，1999: 67～69）。

有关货币权利，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行为者对货币的追求和占有的权利；此外，更高级别的货币权利乃是放贷并从放贷中取利的权利。思想家们是怎么对待占有和追求货币，特别是怎么对待放贷取利，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些思想家们是怎么对待货币权利的。由上文不难看到，对于放贷取利问题，最关键要看借钱的人用这些钱去做什么。如果是用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放贷取利的权利在中世纪的思想家看来，似乎就应该受到约束。这在根本上意味着放贷取利的权利受到人际相互依赖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在周围的人特别是自己的同胞都很贫穷的时候，基于货币来取利的权利就被认为需要受到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