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

在宏观金融分析中，对于一项金融冲击如何影响经济行动者的行为从而影响经济总量变化的机制，通常主要关注的环节是：价格信号（包括利率、非货币金融资产价格、汇率等）、直接的信贷活动、资产负债表状况（负债和净资产变动）。无疑，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经济危机也正是表现在这些关键环节的连锁反应中。但是必须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有一些重要的社会过程尚未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重视，尚且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这些社会过程，或者本身就是危机传导的机制，或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危机传导机制，因而为了防范和应对危机，这些社会过程是特别值得加以关注的。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在社会学的工具箱中，有一些工具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经济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是有帮助的。比如，“自我实现预言”、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非预期后果等，都是有分析潜力的概念。认为社会学在分析经济危机的传导方面毫无依凭，是一个误解。当然，社会学工具箱中现有的工具，并不够用，有的即使有用，但也并不完全适用。这恰恰是社会学在现实需要的激励下发展的契机。其实，回想一下面对经济危机的凯恩斯经济学建立之时，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是根本不适用的，正是现实问题推动凯恩斯发展出了宏观总量分析工具。社会学者不能因现成工具不够用、不适用而放弃理解经济危机这一重要社会现象的责任，也完全不必因此而妄自菲薄。

（一）“自我实现预言”

这是社会学者都熟悉的由罗伯特·默顿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初始时的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由于引发了新的足以影响情境状态的行动，因而使原来被虚假定义的情境变成了真实的。有意思的是，默顿恰恰是以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一家银行的倒闭为例来说明这一概念的。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在某一天偶然聚集了较多的人提款。于是有人据此做出一个判断：这家银行的经营出了问题。这本是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却在储户中流传开来。结果，大家争先恐后地提款，致使这家银行真的经营不下去了。这个结果，当然不能证明最早认为这家银行经营出了问题的那个人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而是预言影响了储户的行动所致（默顿，2001: 287～288）。

当然，并不是任何预言在任何条件下总能够自我实现。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能够在人群中扩散开，并引导人们采取行动，需要具备某些特点。首先，这个预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关心，通常是人们期待出现或担心出现的；其次，它要和人们掌握的有限信息、人们的某些经验相吻合，否则不足为信；再次，它使许多人没有能力或者不愿花费代价去检验。

从个人行动的社会性角度看，个人的决策总是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影响的方式和机制则多种多样。在有的情况下，个人关注他/她的对手，根据预计的对手行为确定自己的行动；在有的情况下，个人受其熟人网络的影响；而有时，人们按照想象中的群体行为模式行动；在变化较为迅速的社会中，人们会把宏观走势作为决策的依据之一……当危机蔓延并可能最终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从而对危机形成广泛的社会关注时，人们的情境定义也更容易联想到危机。这时，“自我实现预言”就可能成为一种危机传导的机制。

“自我实现预言”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其传导危机的途径也不止一条。默顿所讲的是金融领域中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后，美欧民众购买力下降，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减少，如果人们预言中国的外向型企业都难逃倒闭之险，于是抓紧断开和这些企业的长期关系——包括本来通过关系合约维系的债权债务联系，那么，真的就会加速这些企业倒闭，原本有可能调整销售市场和获得生存机会的企业也会被一锅烩掉。

从应对危机的角度着眼，在“自我实现预言”有可能传导危机的情况下，需要有“去自我实现预言”的机制发挥作用，这方面需要进行认真研究。有人可能设想通过制造和衰退相反的“预言”，借助“自我实现预言”机制来发挥反危机蔓延的作用，但这类技巧是很难奏效的。前面讲到，不是任何预言都可以引导集体行动来自我实现。在危机已经出现时，制造一个繁荣预言，和人们的经验相去很远，是不足以使人们相信的。比如，在楼市升到高位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已经出现逆转以后，某些人人为制造楼市价位即将反升的预言，是很难得到群体响应的。“自我实现预言”并非不受其他条件的约束。我们在这里还特别想要说的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要去制造希图“自我实现”的社会预言，那不仅有违科学伦理，而且终将危害科学研究的正常社会功能。

（二）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

在危机传导中，除了价格信号发挥作用之外，还有一些非价格信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是两类重要的非价格信号。

危机的蔓延常常有一个由缓慢发展到加速扩展的过程，这个转折有时是通过群体规模信号发生作用的。传统经济学假定个人在决策时不受他人状态的直接影响，这显然不现实，这并不利于展开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事实上，人们在消费、投资等方面，或大或小地直接受到他人行为以及他关注的其他行动者规模的影响（Becker and Murphy, 2000: 3）。韦伯早就指出过个人行动的社会性。受到社会学影响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把他人影响引入效用分析，提出了扩展的效用函数概念，为进一步的分析奠定了新的行为基础（贝克尔，2000: 15）。托马斯·谢林在讨论受到其他人影响的行为及其宏观后果时，从物理学中借用了“临界密度”概念。谢林运用这个概念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现象：个人在采取了某种行动的其他人达到一定的数量（或一定比例）之后，将被引发相同的行动，而在一个群体中，当参与某种活动的人达到一定最小数量（或一定比例）时，这种活动会自动持续下去。据此，他建构了一个模型（谢林，2005: 74～89）。格兰诺维特受到谢林的启发，利用个人行动“起始值”概念（Threshold）讨论了由序贯个人行动形成的集体行动的特征，建构了一个和谢林相似的模型（Granovetter, 1978）。他所谓的个人行动“起始值”就是使个人的行动得以发生的其他人的最低数量（或比例）。奥利弗和马韦尔等人在研究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时提出“临界数量”（Critical Mass）概念，用之讨论使后续行动规模迅速扩大的转折点（Oliver, Marwell and Teixeira, 1985; Oliver and Marwell, 1988; Marwell, Oliver and Prahl, 1988；张晓磊，2006）。

上面的那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讨论经济危机的社会传导，但是其中提出的概念工具对于研究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是有帮助的。可以看到，诸如临界密度、起始值、临界数量这些概念，都和群体规模信号有关。

群体规模信号在危机传导中会发挥一种独特的力量。当经济衰退出现时，在失业规模、企业倒闭规模达到一定量之前，其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财务链条发挥作用，还不足以引起社会成员的普遍关注，人们还会按照常规方式来进行决策。但是，一旦失业、企业倒闭达到一定规模，其影响就不仅通过财务链条扩散，而且会形成一个独立的信号向社会成员发送。人们的预期会因此发生变化，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投资、消费趋于收缩，而这样的变化，又会推动危机的加速蔓延。

除了群体规模信号以外，经济危机由缓慢到加速的转折，有时也会通过重要主体（如大银行、大企业）垮台发出的信号而发生。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模型中，对行动主体的差异性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虽然注意到市场势力有不同，但也只限于供求分析），特别是在完全竞争模型中，这种忽略达到极致。事实上，行动主体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有差异的，而在危机的蔓延中，不同地位的主体卷入危机的经济、社会影响是不同的。有一些主体在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有重大的影响力。它们不仅在交易网、财务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具有象征意义。这类主体的经济运营一旦发生问题，其连锁反应不仅通过交易网和财务链发生，而且还向社会广泛地发出“经济出现问题”的信号。当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社会成员们降低投资、消费以后，危机得以加速扩散。

面对危机传导中的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需要有强信号才能适度抵消，在这里，政府的明智而强有力的措施正具有这样的信号功能。中国政府应对东亚金融危机中的作为即是一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东亚各国货币纷纷降值形成潮流，发出强烈的金融危机将进一步深化的信号，许多人预言人民币即将降值，并抛售人民币，似已形成预言自我实现之势，但中国政府毅然宣布人民币不降值，发出强有力的反危机信号，遂使形势逆转。这是反危机史上信号战的一个重要案例。

（三）政府政策的非预期后果

在宏观经济学中流行的看法是，政府是熨平市场经济周期的力量。也就是说，当经济热度升高引发通货膨胀或显现出严重失调隐患时，政府会采取紧缩政策来使经济适度降温；当经济衰退出现时，政府会采取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回升，抑制经济衰退。这里，政府显然与衰退的加剧无缘。固然，这种分析架构中的“圣人”政府假定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比如，政府行为研究者指出政府官员从其特殊利益出发具有财政扩张倾向，因而使财政支出存在升易降难的刚性。但这种批评也仅是指出政府具有不适当需求扩张的内在动因，而并未关注政府行为助长衰退的可能性。

事实上，政府的政策，撇开判断失误的政策（如经济已经不景气，但政府仍判断为过热，从而采取紧缩政策）不谈，哪怕是试图刺激经济回升的政策，有时也会成为危机传导渠道。我们不能用政府试图实施逆对经济周期风向的政策，就判断政府政策一定会得到逆对周期风向的结果。

这里存在由默顿提出的“非预期结果”问题。例如，政府的下调利率政策，本是试图通过扩大贷款规模并借助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回升的，但它同时也发射了一个经济处在衰退中的信号。这个信号不仅影响到借贷需求者，而且影响到非借贷需求者。人们会根据衰退信号形成预期，并根据这样的预期做出决策。如果衰退预期带来的消费、投资需求缩减大于利率下调带来的扩张，那么，至少在短期内，这种刺激经济回升的政策加剧了经济衰退效应。

有必要指出，政府的政策应对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远远不限于经济周期，而这些政策恰逢经济危机来临时，也可能出现非预期后果。这就产生了政府的应对危机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协调问题。有时，其他的一些有道理的政策在经济危机来临时会成为强化衰退的力量。例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地区的政府从长远发展考虑，出台了吸引高技术企业进入，而将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挤出的政策。但替代尚未成功，危机的蔓延已经来临。此时，劳动密集型企业内外交困，加剧衰退。

上面仅仅是举出了几个在研究经济危机传导机制时有潜力的概念和工具。深入研究这些机制，并创造更为适用的分析工具，是社会学面对经济危机应当承担的学术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