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朝四暮三的成长

2+2＝4，世上没有不劳而获这回事。

2+2＝4，但你不可能长期压抑人心。（格罗斯，2010a）

资源有限，人类经济体系长期合理报酬率如果是5%，多出来的收益与成长，除了技术进步的推动，就只能是借来的。若非从分配不均的穷人身上压榨，就是向子孙预支来的。总数是不变的，你多得意味着有人少得；你多得，意味着未来后代要还回去的。这些超额支出，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要算总账的，关键是什么时候到来。

欧美发达国家沉醉于金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高报酬与高收益，遂将辛苦经营的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国家。于是，伴随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竞争，欧美国家制造业中低技术工人丧失了竞争力，工作机会转移到金融服务领域。这在高成长、高报酬的景气阶段，问题不大。然而，一旦金融服务业获利衰减，甚至大量裁员时，各国面对失业问题时将束手无策。当信用紧缩时，原先认为房价会持续高涨的情况不再，价值缩水、贷款清偿的压力，都让失业问题雪上加霜。

过去，社会财富分配约略呈现常态分配，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成为社会稳定的维系力量。然而近年来，世界各地财富分配愈趋不平均，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产阶级逐渐消失，M型社会形成，金融资产阶级与金融无产阶级间的对立更加鲜明。如果再将世代斗争（翟本瑞，2010: 95～140）纳入考虑，全球金融体系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金融业本身势必出现最深层次的转变。过去，人们认为复杂的现代金融体系能够把风险转移给最有能力管理风险的人，结果恰好相反，现代金融体系反倒把风险转移给最没有能力面对风险的人。借着剥削一般民众以及政府资金，金融资产阶级累积财富速度更将加快。未来，不能参与金融游戏的人，其资产与财富也将在金融社会中缩水，成为最大输家。

发达国家债台高筑、失业率高、消费能力减弱，而新兴国家金融体系尚不成熟、国内总和消费力仍然不足。2009年，为了解救金融风暴所造成的流动不足，全球“国退民进”, G20各国共同采取凯因斯式的财政刺激方案，合计投入大约1.4兆美元挽救经济。然而，这种“搭直升机撒钱”救经济的做法，不但没能鼓励消费者花钱，而且没有厚植未来的竞争力，徒然扩大了各国财政赤字，全球主权债务危机因而浮现，希腊危机更惊醒了各国的美梦。为了避免成为“下一个希腊”，风暴稍减各国就开始缩减财政支出，2010年起可说是全球财政紧缩的年代，G20希望能在2013年前将赤字削减一半。

原本遇到景气衰退时，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借凯因斯理论刺激经济增长，带动复苏，然而，在主权债务过高、民众担心未来景气不再而不敢消费时，凯因斯理论也不再有效，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有实质限制。这时，消费导向的刺激方案或不考虑未来投资的紧缩政策，都无法实质改善总体经济面，无助于未来经济发展与失业率缩减。很不幸的，南欧诸国以及美国在面对当前困境时，所提出的方案都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欧洲各国和美国应该削减社会福利并对富人增税，才能有效面对衰退的经济，但面对选票，这两项应行政策却都不在考虑之列。鲁宾尼（Nouriel Roubini）在2011年8月11日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表示：在没有过剩产能以及需求不足时，劳动力收入无法转化成资本。目前，全球各国靠大量举债以增加流动性进而救市的做法，只能产生短期效果，但会造成家庭、银行及政府活力的丧失。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发达经济体投资在人力资本、技能培训及社会安全网，以提高生产力和劳工的竞争力，让一般民众在经济全球化中能够实质受益，否则终将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噩梦——漫无止境的停滞、萧条、货币及贸易战争、资本管制、金融危机、主权国家破产、大规模社会政治动荡。全球化造成各国技术缺乏劳工的高失业率，以及超级富翁的以钱滚钱，贫富差距已达无法忍受地步，资本主义崩溃论重新受到学界重视（Roubini, 2011a）。

全球的群众抗议风起云涌：从中东与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到以色列与英国的年轻人暴动，再到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在说明全球各地悄悄发生的社会结构困境——不平等现象加剧、物价高涨强化贫困的处境、经济增长迟缓而失业问题严重，造成极度绝望的悲哀情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Joseph Stiglitz的文章指出，美国“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已经变成那少数1%的人：最富有的1%人拥有全国40%的财富（Stiglitz, 2011）。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群众，自称代表那另外的99%人民，要求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

《牛津英文字典》选出2011年度代表词为“squeezed middle”（受挤压的中产阶级），就说明近年来中产阶级薪资冻涨，饱受通货膨胀及各种沉重税负，又无法改变现状的痛苦。英国工党领袖米勒班（Edward Samuel Miliband）在2010年9月引用过去克林顿所提出的这个词，在经济增长下滑、物价高涨、各国削减公共支出，以及失业率攀升之际，恰如其分地点破了当前的集体焦虑。中产阶级再也无法成为稳定社会的重要支柱，从中东、北非、英国、南欧到美国，抗议社会分配不公的声音逐渐成为运动焦点。全球化的结果，使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逐渐暴露，成为当前所有政权都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

在金融风暴之前，John Paulson在2006年付给高盛1500万美元，请高盛设计出Abacus 2007－AC1的房贷投资组合（portfolio）。高盛在推销此一衍生商品时，刻意隐瞒Paulson做空的消息，还暗示Paulson投入2亿美元做多，结果光是德国工商银行及荷兰银行就损失10亿美元，Paulson则从中赚取10亿美元收入，等于直接从两大银行搬钱到自家金库中。投资银行获利甚高，但大部分利润是建立在其他人的损失之上，是重新分配的行为。即使全球经济成长减缓，过剩的热钱仍然会在金融场域创造不同的投资标的，并找寻更高的收益，金融肥猫并未受到景气好坏的影响。例如，2009年是全球萧条的一年，但是，这一年前25个顶尖避险基金经理人个人仍能赚进253亿美元，平均每人薪资高达10亿美元（Herbst-Bayliss, 2010）。又如，全美第二大银行摩根大通（J. P. Morgan Chase ＆ Co.）做空自己，对自己债券的利差做了对冲，当投资人认为摩根大通违约概率升高而抬高收益率时，摩根大通就因而赚钱。结果做空自己的交易获得了19亿美元的收入。同样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也通过做空自己的债券，减弱了金融危机期间及后来的亏损（Weidner, 2011）。这就是华尔街，连自身亏损也能成为获利来源，创造出诸多衍生性金融商品，将风险分散并转嫁到没有能力处理风险的人们身上，金融业反倒成为金融风险的制造者。

华尔街代表着金融界渴望从人们的欲念中，创造出获利的机制。英国央行执行董事长霍丹（Andrew Haldane）坦承20世纪金融业的“有害发展”都来自银行“打破资本负债表枷锁”的渴望，人们希望可以不只是从资产获利，更能靠借贷过日子，而且还可以靠“卖债”来赚钱。于是，华尔街所代表的美国银行业发明了诸多衍生性商品，让他们瞬间暴富，更鼓励世人大胆加入赚钱的游戏。然而，这些“有毒资产”逐渐渗透到各金融体系中，美国人民也成了受害者。华尔街快速赚钱，让美国人投入高利润的金钱游戏，并将辛苦、获利较低的制造业外包到亚洲地区，专心由华尔街吸收全球资金，将借得的资金通过各种工具，重新投资到新兴市场以赚取资本利得（文翔一、吴挺锋，2011: 109～111）。

事实上，金融衍生商品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也不创造价值，纯粹是将所有风险对冲，并利用财务杠杆获利。华尔街“创造”财富的秘诀，只是将其他人的资金或是未来的债务，转进自己的口袋中。一切合法，却比传统资本主义更有效地剥削没有能力反抗的群众。而被剥削者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已被剥削的事实。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资本主义不断通过扩张信贷来获利。在很长一段时间，信贷扩张成为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要素，不断扩大结果，金融资本主义已然渗透到日常生活各不同领域。由于效果非常显著，信贷扩张已经成为获利的保证，时间一久，金融家遂忘记信贷只是财富创造的中介，不能取代财富创造自身。甚至到了2007年金融风暴前夕，信贷扩张已达极限，景气翻转后，政府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都无法扭转局势。

金融风暴后，美国量化宽松以救世，效果相当有限。继先前救世投入超过1兆美元仍然无效，2010年美国QE2再投入6000亿美元救市，以及1兆美元减税和转移支付，希望刺激消费和民间投资，以减少失业率并振兴疲弱的经济。然而，这么多资金投入，整体而言也只为第四季度带来3%的经济增长，到了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又跌落到不足1%，效果相当有限。金融风暴后，各国为了提振经济增长，希望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以增加出口。这种货币政策如果只有少数国家实行，可能会有一定效果。然而，当所有国家都希望本国货币贬值以改善经常账的做法，却演变为巴西财长Guido Mantega口中的“货币战争”后，结果只造成了汇率波动，影响经济的稳定性，没有国家因而实质得利。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Facility, EFSF）的4400亿欧元，虽然可以解决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但只要意大利或西班牙任一国家国债违约，EFSF的“战争基金”就将很快用尽，无法解决即将爆发的欧债危机。为了避免国家破产，债务减记已是势在必行，但减记的债务，将由以法国及德国银行为代表的欧美金融体系所埋单，大得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在面临破产危机时，不管国家是否出面拯救，后果都将要由全民埋单。

欧洲的问题还不只是主权债务的问题。长期以来，为世人所称道的社会福利在面对人口老化以及少子化后，“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困境出现，赤字福利国家制度无法长期维持，终将拖垮国家财政，成为各国难以解决的难题。

无论“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都只是玩弄文字游戏，总资产没有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什么时候消费，以及由谁来消费。过去，大家目光焦点放在当前所得分配的问题上，但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在于当所有人都希望先吃四根香蕉时，后代子孙可吃的香蕉已经被前人偷偷吃掉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30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经验，我们以为是技术进步、网络普及，以及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却不知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各国主权债务飙升、民间信用扩张、社会福利承诺增加、退休准备严重不足，建立在平均寿命有限、人口红利丰沛、后进地区可持续剥削、信用仍可持续扩张、政府货币与财政政策总是有效的假设条件下，政治人物承诺的支出名目越来越多，债台高筑的结果是，终有一天必须面对债务偿还的压力。于是，名义上的承诺能够实现的唯一基础在于实质内容缩水，所有债务若非减记或是赖账，就都将面临破产的压力。提前享受、预支未来、债留子孙，已经成为当前最鲜明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