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资本主义发展

马克思指出，生产模式被生产力发展所决定，不同历史阶段的阶级关系则是被生产力和生产模式的辩证关系所决定。资本主义建立在生产工具私有化的基础之上，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及李嘉图工资铁律学说，以及古典经济学强调自由放任的理论基础上，资产阶级恣意对无产阶级加以剥削。在欧洲社会封建制度崩解后，随着产业革命而来的生产工具私有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对立；而私有财产制，使得少数资本家能够垄断生产工具，控制着构成社会主体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

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欧洲社会一方面利用累进税率、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其他相关法规来节制私人资本的过度膨胀，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以减少社会的冲突和对立；另一方面则是在思想和理论系统中，再次为资本主义发展找到正面、积极的合法地位。熊彼特（J.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在传统经济生产投入三要素（土地、劳动、资本）之外，最主要的经济发展动力。企业家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并不是来自剥削劳工，而是来自创造价值与财富的合理报酬。资本家虽然获得高额利润，但同时也承担竞争时所面对的一切风险，唯有能够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市场条件等压力下予以不断地创新、改革的企业家，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下来，全社会亦因他们的创新、改革而获利。韦伯（M. Weber）则是从欧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及理论考察上，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乃是西方合理化过程中的一环，代表着一种合理的生活态度，是西方精神文明的产物。

“二战”后，世界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以欧美为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快速成长，通过累进税率及社会福利制度，以国家政策来达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目的，并规范基本工资和最长工时；由工会与资方协商解决剥削，以及分配不均的问题。通过这些保障，无产阶级革命始终无法有效地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产生，反倒是在经济后进地区早熟性地发生。于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反而成为防止社会主义产生的最有效良方，罗斯陶（W. W. Rostow）的《经济发展论：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宣言》代表了这种乐观看法。于是，经济发展成为一套公式，只要依循各个步骤就可以达成经济发展的目的。资本主义只有一种，就是欧美发达经济体所代表的那种。

然而，随着拉丁美洲及其他后进地区无法有效达到经济增长目标的情况出现，学界开始质疑这套视资本主义为唯一增长模式的看法。

布罗代尔（F. Braudel）在三册的《文明与资本主义》中，分析16～18世纪资本主义的崛起与发展。他将经济活动分为三层：最底下的是不进入市场交换系统的经济活动（“物质生活”）；在这上面的是具有通透性、自由竞争、依市场法则运作、日常规律化、专业化等特性的“市场经济”；以及具有非通透性、不平等、控制、非专业化、长程贸易等的特性的更高层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相对于在固定的游戏规则中，依市场法则赚取通透利润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代表着一种能够设定规则、创造市场、控制分配和在不通透情境中运筹帷幄的能力；是一种哪里有高利润就往哪里钻，充分掌握资金和信息，将资源投入高风险、高利润领域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往往意味着非专业化和控制。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从其产生以来就未尝改变其本质，它基于对国际资源及机会的剥削来扩张自己；资本家从不专业化，而是游走于高利润的部门之间，基于合法或实际上的垄断，在不透明的经济活动中掌握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并以最高利润的部门为其依存空间（Braudel, 1977: 111 －112; 1984: 662）。

于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这种将资金投入各不同领域，追寻一般人没有能力掌握的利润，而获取高利润的做法。在现代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典型的做法为：利用资金、技术、营销管道，以及在生产、商业和金融系统中的控制能力，创造出超过市场上透明利润的商业经营。而这通常是被大财团、大的跨国公司所垄断，升斗小民很难了解其间的操作模式。布罗代尔呼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持的立场，视垄断与累积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秘诀，差别在于，布罗代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不平等性以及垄断，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已经不是任何人能够片面地加以调整的了。无论是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还是金融资本主义，操纵与控制都是大资本家获利的主要手段。

华勒斯坦（I. Wallerstein）赞同布罗代尔的看法，主张从16世纪开始，全球各不同地区依据在中心、半边陲、边陲的地理区位，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工系统之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命运。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摆脱世界体系的影响，也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不参与资本主义的运作。各社会唯一能做的只是认清世界体系支配不同地区命运的事实，并尽量地利用整体体系中的变化，来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从边陲提升为半边陲，或是从半边陲逐渐升级进而具备作为中心的能力。各地区经济发展固然需要持续的努力，但更重要的仍然是它在整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和区位调整。这时，阶级斗争就不只是限于马克思所谈的不同阶级之间，而是半边陲/边陲处于被中心剥削的地位。

即使后来“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崛起，相当程度上仍能采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架构加以说明（翟本瑞，1996; 2007）。全球化的发展，更将不同国家纳入此大架构之中，各国虽然有其特殊历史际遇和发展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它在世界体系分工架构中所处的位置，确认了所处的位置后，剩下的则是组织架构和产销机制了。

哈佛商学院经济史教授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论及西方企业组织转变过程时，特别分析了近代以泰勒主义为主的管理革命发展史。钱德勒从有形的物质基础转变，论及当代工厂组织的发展，其中，大量销售与大量生产又是当代企业组织发展的必要基础，在交通运输、劳动组织等条件都能配合的前提下，大规模的市场有助于现代工厂管理系统的产生。他指出：

经由技术革新、改善组织设计以及提升人类技能，可以大量减少生产一定数量产品所需的劳工数目。资本对劳工、物质对劳工、能源对劳工、管理者对劳工的比率，在每单位产出中都在提高。如此高容量产业很快就成为资本密集、能源密集以及管理密集的“产业”。

大量生产可以被界定为经由技术与组织革新所创造出的高效能产出产业，只要很少劳动力就足以制造大量产出。（Chandler, 1977:241）

资本主义的发展，就立基于大量产出的市场需求，资本主义发达地区控制了大量生产的流程。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就处于生产过剩的状况。“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正代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形成。后冷战时期，各发展中国家处于和平状态，无不希望发展经济、换取外汇以改善生活。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格局也有所调整，开创出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

除了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发展，伴随着因特网以及全球信息网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末开始有了转变。借着数字化的开展，资本主义首次突破地理疆界所附加的限制，将社会场域予以数字化，形成了一套关于社会场域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柯司特（M. Casstells）指出：

历史上头一次，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不是一个主体（例如企业家或企业家庭），也不是集体的（例如资产阶级、公司、国家）主体。……这个单位是网络，它组合了许多的主体及组织，并且不断地修正以成为支持环境及市场结构的网络。（柯司特，1998: 206）

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结合数字化发展的经济形态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相当程度上亦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人们开始相信，知识经济与数字化发展趋势，破解了过去资本主义面对景气循环的困境，持续繁荣让人们更乐观，持续经济增长，以及更富庶社会的来临，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然而，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崛起，同时也造成了产业外移、工作消失、工作零细化等问题，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在持续繁荣阶段，信用不断扩张，所有问题都不明显，人们认为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的发展，会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一直要到景气翻转后，失业率攀升，再也找不回过去的生活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过去那种确切而稳定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我们面对的是诸多不确定的风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