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篇

银色经济与社会企业

杨燕绥

人口老龄化并非社会老化，健康长寿意味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达。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我们进入了以信息经济和健康管理为主流的银色经济时代。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打造社会企业，以及基于社会契约精神和社会法制建设，是解决中国医疗、养老和公共服务体制机制问题的必由之路。

一 银色经济的定义

农业经济解决了温饱问题，其以勤恳（Conscientious and diligent）精神追求GDP数量，人均寿命达到40～50岁；工业经济解决了发展问题，其以勤奋—竞争（Competition）精神追求GDP速度，人均寿命达到60～80岁；银色经济将解决生命的质量问题，以勤奋—竞争—合作（Cooperation）精神追求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人均寿命可能达到90～120岁，健康长寿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银色经济的内涵，即基于健康长寿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及其约束条件，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及其供求关系。银色经济的外延涉及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民生与福祉、社会服务组织类型等核心问题。

（一）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理论体系，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和《产业变动论》等代表作中提出了“经济服务”的概念，建立了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越大和收入分配越均等，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作者可以这样推论，社会经济福利增加可以形成国民消费能力并拉动经济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社会经济规律。福利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回答是“好”和“不好”的问题，属于规范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方法和福利概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 per capita），即“人均GDP”，是发展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绩效指标，是人们了解和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为了公平，常将其与购买力评价相结合。自此，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成为解释经济问题的重要变量。

福利相关性。正相关（Positive correlation）是指两个变量变动方向相同，一个变量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变化时，另一个变量也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变化。其中，引起变化的量叫作自变量（即自己发生变化的量），另一个变量叫作因变量（即跟着自变量变化的量）。统计学中常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r的值介于-1与1之间，r为正时是正相关，反映当x增加（减少）时，y随之相应增加（减少）；呈正相关的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一定为正值，这个正值越大说明正相关的程度越高。以OECD成员的国民健康投资为例，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均GDP水平提高）和健康长寿（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医疗费用支出及其占GDP的比重随之增加，呈现非常规律的正相关关系，证明了福利经济学的判断（见表1），也清晰地展示了发达国家从工业经济向银色经济过渡的路径。

（二）老龄社会文化和养老模式

存在决定意识，人口老龄化必然引起社会文化的转变，特别是代际文化、家庭文化、经济文化以及养老文化的变化。银色经济需要终生自立与家庭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社会文化。

（1）终生自立，即指从就业到去世的财务自由状态。年轻社会的代际文化是养儿防老，人们自愿多生育，多子供养一个老人；在老龄社会，出现一子供养多个老人的现象。为此，一要引导国民通过努力工作和增加积累，实现老年财务独立和有尊严的健康长寿，具有足够的购买高龄失能护理服务的能力；二要防止老年人财产过早向子孙转移，导致年轻人懒惰和高龄失能老人无钱购买服务的双重负面结果，有人称此为“养老防儿”。

（2）从家庭养老到居家养老。人均寿命70岁时的家庭由爷辈、父辈和孙辈构成，三代同堂的家庭占多数，孙辈多、儿辈强，可以供养老人；人均寿命80岁以上时的家庭由祖辈、爷辈、父辈和孙辈四代构成，独立家庭占多数，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功能逐渐下降，需要社会生产医养服务，嵌入老年人的身心和家庭，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流行将老人送进养老院，后来发现，这样做不仅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且不利于社会文化的长远发展，于是他们开始鼓励和补贴居家养老。居家养老不同于家庭养老，是嵌入社会服务的家庭式养老，包括代际同堂同城养老、亲属结伴养老、举家搬进养老社区等多种形式。

（3）社会养老服务。即指由社会生产医养服务并嵌入老年人身心、家庭、社区、机构和建设健康长寿城市的养老模式。低龄老人以养带医，亟待发展家庭医生和社区医疗服务；高龄老人以医带养，亟待发展健康管理、慢病管理、病后康复、医疗护理和临终慰藉等服务，包括老年用品研发和相关服务的供给。随之而来的是，医养服务供给占劳动力市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三）嵌入理论及其嵌入式养老服务

嵌入（Embeddedness），即指将有价值的东西嵌进原有载体，令其具有新的生命力和价值的积极活动。嵌入理论（Embeddedness theory）强调经济活动存在与非经济因素相关的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其核心是将经济活动融于具体的社会网络、政治构架、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之中。嵌入理论已被广泛用于经济地理学。农业经济时代讲“勤奋”文化，工业经济时代讲“竞争”文化，银色经济时代讲“合作”文化。嵌入理论支持技术合作（计算机网络）与制度合作（社会服务网络），且越来越被广泛应用。

嵌入式养老服务即指将医养服务嵌入老年人身心及家庭、社会网络、文化传统、经济制度、政治构架的理论和实践。养老服务嵌入理论及其分层图解见图1。形成养老服务嵌入理论的价值如下。一是解释了社会养老服务对居家养老的补充关系，从而延续和强化了家庭养老的责任和功能，有效地传承了亲情与孝道文化，而不是用社会养老服务替代家庭养老责任；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服务相结合的产物。二是借此理论和方法描述养老服务嵌入的路径，包括嵌入老年人的身心，以强化个人的健康机能；嵌入家庭，以强化家庭的养老功能，实现人们居家养老的愿望，维护和发展永不褪色的亲情文化；嵌入社区，以强化社区的服务功能和凝聚力；嵌入机构，以强化其专业服务功能；嵌入城市，以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和大健康城市。其中，心理嵌入是最重要的。以十方缘公益基金支持的“老人心灵呵护中心”为例，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用心倾听、祥和关注、同频呼吸、同频共振、经典诵读、抚触沟通、音乐沟通、动态沟通、零极限技术”等方式，给予老年人爱的陪伴。此外，养老服务的嵌入理论大大丰富了嵌入理论的内容，促进了该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四）医疗保障和大健康供给与需求

1980～2000年，WHO提出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而努力。医疗保障即指让人人享有合理的基本医疗服务的制度安排。最优医疗保障的主要特征为：①人人享有即指覆盖全体国民；②合理即指具有可及性、安全性和可支付性；③基本医疗服务即指由诊疗、药品和检查设备三个目录构成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医疗服务包。至今，在WHO的119个成员中，已有11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医疗保障制度。总之，医疗保障的功能在于通过为基本医疗服务埋单，降低国民看病支出，从而转换大健康购买力和促进国家产业转型，但医疗保障不能用于直接购买健康服务。

2005年，WHO提出的健康定义是“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适应社会的完好状态”，包括身躯健康、心理健康、心灵健康、社会健康、智力健康、道德健康等。2007年，在发达国家纷纷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和超级老龄社会之际，WHO号召各国“投资健康和构建安全未来”，以迎接大健康时代。大健康是根据时代发展、社会需求与疾病谱改变而提出的一种全局性新理念。其主要特征如下：围绕着人的衣食住行及生老病死，关注各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和误区，提倡自我健康管理，呵护生命全过程；不仅是身体健康，还包含精神、心理、生理、社会、环境、道德等各方面；不仅提倡健康生活，还有健康消费等；涉及各类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也涉及各类组织为满足社会的健康需求所采取的行动。

总之，在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之际，需要从供给侧认真思考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各自定位，准确把握基本医疗保险的核心功能，只有降低国民基本医疗消费，才能转换国民对大健康的需求和购买力。

二 银色经济的发展战略之一——打造社会企业

银色经济成本提升、利润率下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其应对的策略为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模式，即社会合作。公立机构的垄断性、低效率和部门化趋势，可能违背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私营企业追逐暴利，可能导致市场文化走入另一个极端；第三条道路则是社会合作，走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团结之路，整合资源与分享经济，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医疗和养老等社会服务领域更是如此。在这一领域，国有企业和公共组织低效率，亟待改善或者淡出；股份企业和私营企业过度追逐利润，亟待重生；社会法、社会契约和社会企业则应得以大力发展。

（一）培育社会契约文化和发展社会法

社会契约，即指社会群体之间达成的合意。在社会法领域，主体之间没有垂直的隶属关系，市民不是市政府行政执法的相对人。主要联系在于，市政府代表市民整体利益，是社会契约的甲方，具有优先要约权；市民代表个人利益，但市民身份重于个人身份，其要约和反要约必须从城市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市政府和市民是城市建设的合作者。

社会法，即指维护社会利益、规范社会主体行为和实现社会参与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社会法是非公非私、有别于公法，亦公亦私、有别于私法的第三法域。社会法与公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将行政的和公共的利益寓于社会利益之中，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均为社会主体，赋予他们平等的对话、协商、订立和履行协议的地位。社会法与私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将民事的和个人的利益寓于社会利益之中，市民不仅代表个人利益，更是一个整体，主体之间不为等价有偿的个人交易进行对话和达成协议，而是为共同的社会利益进行对话和达成社会契约，如保护环境、合理医疗等。总之，社会法是实现利益相关人长期合作与共赢的、建立社会治理机制的、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法律系统。

（二）培育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Social benefit corporation），即指通过社会融资、服务于社会利益、管理社会资产、企业化经营、有微利而无股东和税负的经济实体。社会企业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企业资产属于社会所有，非国家或个人所有；可以获得政府补贴、社会捐助，也可以向社会融资，还本付息，不养股东；实行理事会制的决策机制。

二是，服务于社会利益，如医疗、养老、残疾人等，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这一途径、利用社会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如管理“三无”老人敬老院。

三是公司化经营，盈利用于发展事业和补偿较高的人力资本，但没有股东和政府税负。

综上所述，社会企业是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服务领域的组织类型。以清华长庚医院为例，其为理事会管理下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发展基础即社会契约精神和基于社会法的法治环境。中国的社会契约和社会法的生存环境尚不完善，这恰恰是中国深化改革和社会变革的焦点，是不可回避和必须勇往直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