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综述：学术界对中国GDP的估算值与估算方法
对中国GDP的估算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巫宝三先生和刘大中先生的工作为起点。此后，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项工作，有人做了个别年份的时点估算，有人做了短时间序列估算。截至1997年，在近代中国1887～1936年的50年时序中，仅有十几年的不完全连续的GDP估算值，有一些工作是对同一年份的重复估算，且估值不同。刘佛丁、王玉茹在1996年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功劳簿”列出（见表1）。
表1 1997年之前学界对中国GDP数据估算的年份、估算者和文献出处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参见刘佛丁、王玉茹《关于中国近代国民收入研究的状况和展望》，《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此外，对20世纪30～40年代近代中国GDP做出估算的还有柯林·克拉克
、邢慕寰、埃克斯坦、刘大钧和汪敬虞等学者，但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很少有人引用这些数据。
对于近代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估算，目前来看，主要有两种大思路。第一种是“会计核算”思路，就是根据史料对个体数据进行加总，得到总体数据。这种方法被经济史学家广泛使用，表1中所列数据都是用这种方法估算出来的。在会计核算大思路之下，按照刘佛丁先生的总结，有三种可以用的统计方法：其一，价值增加法或收入来源法（the value added or income originating approach）；其二，收入支付法或分配份额法（the income payment or distributive shares approach）；其三，最终用途法或最终产品法（the end use or final product approach）。大多数学者都是采用第一种方法估算GDP数据的，因为第二、第三种方法资料瓶颈太严重，更为艰难。
按照第一种大思路中的任何一种方法估算，对于同一年份、同一数据来说，不同的学者通常得出差距较大的不同数值，完全不具有可重复性。同时，运用第一种大思路估算数据，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一旦个体资料缺失，就不能估算总体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揣测，这是产生争议的原因所在。最为不利的是，一旦某一时段某种必需的资料缺失，就根本无法估算宏观经济总量。这也许就是既有文献中的估算值年份比较集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计量经济史学派，苏联随后也出现了热衷于研究计量经济史的一批学者。他们根据经济学原理已经反复证明的函数关系，对不可能存于文献中的关键数据，利用已知的数据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推算出来，从而开辟了经济史中过去无法进行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他们对过去以点代面形成的定性判断进行检验，使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性大大提高。美国新经济史学派对19世纪美国国民收入、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生产率、铁路运输效率等数据的估算被认为是他们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在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川一司根据税收的历史资料将日本的国民收入数据倒推至1878年。他的研究经过反复检验，被世界各国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学者认同，也被日本官方出版物所采用。
国内的第二种估算大思路是源于美国计量经济史学派的“计量推断”思路，就是根据现代经济理论框架，抽象出理论的前提假设，根据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条件，建立或者修正理论模型，使用既有的数据、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根据通过检验的数量模型外推出缺失的某一变量数据。例如，假定历史上存在着一些年份的储蓄数据，但有些年份数据缺失。我们可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指引下建立逻辑模型，利用既有的储蓄数据和其他变量数据（如收入、价格、利率等）做出历史储蓄数量模型。如果宏观经济运行的其他条件无重大变化，依据数量模型给出的参数外推出缺失年份的储蓄数据基本上是可信的。国内最先使用第二种思路的是刘巍（1998）教授，他首次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估算了1927～1930年的中国GDP数据。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于第二种估算大思路仍多有质疑——得到的结果能是真实数据吗？研究结论表明，用这种大思路下的方法得到的同一年份的估算值差异不大，具有较强的可重复性。同时，只要逻辑推演没有问题，前提假设与市场条件贴近，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较好，接受第二种思路下的估算方法有何不可呢？何况，我们使用该方法估值时，要么是缺数据不能做，要么就是使用某一时段内某一经济领域既有的全部时点数据估算出的，不可谓不全面。一个最为严峻的问题是，也许不用计量推断方法今后我们也难以得到这些数据。许涤新先生对此问题的看法是：“我国史籍一个重大缺点是不注意数量统计，而经济现象如无数量概念则很易走入迷途。为此，不能不利用各种方法进行估计。估计自不免误差，但终胜囫囵。”由此可见，许涤新先生是赞同“利用各种方法进行估计”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计量经济学方法尚不普及，计量经济学人才匮乏，对计量经济学的功能之认识尚不全面。例如，当时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中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但许涤新先生提出的要求是，凡能够定量的，尽可能做一些定量分析，以发现问题，或验证定性结论。
经过“文革”时期的停顿，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以南开大学领先，国内经济史学界开始在经济学理论框架内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运行。但是，经济数据的缺失仍是深入研究的瓶颈。例如，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所做的近代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本来应该用GDP数据来做，但由于没有GDP数据，只能用价格等相关数据代替GDP数据做经济周期分析。这样，就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即在近代中国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价格和产量异步的可能性非常大，价格高涨，GDP也许是走低的，即所谓“高低型”。由此可以看出，估算近代中国的长时间序列GDP数据已经是研究工作提出的迫切要求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框架下，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算了1927～1930年的GDP，与叶孔嘉博士估算的数据衔接起来，就有了1927～1936年近代中国的10年连续数据（见表2）。
表2 1927～1936年近代中国GDP数据
注：按中国批发价格总指数折算的不变价格，海关两1.00=银圆1.55；价格指数参见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75页。
资料来源：参见刘巍《1927～1936年中国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初探》，《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China's National Income, 1931～36,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1977.
近代中国100年，仅有10年的GDP连续数据，这是令学界遗憾和尴尬的事。由于获得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存量长时序数据的困难较大，必须换个角度估算GDP数据。我们（2008）采用价格、货币量等数据建立了总供求数量模型。利用该模型，我们估算了1913～1926年的GDP数据，并从储蓄、投资、进口等角度对估算结果做了验证。加上前面估算的1927～1936年GDP数据，就形成了近代中国24年时间序列的GDP数据（见表3）。
表3 1913～1936年近代中国GDP数据
注：1914、1920年、1931～1936年分别是刘佛丁、陈争平、叶孔嘉先生估算的数据。
资料来源：参见刘巍《对中国1913～1926年GDP的估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