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昂族概况

第一节 历史沿革

德昂族是西南边疆古老的民族“濮人”的后裔，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居住在怒江两岸，是较早开发保山、德宏一带的民族，人口2万多人，其中，德宏州境内1.44万人。德昂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和临沧地区的镇康县，其他散居在盈江、瑞丽、陇川、保山、梁河、龙陵、耿马等地。民族分布是人类能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是民族关系在地域空间上的反映。德昂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

一 起源的传说

（一）葫芦说

据传说，远古的时候，地球上没有人类，全是无边无际的荒山、草原和汪洋大海。天上的神仙下到凡间，看到凡间无比荒凉，认为需要人类来管理凡间。神仙返回天界后，派了兄妹二人下凡寻找人类。七天后，神仙再次来到凡间，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位白发老人，问兄妹二人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兄妹二人回答说除了他们俩没有发现其他的人。老人说，世间这么大，只有你们二人可不行啊，你们二人可以结为夫妇来繁衍人类。二人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妹，不愿结成夫妻。老人想了想又说，你们二人同时手持石磨，一人持底子，一人持盖子，各上一个山头一起把石磨放下山，如果滚到山脚后，石磨能够自然合拢，你们二人就可以配为夫妻。兄妹二人心想，试就试吧，磨不可能自然合拢。没想到石磨滚到山脚后自然地合拢了，于是二人只好结婚。婚后的第二年，妻子怀孕生下一粒葫芦籽，夫妇俩把它种到土里。经过精心的培育，种子很快萌芽、生长、开花、结果。成熟后的葫芦长得像一座大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喊叫，夫妇俩赶快把葫芦打开一个口子，里面的人一拥而出，有的往高处走，有的往平坝奔，有的往空中飞，有的往岩石上行。他俩只好把往高处走的用布条缠住足掌，这就是后来的汉族；拿扁担、箩筐放在往平坝奔的人肩上，这就是后来的傣族；对往空中飞的只好拿藤篾圈把腰部拴住，让他们停落在大岩石上，称他们为“纳地安”，其中的女人称“核奔”，就是能飞的意思。这些被称为“纳地安”的人就是后来的德昂族。

兄妹成婚和葫芦育人，反映了德昂族先民在历史上存在过血缘婚。

（二）岩洞说

岩洞起源说来源于德昂族龙阳塔的传说。传说，古时候在原始森林里居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大法师苏皖那碟那及其徒弟居木德瓦哈那。后来，居木德瓦哈那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善于飞翔。有一天，他外出见到一只小鹿，就追随在小鹿后面。途中，居木德瓦哈那听到美妙动听的歌声从远处传来。他四处张望，不见人影，只觉得奇怪。他朝歌声传来的地方寻找，走到媚达瓦湖畔，见到湖中有七个姑娘在洗澡。她们有说有笑，唱着动听的歌曲。眼前的情景让居木德瓦哈那惊喜不已。他情不自禁地与湖中洗澡的姑娘们寒暄起来。当姐妹们发现大姐与居木德瓦哈那亲密交谈时，便悄悄地消失在湖中。夜幕降临了，大姐与居木德瓦哈那依依不舍，相约在湖对面的“町卡茹那”岩洞里住下，从此岩洞成为他俩栖身的地方。数月后，姑娘有了身孕。有一天，居木德瓦哈那对姑娘说：“你好好休息，我到外面去找点吃的。”当他离开岩洞后，姑娘一时不注意在洞中现了原形。当居木德瓦哈那返回岩洞时，发现洞中躺着的是一条青龙，犹如晴天霹雳，晕倒过去，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姑娘身边。居木德瓦哈那追问姑娘刚才发生的一切，姑娘含泪亲了亲居木德瓦哈那，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世。居木德瓦哈那感到十分恐惧，离开龙女，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飞去。几个月后，龙女生下了三男三女，独自抚育他们16年，并将三个男孩分成三个姓氏，老大叫“昂格党”，老二叫“昂格动”，老三叫“昂格迭”。然后龙女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六个孩子，嘱咐孩子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父亲是太阳，叫居木德瓦哈那；母亲是龙女，叫青龙。”说完，龙女就离开了岩洞，消失在媚达瓦湖中。后来，人们就把居木德瓦哈那与龙女的故事称为《衮思哎、玛腊嘎》，即“太阳父亲、青龙母亲”。

《衮思哎、玛腊嘎》的传说告诉德昂族后人，他们的祖先起源于岩洞中的龙，而龙又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证明了德昂族与中原其他民族之间存在文化上的渊源，德昂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中的一元。德昂族把太阳和青龙作为本民族的标志。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户弄乡建有龙阳塔，龙阳塔上青龙腾升、艳阳高照，象征德昂族人民奋勇向上、追求光明和幸福的精神。

（三）茶树说

茶树起源说来源于德昂族的创世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的记述。传说，茶树是万物的阿祖，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由茶叶的精灵化出。当大地一片混沌时，天上却美丽无比，到处都是茂盛的茶树。天空中的一株茶树为了大地长青，愿意离开天界到大地上生长。万能之神帕达然为了考验茶树，让狂风撕碎它的树干，吹落了它的102片叶子。茶树叶在狂风中变化，单数叶变成51个精干的小伙子，双数叶变成51个美丽的姑娘。茶叶兄妹与红、白、黑、黄四大妖魔打斗九万年将其消灭，之后，割下自己的皮肉搓碎变成大地上的花草树木，并把自己鲜美的颜色洒给白花，只留下普通的颜色。从此，这些姑娘和小伙子便在大地上生息，繁衍人类。

这个创世神话使现实世界与茶神世界有了一种亲缘关系：人与日月星辰、江河大地、花草树木都是兄弟姐妹，同祖同源。现实中的茶树顺理成章地成为德昂族先民崇拜的对象和祖先，而且他们使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交相融合，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茶叶中寻找到了自己族群的识别标志。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当德昂族先民的采集经济解体以后，因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转向种植经济。根据德昂族先民居住的自然环境可以推测，茶树成为较有特色的标志性的植物，茶成为人们喜爱的主要饮品，茶树成为他们种植业的主要选择。随着生产与商品的专门化，这种特有的植物成为该族群的识别标志，因而产生了茶树为万物之源的传说，这与德昂族是“古老的茶农”相呼应。

德昂族起源于葫芦、岩洞、茶树的传说，与其他民族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有相似之处，从中可看到德昂族先民与其他民族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多元一体的关系。这些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期德昂族先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特别是他们从氏族到民族的演化过程，以及从血缘婚到对偶婚再到一夫一妻制婚的发展历程。

这些传说是德昂族历史发展的缩影。德昂族进入父系家庭阶段后，盛行的是父系大家庭公社制。虽然在德宏地区德昂族早已解体为小家庭了，但德昂族老人还是代代相传地说：古时候，德昂族是住在一条叫“拿木九”（傣语）的河的上游，当时是一大家人，因人多没有田种，以采集山茅野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故生活很苦；又说当时是一大家人共居，常因缺吃少用闹意见，后来才分成了小家。父系大家庭公社在德昂、布朗、佤这些孟高棉语族民族中都盛行过，而在镇康县军弄乡的德昂族中有的大家庭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

二 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文化源流

德昂族的族源较为复杂，学术界普遍认为德昂族源于古代濮人。濮人是居住在我国西南部中间地带的最早民族。其系属，既不属于氐羌，也不属于百越，自成一个族系。我国历代史书中其称谓有所不同，商周至先秦时期称为濮人，秦汉时期称为苞满和闽濮，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称为闽濮，隋唐及宋朝时期称为朴子蛮或金齿，元明时期称为金齿、蒲蛮、蒲人。

濮人在古代是人口众多的族群之一，也是较早开发云南西南部的古老民族之一，因此，一些江河、物产的名称上都留下了濮人的烙印。如现在的元江，古称“濮水”；永昌郡内的大龙竹则称为“濮竹”，曾是古代濮人朝觐中原皇帝时的贡品。文献记载及其他民族的传说故事，都反映了德昂族先民濮人是永昌郡内的古老民族。他们充分利用这里“土地沃腴，宜五谷蚕桑”的优越条件，种植水稻和纺织棉布。远在汉晋时期，他们的社会经济就有所发展。中原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积极发挥濮人的先进生产技术的作用，一方面大肆收敛濮人的财富，使濮人困苦不堪，不断起来反抗。永昌郡内的濮人虽多，但由于住地较辽阔，其发展极不平衡。交通沿线或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则较快，文化水平也较高；有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纺织业不发达，缺少衣饰，古代史学家把这部分濮人称为“裸濮”。德昂族在历史上曾有过兴盛的时代，过去他们有很多支系，如汝旺、汝果、汝峨、汝竞、汝本、汝波、汝别牙、汝买阿、汝昂、汝腊、汝可、汝布列、干得布列、汝布冬、汝孟丁、汝孟得丁、汝格若等。历史上的德昂族曾在滇西一带以武力称雄，特别是在12～15世纪时，德昂族的先民建立了金齿国，称雄一方；后来逐渐走向衰落，以致在很长时期只能靠租种别人的田地维持生活，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德昂族先民居住的滇西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古代中国通往印度的道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远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经西昌、会理、云南（祥云）、下关、保山、德宏至印度的中印古道就已开通，从这条道上输往印度的商品有蜀锦、生丝及铁器，因此人们又称它为“西南丝路”、茶马古道。

德昂族先民的各称谓经过历史演变，融合分化，到清代已分化成“布朗”和“崩龙”。此时“崩龙”作为单一民族出现，其余一部分在长期不断迁徙和发展过程中融合于傣族、佤族、汉族等各民族之中，还有一部分融进了饶卖支系及缅甸的克伦族。学术界一致认为今天的德昂、佤、布朗等族同源异流，他们同是操孟高棉语的民族，同属古代的濮人后代，有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历史，是近亲民族。

三 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演变

（一）先秦时期云南的濮人

濮人是商周西南地区一个人口众多并有较大影响的民族，与华夏族的关系密切。据《尚书·牧誓》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濮人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此后濮人首领受封，濮成为周王朝在南方的方国。所以，《左传》“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记载周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邛，吾南土也。”据《逸周书·王会解》载，西周成王时，大会诸侯于东都洛邑，濮人以丹砂贡献。濮与巴、楚、邛都是周王朝在南方的方国。云南民族大学龚荫教授认为，“濮人乃是自殷商至秦汉时期的一个古族，氏族部落众多，分散居住在我国西南部的中间地带”。这说明濮人是我国云南省西部和西南部的古老居民，其历史可直接溯源到商周时期。

德昂族先民在商周时期称为濮人。商周时期云南的濮人很多，居住分散。杜预《春秋释例》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此时，濮人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也没有统一的权力机构，居住分散，互不统属，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群体；氏族部落众多，主要分布在江汉流域，后有部分向南、向西迁移到我国的西南地区，散居在我国西南部的中间地带，所以人们称之为“百濮”。

濮人的地域分布特点，决定了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居住在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濮人，如江汉、川东、牂牁、滇池等地的濮人，其社会比较发达；而居住在自然条件较差地区或山地的濮人，则相对落后。在史籍中，仅记载了一些发达或比较发达的濮人部落，而众多落后部落则被湮没。濮人较为发达的部落按地域划分，主要有江汉地区濮人（或称“江汉支濮人”）、沅水地区濮人（或称“沅水支濮人”）、川东地区濮人（或称“川东支濮人”）、邛都（今西昌）地区濮人（或称“邛都支濮人”）、川南地区濮人（或称“川南支濮人”）、夜郎（今贵州西部）地区濮人（或称“夜郎支濮人”）、滇池地区濮人（或称“滇池支濮人”）、滇东南地区濮人（或称“滇东南支濮人”）、洱海地区濮人（或称“洱海支濮人”）九支，而分散在各地的、发展较缓慢的支系，因无史籍记载，不为世人所知。云南的濮人主要有“滇池支濮人”、“滇东南支濮人”和“洱海支濮人”。清人纂《派系·疆域系》记载，云南布政使司“殷、周时为蛮夷所居，或曰：即百濮之国也”。这说明在商、周时云南的濮人是很多的，而且是百濮族群中较为发达的部落。濮人与商有联系，《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和《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濮人曾向商王朝献短（或曰矩）狗。《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领南方庸、蜀、羌、髳、微、籙、彭、濮八个小国讨伐纣王，其中以濮族人数最多。濮族祖居云南，分布面广，长期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其后裔分支很多，曾被称为“朴子”。

关于濮人的演变，史学界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濮人在战国以后演变为百越，发展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其二，认为百濮与百越是两个不同的族体，元代以后称“蒲人”，后发展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其三，认为前期之百濮与百越有密切关系，后期即为孟高棉语族各民族。笔者认为，德昂族先民百濮与百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群，而且在商周时期就称为“濮人”。

（二）秦汉时期云南的濮人

秦汉时期，德昂族先民从濮人中逐渐分化出来，西汉时称为“苞满”，东汉时称为“闽濮”，此时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一民族。

西汉时期，滇西哀牢地区分布着被称为“苞满”的濮人部落，其居住的区域范围十分辽阔，大致为今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地区，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载：汉武帝开“西南夷”之时，“定笮存邛，略斯榆，举苞满”。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苞满“服虔云，夷种也”，说明苞满是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与哀牢人的祖先（昆明族的一部分）相互联系，这也为后来东汉初年设置永昌郡提供了条件。

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滇濮即滇池地区的濮人，在汉晋时这一地区的濮人仍然不少。这支濮人在汉代的情况，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器物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有一幅上籍田出行图：“一端坐‘滇’人女奴隶主一人，而以四个衣后拖一长幅的男子抬之，前后随行多人（其中多为妇女），或拥带具，或头顶箩筐。”这表现的是滇濮奴隶制社会的女奴隶主带领群众前往田地里进行播种的情形。在贮贝器上有幅纺织图：“有十八个人……中间有奴隶主一人，身材高大，其周围有人侍奉，外围有妇女多人（奴隶）从事织布、理线等工作。”这是滇濮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们在进行手工纺织。贮贝器上有一幅战争图：“表现‘滇’人奴隶主贵族阶级对外进行掠夺战争的情景，凡与‘滇’人作战的对象，均头梳双辫。有人已被杀死在地，有人则两手被缚，成了俘虏，‘滇’人一方有少数骑马指挥作战，很明显属于贵族阶级。”这反映了该时期滇濮是常与周围各族进行战争的。贮贝器上有一幅杀人祭祀图：“此场面人数多，残缺者不计外尚有一百二十七人。场面之中有一柱，对面有‘干栏’式房屋一座。房屋上层坐着主持仪式的‘滇’人统治阶级数人，正在进食。房屋周围有一些衣后拖一后幅的‘滇’人奴隶，正在杀马杀羊，为坐在房屋上层的统治阶级准备食物。另有一人被捆缚在木牌之上，似为待杀的牺牲。此外，又有多人（其中大多数为妇女）携带箩筐，内盛货物，相对交谈或俯身取物，似为利用宗教集合的时机作交易者。”这反映了这支濮人已发展到了奴隶制的较高阶段，有杀人祭祀的行为，并有了商业交往。滇濮约是战国末期形成的国家，西汉初叶是它最强盛的时候，故汉武帝派王然于等人至滇，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关于滇濮的分布，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记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人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以记载的滇王“举国降”为“益州郡”“复长其民”看，益州郡即原滇国境域，滇濮就分布在这些地方。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的濮人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云南的濮人称闽濮。闽濮处于南中“大姓”“夷帅”的统治之下，一度脱离封建中央政权，闭关自守。这种闭关自守的状态加剧了该地区的民族同化，一部分自秦汉以来先后进入该地区的汉族人口逐步融入了德昂族先民闽濮之中。

三国时期，刘焉父子与刘备先后割据于蜀，他们继承了两汉时期以蜀郡为中心的益州对整个西南地区各郡县的统治权，但由于他们忙着应付其他军阀势力的进攻及巩固在四川地区的统治，无暇深入南中进行统治，“大姓”和“夷帅”成为南中事实上的统治者，如闽濮居住的永昌郡就为“大姓”吕凯与部分汉族官吏所统治。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死后，孙吴势力支持“大姓”雍闿向永昌郡发展势力，吕凯联合郡丞王伉共守永昌郡，抵抗雍闿的进攻，拥护蜀汉政权，以此保全自己。随后在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时，“大姓”吕凯与部分汉族官吏仍然在永昌郡闭关自守，拥护蜀汉政权。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将永昌郡东部之地划归云南郡，永昌郡仍辖有今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永平、云龙二县和保山地区、怒江地区、德宏地区、临沧地区、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地区及缅甸境内的一部分，首府在今保山市。此时的永昌郡归属庲降都督管辖，仍然是闽濮的居住区。

自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到263年蜀汉为魏所灭，在诸葛亮所采取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之下，永昌郡政局稳定、民族团结，闽濮因此有更多的机会与汉族接触，其经济文化生活有所改进。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庲降都督李恢曾从永昌“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今大理地区）、建宁（今滇中地区）界，以实二郡”，这对于洱海与滇池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南中或宁州为“大姓”“夷帅”势力所辖据，两晋王朝以及成蜀政权企图以改变行政区划的办法削弱“大姓”“夷帅”的势力，闽濮所居住的永昌郡就在多次的行政区划变更中从南中或宁州分割出来。闽濮各部落的反抗也是造成永昌郡从南中或宁州分割出来的原因之一。闽濮各部落对晋王朝的反抗见于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 “（吕）祥子元康末（299年）为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乱，闽濮反，乃南移永寿（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去故都（驻不韦县，今保山市）千里，遂与州（宁州）隔绝。”

南北朝时期，闽濮各部落仍不断进行反抗活动。《爨龙颜碑》记载：“岁在壬申（南朝刘宋元嘉九年，432年），百六遴变，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缅戎寇场。”尤中先生认为，这里的“缅戎”就是“闽濮”。

在永昌郡从南中或宁州分割出来前后，吕、陈、赵、谢、扬等大姓先后统治过永昌郡。闽濮在这些“大姓”势力的影响下，其生产有所发展，但原始的部落界限尚未被最终突破，部分部落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徘徊在奴隶社会的门槛。

（四）隋唐宋时期云南的濮人

隋唐宋时期，德昂族和布朗族的先民从闽濮中分化出来，被称为朴子蛮、金齿。

郭净先生在《云南少数民族概览》一书中认为，德昂族先民是唐代的朴子蛮。隋朝时期，朴子蛮所居住的永昌郡独立于南宁州总管府之外，始终不曾被隋王朝所统治。这种状况直至南诏“西开寻传”后才被改变。

唐宝应元年（南诏赞普鍾十一年，762年），阁罗凤率南诏军队“西开寻传”，一直攻打到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祁鲜山（今甘高山）一带，征服了金齿、银齿、绣脚、绣面、寻传蛮、裸形蛮、朴子蛮、望蛮、外喻部落等。被征服的朴子蛮和金齿中的一部分便是德昂族的先民。樊绰在《蛮书》卷四《名类》中写道：朴子蛮在“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铁桥西北边延澜沧江亦有部落”。这说明德昂族先民朴子蛮主要分布在开南节度、银生节度、永昌节度、寻传地区、铁桥城西北边沿澜沧江之地。

唐贞元年间（785～804年），异牟寻曾迁成千上万的朴子蛮、汉裳蛮、施蛮于滇池地区。这次迁徙使得朴子蛮、汉裳蛮、施蛮的经济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此外，在南诏进攻古代中印半岛各国的过程中，中印半岛各国的一部分德昂族先民有可能被迁到南诏境内。例如，唐大和六年（832年），南诏攻骠国（今缅甸中部），掳其国人3000置于拓东城（今昆明市），这3000人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德昂族的先民。又如，唐大和九年（835年），南诏攻弥诺国（今缅甸北部钦敦江流域）、弥臣国（今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入海口一带），也将这两国的二三千人掳到丽水（今伊洛瓦底江上游）淘金，这二三千人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德昂族的先民。与此同时，一部分白蛮也被迁入永昌地区，相关记载见于樊绰的《蛮书》卷四《名类》, “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地”，白蛮的到来直接推动了朴子蛮所生活的永昌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迅速改观。

南诏统治者采用羁縻政策统治朴子蛮，即任由其居于原地，并保留部落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南诏统治者通过征收贡纳、征调奴隶兵来实现统治。例如，唐咸通四年（863年）正月初三，唐朝军队在安南都护府战场上俘虏了南诏的一些朴子蛮奴隶兵。樊绰在《蛮书》卷四《名类》中记载，这些朴子蛮奴隶兵，“拷问之并不语，截其腕亦不声”。南诏时期，“朴子蛮，勇悍矫捷，以青婴罗段为通身挎。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这说明当时朴子蛮的纺织手工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狩猎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他们尚未最终脱离原始社会阶段。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后，朴子蛮仍居于原地，其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仍然不变。大理国政权解除朴子蛮在南诏时期的集体奴隶身份，免除其奴隶性质的徭役，即不再征调他们充当奴隶兵，而主要通过征收贡纳来实现统治。

大理国末期，朴子蛮的主要居住地永昌府和腾冲府陷入以白族封建主为首的诸侯间的纷争，一度成为高氏诸侯的领地。与此同时，朴子蛮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地方的争夺战争。

（五）元明时期云南的濮人

德昂族先民濮人在元明时期称为金齿、蒲蛮、蒲人。明朝钱古训的《百夷传》载：“蒲蛮、蒲人与阿昌（阿昌族的先民）、哈剌（佤族的先民）、哈杜（佤族的先民）、怒人（怒族的先民），皆居山巅，种苦荞为食，余则居平地或水边也。语言皆不相通。”

元朝以后，中原王朝统治力量的加强，傣族土司、领主势力特别是麓川傣族土司势力的扩张，明王朝“三征麓川”，以及清嘉庆年间潞西（今芒市）以塔岗瓦为首的德昂族先民起义的失败，迫使云南境内德昂族先民大量迁往缅甸，少数没能逃离的则成为傣族土司、领主的属民。

元朝的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说：“蒲蛮，一名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方慧先生在《明代云南广邑州建置考·蒲人历史新探之一》一文中也认为，在元代之前，澜沧江以西的地区广泛地分布着蒲人，即现代德昂族和布朗族的先民。《元史》卷六十一《志第十三·地理四》说，开南州（今景东）、威远州（今景谷）自唐代以来即为朴（即朴子蛮）、和泥（哈尼）、金齿百夷的共同杂居区，而开南州、威远州之地在澜沧江以东。这说明蒲蛮既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又分布在澜沧江以东，而且分布在澜沧江以东的蒲蛮自唐朝至元朝都与和泥、百夷杂居。

明朝初年，顺宁府仍然是蒲蛮的主要居住区。顺宁府中心区的蒲蛮已跨入了封建社会，但边缘区的蒲蛮还比较落后。据万历《云南通志》卷四《顺宁府》记载，其“境内男耕女织，渐习文字”。而顺宁府境内民族又是以蒲蛮为主体，所以“男耕女织，渐习文字”指的就是顺宁府境内坝区或半山区的蒲蛮。这部分蒲蛮在顺宁府建立后，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其中有一部分逐渐习用汉语、汉文。他们在农业和纺织手工业方面普遍发展，经济文化水平迅速提高。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顺宁土知府猛廷瑞与其兄猛思贤争夺土官职位，大侯土知州奉赦与其弟奉学也争夺世袭职位。顺宁猛氏与大侯奉氏世为姻亲，奉学乃猛廷瑞之婿，于是，廷瑞兴兵攻思贤时，奉学从旁相助。这是土官之间的相互争夺，但明王朝借机将顺宁土知府改流。对此，《明史》卷三百一十三《列传第二百一·云南土司》写道：“然廷瑞实无反谋，以参将吴显忠觇其富，诬以助恶，索金不应，遂谗于巡按张应扬，转告巡抚陈用宾。廷瑞大恐，不得已斩奉学以献。显忠益诬其阴事，博以反状，抚按会奏，得旨太剿。廷瑞出，献印献子以候命，不从。显忠帅兵入其寨，尽取猛氏十八代蓄赀数百万，诱廷瑞至会城执之，献捷于朝。”在顺宁土知府改为流官的同时，大侯改为云州（今云县），也设流官，隶属顺宁府，南部的勐缅长官司（驻今临沧）也划归顺宁府流官管辖。至此，顺宁府与永昌府的流官政权的势力联结起来，加强了对孟定（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西部）、孟连、耿马、勐卯（今瑞丽）、陇川、干崖（今盈江）等边境土司地区的联系和控制，从而稳定了云南南部和西南部边境。

永昌府及其西南的“百夷”土司地区也分布着不少蒲蛮，其内部仍然有所差别，这些差别从不同史籍的记载可看出。据万历《云南通志》卷二《永昌府·风俗》的记载：“蒲蛮，一名蒲子蛮，其衣食好尚与顺宁府者同。……今近城居者，咸秦汉俗，而吉凶之礼，多变其旧。”这部分蒲蛮主要分布在今保山市附近的平坝区，其在万历年间的经济文化生活已经与当地汉族非常接近，汉化的倾向很明显。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永昌府》写道：“蒲蛮，其衣食好尚与顺宁府者同。居澜沧江以西者，性勇健，誓插弩箭，兵不离身，以采猎为务，骑不用鞍，跣足，驰走如飞。……有罪无分轻重。酋长皆杀之。有战斗，杀犬分肉为令，击木为号，讲和则斫牛为誓，刻木为信。争酋长位则父子兄弟相攻，邻里不救，受贿乃救。”这部分蒲蛮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中下游以西之地，即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南部、普洱市的澜沧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部一带。他们生性勇健，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尚未跨越原始社会末期的界限。

此外，从考古发掘可知，明朝时期德昂族先民已具备了较高的烧陶和烧砖瓦的技术，他们靠着这些技术修建了女王宫和德昂城。女王宫遗址在今德宏州陇川县城附近，是座仿中原的明代砖瓦结构建筑。德昂城遗址在今德宏州陇川县城东约5公里。这些遗址反映了德昂族先民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六）清朝时期云南的濮人

清朝时期崩龙从蒲蛮中分离出来，成为单一民族。其分布见于周裕《从征缅甸日记》: “蒲人即蒲蛮，今顺宁、徽江、镇源、普洱（包括今西双版纳地区）、楚雄、永昌、景东七府有此种。”他们是今天布朗族的先民。与此同时，永昌府西南的摆夷土司地区（今德宏地区）的蒲蛮不再见于记录，他们中的一部分已分化成崩龙。方慧先生在《明代云南广邑州建置考·蒲人历史新探之一》一文中也认为，清初在今德宏州境内的蒲人分化形成了新的单一民族——崩龙。可见，崩龙是清朝时从蒲蛮中分化出来的。这部分蒲蛮与其他地区的蒲蛮长期缺少密切的联系，产生了地方性差别，以至于最终成为一个新的单一民族。

清朝时期，崩龙是傣族土司、领主的属民，其头人多由傣族土司、领主委任而世袭。傣族土司、领主一方面通过崩龙头人向崩龙征款收税，并对外利用崩龙的力量抗击以景颇族山官为首的侵扰势力；另一方面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无理撵走芒牙、芒棒的崩龙，把他们开垦并世代承袭耕种的水田赏给傣族头人，引起了崩龙的极大愤慨。为了反抗傣族土司的剥削和压迫，潞西崩龙曾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冬，以塔岗瓦为首起义，一度夺取了潞西土司衙门，控制了潞西土司所辖全部地区。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夏天，潞西傣族土司在清朝政府、景颇族山官和其他地区土司及汉族地主武装的支持下，镇压了这次起义。崩龙被迫从芒市迁至缅甸，若干年后才陆续迁回。

清朝时期，与崩龙有关的记载见于光绪《永昌府志》卷五七《种人》:“崩龙类似摆夷，惟语言不同。男以背负，女以尖布套头，以藤篾圈缠腰，漆齿文身，多居山巅。土司地皆有。”这说明当时的崩龙是居住在永昌府摆夷各土司地区，即今芒市、盈江、瑞丽、陇川、梁河、镇康、耿马、孟定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居住在山区，女子以藤篾圈缠腰，漆齿文身，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区域和本民族单独的政治组织，依附于居住在坝区的傣族。当然，崩龙内部也有自己的头人，尹梓鉴在《缅甸史略弁言》中说：“大山一司又为崩龙种。”

此外，德昂族还以波龙、波奄的名称出现于汉文史籍中。《清史稿》卷五二八《缅甸传》说：“永昌之盏达、陇川、猛卯、芒市、遮放，顺宁之孟定、孟连、耿马，普洱之车里，数土司外，又有波龙、养子、野人、根都、佧佤、濮贞杂错而居，非缅类，然多役于缅。”清朝《乾隆东华录》载，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二月，“明瑞奏：大兵出木邦交界，经过大山所属波龙等处，土司头目均极恭顺，并称伊等被缅蹂躏，不能为敌，今大兵一到，各部落均享太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四月，“永昌、顺宁所属十四土司……其边外波龙、养子、野人、摆夷等，如有实行投顺者，亦可供向导之用”。这里的“波龙”实际就是从蒲蛮中分化出来的崩龙。崩龙还积极参与了乾隆时的清缅战争。王艇在《征缅纪闻》中说道：“有波奄二名往官屯探听，知缅目那表布率兵一千四百名，以八月初十日过新街西岸而北。”这里的“波奄”也就是从蒲蛮中分化出来的崩龙。周裕在《从征缅甸日记》中也说道：崩龙土司“遣人贡土物，极为恭顺。至是，遣弟以牛米来迎犒，夷民咸相率来观”，崩龙“以米粮、腌鱼、盐烟等物至营货卖”，所居大山一带“商贾云集，比屋到肆，俨然一大镇”。吴楷在《征缅纪略》还写道：清军因崩龙地区“多积谷，乃往趋之。大山土司瓦喇遣弟罗旺育特来迎，且率其子阿陇从军”。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崩龙地区农业经济已有一定规模，米粮甚丰，商品贸易已有所发展。

居住在中缅边境一线的崩龙人民，受到明末清初以来络绎不绝的以采矿为生的内地人的影响，经济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滇边波龙银厂曾名噪一时，赵翼在《粤滇杂记》中记载了当时的盛况：“银厂极旺，而彼土人不习烹炼法，故听中国人往采，彼特官收税而已。大山厂多江西、湖广人……老厂新厂两处民居遗址各长数里，皆旧时江楚人怕居。采银者岁常四万人，人获利三四十金，则岁常有一百余万带回内地。”

（七）近代以来的德昂族

近代，中国德昂族人口不到1万人，其分布区域基本上与清朝时期一致，即75%以上分布在潞西、盈江、瑞丽、陇川、梁河，龙陵、保山等县市，其余散居在镇康、耿马、澜沧等县。

德昂族在近代的社会生活状况与清朝时期相差不多，其中，临沧地区镇康县的德昂族仍保持着父系大家庭公社制度（德昂语称为“厚木当”），全体成员以血缘为纽带，过着集体生产和共同消费的生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品经济的渗入、小家庭私有经济的发展、大家庭家长的谋私活动以及封建土司和国民党统治的加强等原因，促使这种父系大家庭公社迅速解体并向核心家庭过渡，最后一个28人的大家庭于1952年解体。在父系大家庭公社解体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过渡性的家庭形态，德昂语称为“关格纠”，即经济独立的、有亲属关系的二三户或五六户小家庭仍同住在一幢大屋里。他们在生产上互相协作，在家务劳动中互相帮助，但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出现了阶级对立，这种协作关系转化为雇佣关系，这种过渡性的家庭形态也就很快瓦解了。

临沧地区镇康和耿马两个县的佤族、拉祜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德昂族接近，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也保持着原始父系大家庭公社制度的一些残余。据当地干部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些民族也有一些许多家住在一起的大房子。直到人民公社化时期，仍然有几户人家（一般都是亲戚）住在一栋房子里，这样便于协作，如劳动力出工时，有人在家喂猪和照看几家的孩子。当然那时收入和分配都是一家一户单独核算的。直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户户分田到户，大家庭的残余才完全消失，这时以一对夫妇为主的核心家庭在社会上才普遍起来。

德昂族在历史上是擅长农耕的民族，其水稻种植和茶叶栽培技术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相邻民族相比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领先地位。但清朝以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在地主经济日益发展的过程中，德昂族逐渐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水田，靠当佃户和打工生活，事实上已沦为一个佃耕民族，并且逐渐形成对其他民族的戒备和不信任的心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崩龙（德昂）被识别为单一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并顺利实施民主改革后，德昂族不仅获得了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权利，而且自己的历史得到了尊重，文化得到了保护和发展，经济得到了扶持。

1956年，德昂族分两个部分进行了民主改革，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个部分是居住在坝区傣族土司、领主经济地区，即保山市、镇康县和德宏州坝区的德昂族，实行的是“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政策；一个部分是居住在山区，即居住在德宏州潞西、瑞丽、盈江、陇川、梁河等县市的德昂族，实行的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在后一部分德昂族中，尚保留有原始社会形态的残余，阶级分化还不明显。从此，德昂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翻开了一个新的历史篇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给德昂族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例如，镇康县过去存在过“大家庭”，几户人家住在一起，习惯于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能力比较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小家庭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经营单元，这对他们来说是个考验。许多群众表现出缺乏自主意识和竞争意识，生产和生活的计划性都很差。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过日子不会算计”。党和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成为德昂族人民致富的渠道，涌现出一批致富能手。

1985年9月21日，德宏州的省人大代表提出了“崩龙”称呼的不合理性，经过征求本民族意愿，以及群众民主讨论，报国务院审批后，“崩龙”正式改为“德昂”。“昂”在德昂语里的含义是“山崖”“崖洞”。这种族称的更改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完全符合民族的利益和愿望。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德昂族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接受国民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涌现出一批干部、知识分子，他们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德昂族与当地其他民族的发展差距正逐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