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石之功：研究问题从历史分析开始_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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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石之功：研究问题从历史分析开始

历史和关于真实生活的构境始终是研究的根据，授人无水之鱼，不若授人有水之鱼。凡一国之经济落后必导致一国经济思想之长久落后，亦非必然之事实，至少是缺乏历史眼光的看法。马克思以19世纪的德国作为比证，说明历史学派不足以和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匹敌，是就资产阶级内部工作体系而言的。德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排除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任何独创之可能。相反的情况则出现在东方世界。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东方社会发掘出本民族历史的特殊规定，遂在发展上反超资本主义社会。此为《资本论》思想在东方世界的横空出世。例如，《国富论》迟至20世纪初始为国人注意，但当其被注意时，《资本论》旋即为国人所注意。时值五四运动浪潮兴起之际。标志性事件是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流行。其初译者陈溥贤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至11月（初名《马氏〈资本论〉释义》）。较早的译者还有戴季陶（1919～1920年）、胡汉民（1927年）以及汪馥泉（1930年）。出版信息如下：陈溥贤译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戴季陶、胡汉民译本《资本论解说》，上海民智书局，1927；汪馥泉译本《马克思底经济学说》，神州国光社，1930。要之，说明当日中国并不欲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相反，试图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劳工发展道路。

推广开来看，所谓劳工自主，也需要进行本土化的宗原论道。且不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实则是“中国式固有社会主义”（大同主义）的思想范畴，今人复鼓吹劳动主义，自然是时代弘扬了劳动者身份和社会财产共占的理念；劳动主义者，或者就是劳动社会主义，它强调：“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主体。” 刘永佶：《劳动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劳动哲学》序，第3页。这些论说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原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历史发展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漫长古代社会恰好是利用了此关系体式，以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对劳工进行剥削。此处的“族民”，究其实质，乃是对马克思所说“人的依赖关系”（族民的总身份关系）之主体人格范畴的限定。要之，中国族民关系不仅限制了市民社会意涵之劳工概念成长，更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关系主体的社会成长的独立性，由此，可能根本取消了社会经济主体的独立规定。中国社会劳工成长路径是：族民→市民暨资本关系下劳工渐进成长→现代劳工。内蕴的“市民·资本”是工作复合体规定，指认中华商品生产体系的特殊性（例如有限资本主义之发展规定）；而族民→市民特别线索，则是对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特殊主体特征的一个极其生动的刻画。要之，不能以“奴隶封建社会”对中国古代笼而统之。中国古代社会，甚至不能以“宗法—地主—官僚”三位一体这样的东方专制之简单共治主义指称之。以产品经济形态看，并且作为和小私有制（简单商品生产所有制类型）、大私有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有制类型）的比照，中华古代财产所有制乃是属于“亚财产私有制”的特殊类型。一方面，和单纯商品经济形态的财产私有制相比，中国没有上述“小私有制”“大私有制”的社会发展纯度，古代中国属于“私有制”的亚发展水平类型。另一方面，身份关系的治理发达性则导致近世社会中国之特殊二重发展境遇：在政治文化与社会事业日趋昌隆的同时，遭遇了史上最为严重的军事与科技的发展冷遇，在利害性关系上特别是后者，直接促成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现代难产。这是产品经济形态与商品经济形态的古代遭遇战与现代遭遇战，从而揭开饶有趣味的关于人类历史知识的一次工作坊意义的深入探究活动。

作为预先的交代，本书第十九章讨论的社会要素模型指示发生在“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诸异质主体范畴间的历史发展关系转化（母体性质的工作关系当然是人的物质个性的发展对劳工自主的发展的指向性的规定），而以“横通方式”说明它们是一相生相克的历史构成总体。如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说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条件”的单一类型，是“市民”与族民关系相伴生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复杂劳动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它和价值规律的领导范畴以及与之对峙的古代产品社会的领导范畴皆是连通的，因此，此劳动实体关系同时是财产生产条件。即，它强化“基于所有的劳动”概念。再就两种社会要素模型而言，其不过指示市民→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一个例证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也包含了‘布尔乔亚社会’。而且是更具概括性的表述，基本上等于承继了黑格尔遣词法的‘市民社会’。”但如果就上述两个概念的原始意义进行比照，那么，“‘布尔乔亚社会’具有‘被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的强烈含义。同时它还是包括了资产阶级、无产者，甚至包括了大片土地的拥有者和小块土地的农民等在内的，囊括各阶级对立关系的阶级社会。与此相对，‘市民社会’一语所指代的，是由分离且相互对立的利己个人组成的‘商业社会’。”（植村邦彦：《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赵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02页）此刻，“所有权条件”已经分化，并于生产领域内社会对立化。“资本”专指剩余价值规律之领导范畴。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定，可被视为与独立发展关系上的生产者（和小生产者对立的大生产者）有关的人格范畴锁定。资本既是物格范畴，也是人格范畴；从资本是“行动者”规定看，资本迫使劳动成为物化劳动，它的规定恰恰由资本社会承载，一切关系乃至社会设施都包含在这里面了。资本的这种“人化”和“物化”的二重行动观迷惑了理论视线。资产阶级工作者借机把生产领域内的按财产关系分配的资本行动，模糊为自然科学意义的“三位一体公式”认识，使之成为“价值论”。更有庸俗者，则趁机也把斯密体系说成“单一要素价值论”向“多要素价值论”扩展的理论逻辑结构。这是直接分配关系研究上的物象化手法的最大玩家。三种社会要素模型乃是阐明资本→社会主义劳工（社会人力资本范畴）的发展转化关系。从“所有权条件”重新趋向社会一统的角度看，“社会劳工”可被视为现代产品社会之领导范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工作过程。

吾道悠悠，忧心悄悄。上述过程是孙中山先生所言的对中国来讲的“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一方面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之无纯粹市民社会的发展特点，也写就“中国政治经济学”之独有内涵，要求塑造并不断更新理论与实践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中国经济学”新议题，是含意特定的；盖言“新”，一是指实践追溯性，二是指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发展成熟时期的理论建构特点。从而，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转回“知易行难”高度（所谓行动高于理论）的再创业行程：以原创把脉创新，多学科并举并用，开创广义而总体、打通文史哲并沟通传统与现代之意蕴的历史知识研究的新路径。又之，经济学工作系统是通过语言予以胶合的，因此，理论经济学必须定位于“历史生产语言”，以抵御思想之被无端夺去、语言之被生硬拿去的非法褫夺。并且决不能如此地颠倒：漠视历史工作本位，炮制虚幻模型术，鼓吹“科学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合二为一即科学实证主义）；本自了无一用，却以现象—物象学路线语言炮制各式“新八股文”，反治其身；抑或以定义作游戏，拿理论当儿戏，以请来的“应用”作为挡箭牌、护身符，逼迫思想和语言一再地“离家出走”，等等。

居高而思，我们必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例如，它一方面使我们充分了解“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样从来没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第713～714页）另一方面，“反观到中国的专制官僚统治形态……中国地主经济虽然在形式上成立了，那种地主经济所允许并要求的商业与高利贷业，虽然在相当范围内活动着，但农业的生产不必说，就是工业亦始终没有脱离手工业的范畴，于是，资产阶级又不能在中国取得社会的存在基础。”（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2页）一次次的理论对接及其与实践的结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541页。决定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如在王亚南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 王亚南说明这二者原是无独有偶、相得益彰的。生出脱离历史的关于“形而下学的看法”（常识化、技术化）和脱离现实问题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看法”（玄学化），对中国从事经济学研究和阅读的人是有多重的蒙混和翳障的。如果把这种体式（把“财富的原因”知识化、条块化）和体裁（一味地对“财富的性质”进行抽象演绎）奉为金科玉律，那么，不仅助长了思想深处的自然主义认识，而且造成与历史和现实无关、脱离实际和批判的理论无为主义、调和主义的行动，因为，“常识化、技术化的部分，是实用经济学，而玄学化的部分则是纯理经济学，前者是容易理解的，一学即得，后者是根本不易理解的，只要模糊理解就行”。（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615页）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全新的理论生长道路来。

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扼要而言：

• 这是以“中国人的资格”之经济学人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

• 这是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巨制；

• 这是照顾国人书写历史的习惯、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的方法论长卷；

• 总括起来说，本书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

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主题：中西方学术工作关系。诸如中西共通、中西分殊、差别高低之辨或古今之异，最难以一语统之，而唯有发微阐幽，一事一议乃至学术关系上的“一点一论”。不过，至为关键所在仍然是以历史的贯通为要，促进中西方的学术对话和沟通的深化。《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是恰当领略埋藏于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以新中国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经济实践为底蕴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理论实践的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怎样保卫。

中西方历史发展关系在学术上的深入交流，已然表明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出场的必要性。乃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不独对中国历史和经济行程进行理论反映，王亚南所说“中国经济原论”，是取世界域内的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究之意。同时是对于世界历史和经济之过去、现在、未来（它们是通透的）从民族工作语言角度采取的一个深刻性书写。例如，中国社会国家社会和国家是现代语境中具有相生相克工作关系的一对术语，彼此有向对方生长的强烈张力。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用这对术语的合成传达“中国社会”之特殊性——家国—国家型，即它的内涵宏旨，意在表明中国是坐落在家有制—国有制的所有制关系的社会生成路线当中了。的经济细胞是“家”（狭义的家庭和广义的家庭，后一种意义或可理解为“家庭式的单位”），亦不独是商品单元，乃是商品和产品的合成规定，从而具有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两重生长张力。据此，所谓中国经济的内在特质（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说到底，还在于反映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的“同”与“不同”，理论彰显的是经济形态社会的发展总体（规定）。中国经济学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文化折射力和现实涵容性，是内容多彩多变、形式多重多姿的民族体系继承形态、工作形态。就其理论形态而言，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含义上的新近的形式，是极富时代内涵的实践创新的形态和民族创新的形态。然则，对中国经济学人而言，正确的方式是通过历史，在实践交汇中，并由中华史和世界史的时代对接来完成这项光荣神圣的伟大任务。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纽结关系将得到实践的求解与历史的澄清。从这种意义上说，“走中国人的路，让美国人去说吧”，决不是一句毫无内容的虚妄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