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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第一章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国的新型开放战略，不仅将引领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而且将在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自发布“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与贸易联系出现了可喜变化。《2016年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62517亿元，比上年增长0.5%，其中，出口增长0.5%，进口增长0.4%; 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对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2905家，增长34.1%，直接投资金额458亿元；中国对沿线国家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760亿美元，增长9.7%，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的47.7%。如何把这一良好的态势转化成持久的优势，使“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到来的起点和重要推动力量？把握准“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在充分了解“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基础上，有效地推进合作共赢，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本文以收入水平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升级所面临的任务，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所处阶段

刻划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最简洁的方法就是人均GDP或人均GNI水平。世界银行在实施贷款计划时，就是以人均GNI为标准的。以此为基础，世界银行将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四种类型：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虽然人均GDP的高低与人类的幸福指数并不完全正相关，也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如分配状况，但这个指标较易获得和理解，而且与其他非货币指标如生活质量、人均预期寿命紧密相关，一些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如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与此相关。由此，本文在分析“一带一路”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时，沿用世界银行的做法，用人均GNI指标来考察“一带一路”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世界银行对国家按人均GNI进行分类，其标准是动态调整的（见表1-1）。按2015年的标准，人均GNI少于或等于1025美元的国家属低收入国家；人均GNI为1026～4035美元的国家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NI为4036～12475美元；人均GNI高于12475美元的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行列。按2015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一带一路”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极少数属于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也为数不多。表1-2所列64个国家（包括中国）中，只有18个国家已经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只有2个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其他44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其中，22个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22个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其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高收入国家，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世界银行在2007年出版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指出，比起富裕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此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得到了较广泛的讨论。虽然部分研究否定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因此退出学术研究的舞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在较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并没有轻而易举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像有些国家或地区长期陷于贫困陷阱一样，中等收入国家确实面临着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风险。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反映了这一艰难的现实。

就“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历程看，一些国家早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一直没有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进而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就十分典型。“一带一路”的多数国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需与一批与自身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

过往的全球化推动者都是发达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特点就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开启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一定能见证到，“一带一路”国家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最终实现繁荣发展，一批中低收入国家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最终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合作共赢的原则下，一批低收入国家陷入所谓的贫困陷阱、中等收入国家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将会因此画上句号，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时代必将到来。

二 “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变化

衡量一国的产业竞争力，通常采用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三个指标。市场占有率是绝对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这个指标会受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贸易竞争力指数既是对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力的综合反映，也是对市场占有率指标的标准化，去掉了经济规模的影响。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反映的是一个国家何种产业为优、何种产业为劣，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在全球出现产业链分工的情况下，这三个指标在评价一国产业竞争力时，从理论上来说，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就现实而言，则依然是有用的且操作起来比较简单的评价一国产业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变化情况的指标。

在评价一国产业竞争力时，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从理论上来说，越具体越好，就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界限内进行产业竞争力评价最为合理。但如果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由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理论出发，则从一个较为宏观的层面，依行业要素密集程度对行业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产业竞争力评价，则更具理论基础，也更有利于实现产业竞争力研究与比较优势理论的衔接。由此，本文对产业竞争力的研究，不从经济学意义的市场角度出发，对各个具体市场的产业竞争力状况进行评价，而是从要素密集程度这一较宏观的角度出发，进行产业竞争力评估。这种评估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更有意义，因为一般而言，劳动密集型行业内部的转换虽然也存在障碍，但其转换的难度较之于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转换的难度更大。当然，技术密集型行业内的产品转换较之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更为困难。

（一）“一带一路”国家的产品市场占有率

“一带一路”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不超过1%。超过1%的国家，仅有8个（不包括中国），分别为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新加坡、波兰、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后4个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在市场占有率超过1%的国家中，近年来印度、越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的市场占有率提升较快。分产品类型，“一带一路”国家中，初级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1%的，有10个国家，制成品市场占有率超过1%的，仅有8个国家。在制成品中，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中等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及高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市场占有率超过1%的国家分别为6个、6个、6个和5个。在这四大类中，市场占有率超过1%的高收入国家数量分别为1个、3个、5个和2个。

（二）“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的有25个，其中，4个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7个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4个为高收入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指数超过0.5（见表1-10）。64国中，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的国家数分别为24个和12个。24个初级产品贸易竞争力大于0的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为0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7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8个，高收入国家为9个（见表1-11）; 11个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的国家中，无一为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2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2个，其他为高收入国家（见表1-12）。在制成品中，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的国家为22个，其中，无一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9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6个，高收入国家为7个（见表1-13）；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的国家为9个，其中，低收入国家0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个，高收入国家为4个（见表1-14）；中等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的国家为8个，其中，低收入国家0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0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个，高收入国家为6个（见表1-15）；高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的国家为11个，其中，低收入国家0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1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4个，高收入国家为6个（见表1-16）。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其他类型收入的国家，其在不同技术密集程度制成品上的贸易竞争力指数都少有超过0.5的。

（三）“一带一路”国家的比较优势

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一般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加以评价。本文运用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对“一带一路”的比较优势进行评估得到以下结论。

（1）相对于制成品而言，64国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初级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仅有17个国家不具有比较优势。64国中，塔吉克斯坦、卡塔尔、老挝、哈萨克斯坦、缅甸、文莱、土库曼斯坦、也门、马尔代夫、阿塞拜疆、蒙古、伊拉克等的初级产品具有极其明显的比较优势，其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大于0.5。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黑山、俄罗斯、阿曼、亚美尼亚等的初级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虽然小于0.5，但高于0.4，其比较优势也十分明显（见表1-17、表1-18）。

（2）在制成品中，制成品中中高端产业的比较优势相对于中低端产业较弱，64国中，中等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具有优势的国家为13个，高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具有优势的国家为19个，如考虑到高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产业链分工明显，把高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的国家去除，则高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仅剩7个。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为39个，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则达到了33个，超过了半数（见表1-19至表1-22）。

三 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特别在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宣称美国优先、美国制造、美国就业，更是给全球贸易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场逆全球化的思潮正在兴起。全球贸易发展前景并不被看好。WTO发布的最新贸易展望报告预测201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为1.7%, 2017年全球贸易量增速为1.8%～3.1%，仍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但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都不能变，对外开放的意志都不能动摇，中国应坚定地以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导，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抓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这场伟大的实践落地，并通过这场伟大的实践引导和参与全球化时代的转型。

要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化时代转型上的引领作用，就必须以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新时期挑战的中国方案。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意义和行动方案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向全世界传递了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中国方案。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他提出，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处理全球挑战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主席从“五位一体”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五个坚持，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共建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承载着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的中国方案，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2017年2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决议再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呼吁国际社会凝聚援助阿富汗共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2017年2月24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落下帷幕。会议期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与会者热议的话题。2017年3月23日，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恰恰是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大方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和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全一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差异，但都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的任务，面临着收入迈向新水平、产业迈向新高度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目标，应对这一共同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创新为根本，共议创新发展蓝图，协同推进创新战略。

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到经济上，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做大蛋糕就是把贸易规模做大，把各方的经贸关系推向一个新高度；分蛋糕就是在现有贸易规模下，瓜分现有市场份额，是你多一些还是我多一些的游戏。前者是合作共赢博弈，后者是零和博弈。究竟采取何种方式，取决于各方的理念。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举措，由此，就决定了在“一带一路”的合作中，必须坚持把蛋糕做大的政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结合度总体说来还不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规模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有限，采取重新分蛋糕的办法，即便能成功，作用也会有限。只有努力把蛋糕做大了，“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合作共赢的精神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中的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要持续把蛋糕做大，除了创新，别无他途。

在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方面，中国要处理好发挥传统优势和培育新优势的关系。中国在中低端产业上具有优势，针对这一优势应通过进一步做优的方式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方面发挥作用，实现互联互通，为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提供重要支持。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具有互补性，有合作空间。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绝不能仅限于中低端产业。很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和层次不高，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不断提高发展水平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产业发展上水平、上档次，使产业发展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用发展的眼光看，这就决定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不能完全停留在现有层次和规模上，应在发挥中国传统优势的同时，通过双方乃至多方合作，共同创造和培育新的优势，大力推进高端产业的发展，补齐各自的短板，提升贸易的水平和质量。培育新的贸易合作增长点。全球正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合作，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重大机遇，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要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共同分享中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红利。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要处理好双方合作与第三方合作的关系。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合作共赢不仅包括双方，也包括第三方，包括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有自身的优势，如劳动力资源、资金优势，部分产业和技术已经进入可以与国际先进水平并跑的阶段，少数产业和技术已经进入领跑的阶段，中国可以利用这些优势，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采取开放创新策略，充分利用国际优势，与发达国家开展优优合作、优劣合作，推动第三方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培育新市场、开发新技术。

当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与第三方的合作并不是没有挑战的。通过比较贸易结合度指数不难看出，从出口侧言之，中、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结合度高于美国和欧盟15国；2000年以来，中、日两国的趋势是，中国略有上升，日本略有下降；从进口侧言之，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结合度最高，中国次之。日本与美国、欧盟贸易结合度较高，中国与其开展合作面临的挑战较大。日本通过实行雁形发展战略，与亚洲国家形成了较紧密的产业分工网络。这个网络在推动亚洲各国的发展上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日本主导的这种网络，明显不适应新的经济格局的变化，也无力再引领亚洲各国的新发展。要让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关键是要日本转变观念，跟上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就产品类型而言，中国、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结合度高于制成品，美国、欧盟15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成品的贸易结合度略高于初级产品。在制成品中，中国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贸易结合度最高并且近年来增长较快，日本高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贸易结合度较高，美国表现出同样的格局，欧盟15国中等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贸易结合度较高。这一格局表明，中国与美国、欧盟15国和日本的合作方向是，在中高技术上开展第三方合作，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

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尊重经济规律，政府要鼓励企业“走出去”，但又不能过度干预企业的决策，为了完成某种业绩，强制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设厂。政府要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主权，不能搞“拉郎配”。尊重企业自主权，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政府仍要有所作为，为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提供信息、营造环境，要补企业的短板、补市场的短板。

参考文献

张其仔：《处理好6种关系 培育外贸新动能》，《国企管理》2017年4月（上）。

张其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应对新时代挑战的中国方案》，中国小康网，2017年3月21日。

张其仔主编《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6）No.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