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瓷下南洋：19世纪以来潮瓷与东南亚潮人陶瓷业

李炳炎

潮州地处沿海，与东南亚关系密切。民众驾舟下海为常事，潮州俗语云“八月东风下南洋，五月南洋回家乡”。潮州至南洋依赖季风，每年往来一至两趟。近代潮人移居东南亚，依旧保持家乡生活习俗，使用陶瓷枕头，陶瓷盘、碗，陶瓷水缸等，因而潮瓷在南洋一带相当有市场，是促进潮州窑业发展的重要海外因素。20世纪初，马来亚海峡殖民地椒蜜价格下跌，而橡胶价格不断上涨，许多有眼光的种植户纷纷改种橡胶。橡胶园割胶取汁需要大量的陶瓷胶杯，这又为潮州陶瓷业提供了重要的市场和发展机遇。有资料显示，当时来自新加坡的购买陶瓷胶杯的订单大增，估计每年产值可达150万元。“这种货物一般用稻草包扎后装入竹筐，用小船经过庵埠载至汕头，以待装运国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部分潮州陶瓷业从业者及瓷商将陶瓷生产转移到东南亚。潮瓷技艺因此传播到东南亚地区。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南亚潮人陶瓷业发展出同乡同业的商业网络。进入21世纪，东南亚潮人从生产水缸、胶杯等日用及生产陶器，发展至高档成套日用瓷、卫浴及建材等陶瓷产业，潮籍从业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陶瓷业中起主导作用，为所在各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近代以来潮瓷外销与东南亚潮人陶瓷业发展历史，以往学界并没有太多关注，成果亦罕见。主要是因为史料稀缺零散，东南亚国家大多数潮州会馆、瓷商公会及陶瓷业同业公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资料极少保留。本文利用田野调查、采集口述史料，结合会馆刊物、档案记录、报刊资料等，以海洋史、华侨史的视角，探讨潮商如何通过海洋渠道将潮瓷产品、制瓷技艺传播到东南亚市场，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陶瓷贸易与生产中演绎了“潮瓷下南洋”的精彩篇章。

一 潮汕、香港的瓷商及其同业组织

陶瓷是潮州主要的传统手工业，“十之八九民以业陶为生”。潮州陶瓷产区以高陂、九村和枫溪为主，利用韩江水运，潮州府城竹木门至下水门外码头及邻近货栈是陶瓷土产的集散地。咸丰十年（1860）《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潮州府汕头港对外开放，帆船水运逐渐被火轮代替，下南洋航程所需时间从月余缩短为一周。经营潮瓷的赣、潮、客瓷商逐渐向汕头集结，汕头取代了府城而成为粤东地区主要商埠。光绪十二年（1886），汕头成立南商公所，有利于潮汕土特产销往香港及东南亚等地。

陶瓷外销是潮汕地区经济的重要内容，产品主要销往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史载潮州陶瓷产品“除销行当地外，运销出口尤多，计至广东南路一带，闽、浙、京、沪各地，又至香港、暹罗、安南、南洋群岛等处”。潮籍瓷商通过家族式管理，在各地设立联号，建立同业组织，互通信息，促进贸易。

例如，潮州知名商行“吴春成”“吴和祥”，分别由吴子厚、吴潮川经营，主要从事陶瓷业转口贸易，涉及多个行业的经营。它们是汕头南商公所的两家骨干商行，也是近代潮州陶瓷商行的重要代表。

吴子厚，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枫溪人。其祖辈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创立陶瓷栈春成号。吴子厚曾任潮州府税厂总办，授奉直大夫赏戴蓝翎、文林郎。受实业变革思想影响，吴子厚认为发展陶瓷业可造福乡民，1909年在新加坡创办吴春成出口商行，促进枫溪陶瓷外销。民国成立后，吴氏名下拥有汕头陶生行、春成行，新加坡春城行、源兴行，马来亚马六甲源丰行等，经营潮瓷、批局、房地产等业务。吴子厚生五子。长子吴璧如，留守家乡祖业。其孙吴景礼经营新加坡吴和成，并曾任新加坡瓷商公会要职。三子吴慎之（1894～1974），20岁到新加坡，1951年任第一届新加坡瓷商公会主席。其孙吴景义（1920年生）曾任香港第六届至第十一届潮州同乡会副会长、第十二届潮州同乡会会长。

吴兆材，生于咸丰九年（1859），枫溪人。其号潮川，排行第八，人称八爷，是闻名遐迩的瓷商。1889年，吴潮川联合他人在越南创办“吴和祥”出口商行，经营潮瓷等土产。“自潮汕逮南洋，皆设肆转运，以应社会需求，于是枫溪陶遂风行于遐迩。”1893年，他先后在枫溪向南街四社、汕头汇通街、香港等地设立和祥货栈，购销潮瓷，后又在马来亚槟城、新加坡等地设分号。他“航海走香港、番禺、南洋群岛，察社会所喜好，归而以改良陶业，倡其乡人”，使枫溪陶瓷业从生产陶器为主逐步转向瓷器为主，并且产品质量得以提高，可与洋瓷媲美。吴潮川家族除经营陶瓷业之外，在银庄、批局、房地产投资和食品工业方面也相当成功。吴潮川有四子。长子焕堂，经营如陶银庄，于1908年8月至1910年7月出任第四届潮州商会总理，曾任枫溪陶瓷研究社荣誉社长。次子彩堂，先后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北京财政大学，曾任清农工商部主事。三子镜堂，在马来亚经营陶瓷土特产，商号分别为槟城打铁街241号、243号的乃裕及新加坡新巴虱的南兴，曾任潮州商会第十三届副会长。四子励堂，在新加坡经营孔明斋批局。

吴子厚、吴潮川是枫溪陶瓷业发展的关键人物。他们以近代货栈转运、批局结算等经营形式，解决枫溪家庭作坊生产难以形成产品规模化及对外运销的困局；在市场竞争作用下，他们改变了枫溪陶瓷的品种及质量，使其可与外货媲美，产品畅销汕头、香港，以及马来亚、泰国等地。

近代潮籍瓷商主要在汕头、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经营陶瓷生意。新加坡处在马六甲海峡东南部，扼守亚太海上交通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潮汕商货在东南亚最大的集散中心。潮汕商货一般都是通过汕头、香港口岸海运至新加坡，之后再转销马来亚、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形成联结潮汕与东南亚市场之间生产-运输-销售的国际海洋贸易网络。潮籍瓷商在海洋贸易网络的节点城市汕头、香港建立同业公会，对潮瓷生产与海外销售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汕头瓷商公会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商会法》与《同业公会法》，规定工商各行业均应组织同业公会，并加入商会。潮籍瓷商为方便经营、统一管理而成立瓷商公会，以此规范经营，促进贸易。当时汕头专营枫溪及高陂瓷器的商号入册者有76家。1936年，汕头市商会提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汕头市各类同业公会情况表》登记了陶瓷公会的资料，共有会员37家，主席为余可臣。抗日战争爆发后，潮汕大部分地区逐渐沦陷，枫溪瓷产区成为重灾区，瓷商被迫向中国高陂、三饶、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泰国等国转移业务，寻求新发展机遇。有些潮瓷产品通过府城韩江运往澄海樟林，驶往泰国。

香港旅港潮州瓷业公会

1941年，旅港潮州瓷业公会在香港成立，会址位于香港荷里活道246号三楼，会员共有25家。“该会以集合潮瓷同业，联络情谊，研究本业兴革事宜，维持及增进会员利益为宗旨。”1949年，会员增至31家。香港瓷商以广府及潮人为主，产品来自佛山石湾、潮州和江西等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日货在东南亚断销，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陶瓷产品短缺，枫溪、高陂、九村的产品供不应求。1946年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汕头市陶瓷业同业公会恢复运作，发展很快，时有会员78家，较大规模的有企业公司、和祥、发利、陶金玉、南发、吉成隆、香记、陶生等46家，以及陶业、永丰、光昌、佘成兴、粤大、海记、饶隆等较小规模的会员32家。

近代潮籍瓷商同业组织“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弊害为宗旨”，对陶瓷出口、配货卸载等业务提供帮助，为会员争取合理关税及货款的结汇，成为瓷商与政府职能部门及各地同行沟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1947年，为协调陶瓷生产与外销业务，枫溪瓷器出口商业同业会成立。至1948年年底，由于社会动荡，纸币贬值，外汇结算混乱，潮州陶瓷业在风雨飘摇中艰难求生。

二 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潮籍瓷商与瓷商公会

（一）新加坡潮籍瓷商与陶瓷贸易

新加坡陶瓷贸易分布在新加坡河两岸。早期英国人多居住于河之北岸，人口较稀少，这一带以零售业为主，也称小坡。这里的美芝路（碗店口）批零兼营，陶瓷店铺林立，是新加坡陶瓷品种最为齐全的集散中心。新加坡河南岸则聚集银行、船局、码头，方便办理进出口业务，这里的驳货码头成为大批量货物的集散地，也称大坡。新加坡知名的入口商称大盘商，如春成、泰南等公司都设立于此，进口商品通过克拉码头转运马来西亚及印尼等国。以下依据新加坡瓷商公会的资料介绍当时新加坡的陶瓷经营情况。

20世纪初，新加坡陶瓷经营主要分布在哇燕街、怒干那路、披士街、潮州街（新巴虱脚）、大坡登婆街（牛车水）、小坡梧槽路及美芝路（碗店口）等。新加坡经营瓷器的商号共有47家，按经营者籍贯分有广州4家，福建28家，潮州15家，广府3家；广府瓷商在新加坡哇燕街及怒干那路专营石湾陶器及江西瓷器，后因经营不善歇业，退出新加坡瓷业；石湾陶器及部分江西瓷器归潮籍入口商经营。

披士街及潮州街（新巴虱脚）瓷商均属潮籍入口商，经营规模较大者在汕头、潮安、高陂、枫溪等瓷产区设有瓷庄及联号，同时收购各式锅、鼎、石湾陶器及部分江西瓷器，批零经营，产品除供应本地市场，也出口马来西亚、印尼、缅甸之仰光等地，规模较大的入口者有永顺号、合记栈、吴春成3家。1930年之后，入口商规模较大有森发号、吴春成2家。

大坡登婆街（牛车水）瓷业以零售为主，初始有2家广府及1家闽南陶瓷商号，后潮籍陶发号设立，其他潮籍店号不断进驻，最后此处瓷业皆由潮籍人士经营。

小坡梧槽路潮人瓷商经营入口商品，规模较大的有郭盈裕、合盛、合顺、永利记等10多家，经营范围以瓷器、竹器、纸遮、草席、棉花为主，亦兼铁器及一切家庭用品，批发亦兼零售，除供应近郊小商，也输出南马各地，在瓷业范围中占有重要地位。

美芝路（碗店口）是知名陶瓷销售中心，早期经营者以闽籍瓷商居多，之后潮籍瓷商逐步发展，共有开顺、永和、合兴、荣茂、协茂、南兴、南美、南商、永成兴及吴金记等30多家，主要经营中国、日本及欧洲的各式瓷器，辅以搪瓷器、铝器、玻璃器及胶园用品，在瓷器领域中仅次于小坡梧槽路。至20世纪40年代，由于社会动荡，这里仅剩10多家维持经营。

1941年，在潮商余毓麟的倡议下，新加坡瓷器竹篾公局成立。该会以联络同业感情，交换商业知识，辅助有裨公益事业为宗旨，会员共有14家。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后，因海运不通，外来货源断绝，大多数门店处于半闭半开状态，销售库存商品，只有迁至纽吗吉路的南成，美芝路的永大、陶生、集发4家公司勉强维持经营。抗战结束后，新加坡陶瓷行业逐步恢复正常运营，并创建德盛、惠成、泰南公司、洪利成、益生、协发、生兴（后改生兴森记）、南裕公司、永南丰、春源、炎成、逢兴、吴和成、陶发新记、陶丰、声发、美祥、同发、福成公司、协成、永兴、集利公司、佳佳、建成、苏裕兴、联业公司、陶发瓷庄、泉盛、陈宏利、裕和、源发等30多家瓷业公司。抗战胜利后，日货断档，潮瓷取而代之，新加坡几家瓷业公司纷纷在汕头设号采购，枫溪、高陂、九村瓷器源源不断从汕头港输送到香港，转运到新加坡。

1951年元旦，新加坡瓷商公会成立，会址位于乞来踏礼士路29号。1953年中国国内实行工商业公私合营，新加坡潮瓷经营受到影响，相继停业，瓷业重心逐渐由大坡北移，部分瓷商从日本进口瓷器。1957年春季，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后简称广交会），邀请世界各地客商前来洽谈生意，这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窗口。新加坡瓷商公会在广交会与上海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签订搪瓷器皿包销合同。5年后，又增订铝器包销合同，设搪瓷铝器专销组，为会员提供专销权利。潮瓷及上海、广州的瓷器、搪瓷器、铝器、玻璃器等经过新加坡进入东南亚市场，瓷商公会规定对各会员经营的进口商品货值抽取1%作为公会运营费用。

20世纪60年代是新加坡瓷业发展的兴盛期，瓷器主要转口马来西亚、印尼等国。1962年起，新加坡从中国、日本、英国、美国进口瓷器，其中中国瓷器物美价廉，1965年后进口额逐年增长。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新加坡进口中国瓷器总量超越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瓷器占据新加坡瓷器市场的最大份额（参见表1），这样不仅缓解了原有东南亚中国货源紧缺的局面，欧美等国及日本的瓷器也不能与中国瓷器抗衡。市场打开后，小坡有10多家公司从事进口瓷器，陈中明有限公司、信智贸易公司及美亚贸易公司也设立瓷器部。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为振兴本国工业，对外来货件征收保护税；加之政府为提高新加坡形象，对破旧沿街店铺进行拆迁改造，重新规划市区，美芝路至乞来踏礼士一带及大坡披士街之店屋均被拆除，碗店口区瓷商暂迁揸峇路，披士街区暂迁北路，部分潮籍瓷商入口业务及正常经营受到影响。

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开始发展高科技产业，裕廊规划为工业园区，传统龙窑作坊受到挤压，加之大量金属及塑料日用制品的出现严重冲击了低端日用陶瓷市场，陶瓷业逐步衰落。20世纪80年代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力求以最优越的商业环境吸引外来投资，大量龙窑因占地及环境污染等原因被废弃拆除，传统陶瓷业基本被淘汰。但潮籍瓷商仍顽强发展，成为新加坡陶瓷市场的主力。根据新加坡瓷商公会会员登记资料可知，1990年前后，新加坡的瓷器商号有50家，潮侨经营商号占绝大多数，另有福建籍2家，上海籍1家。至2000年，新加坡潮籍瓷商大体维持往常的转口贸易业务水平。

进入21世纪，潮州陶瓷生产值在世界陶瓷生产上占有重要比例。潮州陶瓷生产企业近4000家，年产量达400多亿元，陶瓷产区基本步入现代化生产和经营，市场细分已进入白热化竞争，产品销往世界160多个国家，中国香港及新加坡扮演的转口贸易角色逐步淡化，新加坡潮籍瓷商经营业态发生变化，一些中小规模的商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求生存，与潮州家乡构建新型合作关系。部分瓷商通过扩大经营品种，转型升级寻求生机，涌现出一批大规模的企业集团，它们以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延续家族老字号，协发、声发、协成等老字号是当今新加坡潮籍瓷商的翘楚，也是新加坡瓷商公会的主要会员单位。

协发

创办人陆松清（1915～1975），1915年生于潮州，1935年下南洋到新加坡。1947年，他创办协发号，主要经营德光岛出产的陶水缸等。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从事陶瓷、玻璃等日用品转口贸易。他有三子，均出生于新加坡，长子植镇（1944～），现为协发·陆升私人有限公司主席，负责公司总部的管理；次子镇源（1951～），现为公司董事经理，主要负责管理工厂；三子镇河（1956～），现主要负责公司的营业及商场销售。公司还在泰国投资玻璃器皿生产工厂。1995年，公司在中国德化投资协发·光扬陶瓷厂，并投资兴建酒店，陶瓷厂生产的日用白瓷年产量几千万件，销往世界50多个国家。陆植镇曾任新加坡瓷商公会财政，陆镇河现为新加坡瓷商公会信托人。

声发

创办人陈泽声（1914～1990），1928年从潮州到新加坡，在父亲陈镜清创建的陶发陶瓷店工作。1950年，陈泽声与人合创陶发新记。1959年，他退出陶发新记，在牛车水登婆街创建声发陶瓷店，经营陶瓷等日用品。其子陈俊文（1950～）生于新加坡，1968年加入声发，并在1994年将公司迁入位于金文泰工业区的新办公大楼和仓库，经营陶瓷、玻璃、不锈钢、搪瓷等酒店及家居日用品。陈俊文现任新加坡瓷商公会（新加坡日用品商会）会长，也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及财务委员会副主席。

协成

创办人林森昌（1915～1982），潮州枫溪全福乡人，1941年与其兄林集昌（1911～1985）赴新加坡投靠亲戚蔡大福，后与邻乡云光村（长铺）的亚松合营协发陶瓷店。1947年，林集昌回家乡。20世纪50年代初，林森昌在美芝路附近独资经营协成陶瓷公司。1971年，其子林道文（1949～）接手经营协成陶瓷公司，后扩展并改名为协成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陶瓷、搪瓷、不锈钢等日用品，代理多个世界知名品牌。林道文曾任新加坡瓷商公会会长、产业委托人、中国商会副会长等职务。

上述现代化瓷器贸易企业拥有员工200～300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不断改变传统的商业经营模式，招揽精英人才，重视吸纳侨乡留学生进入企业中高管理层，利用其中西文化背景发展国际业务。它们不仅拥有自己的知名品牌，接受贴牌生产，还拥有多个国际知名品牌的区域代理权，涉足陶瓷、玻璃制品的生产，并投资酒店等行业，成为资本雄厚、跨行业经营的现代化集团公司。

（二）槟城潮籍瓷商与瓷商公会

马来亚槟城与马六甲、新加坡并称为海峡殖民地三大城市，自光绪二年（1876）开埠以来，便吸引了大量华人在此谋生定居。光绪三十年（1904），时任清政府驻槟城领事的梁廷芳上报当年秋季华商的经贸状况：“华商麇集于此”，从事各行各业，其中瓷器缸瓦行店有8家。近代槟榔屿潮侨经营的瓷器杂货商号有合兴、林信发、南华、益顺、峰发、振德昌、万发、隆兴、广义成、广潮发、联益顺11家。

与新加坡一样，现代槟城瓷商公会以潮人为主体，在槟城陶瓷业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2～1995年，槟城潮籍瓷商有华成贸易公司、再兴盛有限公司、泰隆栈公司、裕发贸易有限公司、鸿成瓷行等几十家。据1952年槟城瓷商公会会议记录，公会对会员与客户的交易进行规定：统一价格，立下凭证，不得违反，维护市场的有序运作，保障会员利益。槟城瓷商公会主席分别由林汉洲、苏震光、杨少铭、郭潮鹏、杨作明、李志煌担任，会员数由1952年的25家发展到1993年的40家，1995年为33家，商号有天盛号、陶裕号、峰发号、鸿裕栈号、鸿成号、乃裕号、南成号、永昌号、合兴号、联泰号、杨海松号、汉公司、祥发公司、联成号、玉发公司、永南栈号、联泰玻璃庄、新铭发、国产贸易公司、国际贸易代理商、协成发贸易公司、潮兴栈、再兴盛、源祥公司、泰隆栈公司、南成贸易公司、鸿成瓷行、新联峰、联盛贸易公司、铭记公司、大进公司、成发行有限公司、福昌进出口商、中信行有限公司、名记公司、联福昌进出口商、裕发贸易公司、财贸易公司、大恒出入口商、升华有限公司、庆发有限公司、再兴盛有限公司、亿联企业有限公司、金利及华山等。

20世纪60年代以前，槟城瓷商公会会员均为传统商号。20世纪80年代以后，原会员单位大多从传统商号过渡为公司形式，采取现代化的公司管理模式，增加进出口业务，公会也吸纳其他行业成员加入，共同发展业务。

三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潮人陶瓷业

近代潮瓷一方面通过海路销往东南亚；另一方面受政局不稳、海运受阻等因素影响，东南亚市场货源紧缺，为降低成本，潮州陶瓷业者及部分瓷商将生产、资金等转移到东南亚，进行在地化投资生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等国兴起一批潮人陶瓷生产作坊。今天，马来西亚亚依淡成为陶瓷之乡，泰国南邦成为陶瓷之都。马来西亚及泰国很多城市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知名陶瓷产区。

（一）新加坡潮人陶瓷业

新加坡潮人陶瓷业主要分布在德光岛、乌敏岛、后港、裕廊等地。20世纪60年代因军事驻地需要，德光岛陶瓷业外迁他处；乌敏岛陶瓷业规模不大，至20世纪70年代结束；后港和裕廊是新加坡主要的陶瓷产地，潮州枫溪等陶瓷业者在该处经营的龙窑有10多条，大部分创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烧制胶杯、花钵、陶瓮等生产、园林及日用陶器（见表2）。

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加坡龙窑经营主时有更替，但仍维护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随着城市建设与产业升级，绝大多数龙窑被拆除，窑主被迫转型经营，其中后港及裕廊的陶瓷业较具典型性。

后港

蔡应绍（1919～2013）是新加坡后港潮瓷企业的代表性人物。他出生于枫溪，熟悉陶瓷经营。1936年，蔡应绍以自由移民方式来到新加坡碗店口的成兴及和气缶店当帮工。20岁时，到后港（杨厝港）潮人的陶兴窑制作大水缸。1957年蔡应绍在杨厝港九个石（英里）处新建一条龙窑，称为三美光新窑，窑场有工人50多名，大多来自潮州的凤塘和枫溪。

蔡应绍育有7 个子女，孩子们自小帮父亲经营陶瓷。长子蔡树祥（1946～）在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到窑厂协助父亲经营，发展转口贸易。1994年，新加坡政府对后港一带缶窑区进行市区规划重建，龙窑被拆除。为传承祖业，3个子女树钦、叶甜、树金在后港老缶窑附近创办三美光陶艺，主要创作陶瓷艺术品及酒店等的定制瓷，创办陶艺爱好者学习的陶艺班。

裕廊

陶光龙窑是新加坡裕廊潮人陶瓷业中，先以陶瓷生产立足，再以转口贸易发展，后以弘传龙窑文化为主业的典型例子。

陈钦赐（1918～1980）出生于潮州枫溪，幼随父亲从事陶瓷生产。20世纪30年代初，陈钦赐与亲戚到马来亚叔父陈顺兴的陶瓷厂工作。1965年，陈钦赐以亚依淡的龙窑、另加数千块钱，与新加坡裕廊欧英光交换圆窑，将其改建成一条17目的龙窑，创办新加坡陶光工艺（私人）有限公司，生产胶杯、胡姬盆、花墩、花盆等园林陶器。产品畅销时，龙窑一次可装烧3000多件大小不同的器物。陈钦赐去世后，陶光工艺（私人）有限公司由陈德育主持。

1986年，陈德育到潮州省亲，决定经营潮瓷转口贸易。至20世纪90年代，陶光公司基本以陶瓷贸易为主，每月从潮州等地采购十几个货柜的陶瓷制品，转口销往各地。在新加坡日益发展的情况下，陈德育将陶光公司转变为集陶瓷制作、体验、仓储式展示于一体的陶瓷烧造基地。

（二）马来西亚的潮人瓷业

19世纪便有潮人在东马砂拉越河南岸生产陶器，早期产品以陶缸、陶瓮、陶罐、胶杯、花盆等日用及生产陶器为主。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来亚潮人陶瓷业发展较快。吉隆坡吴万发注册商标“DIAMOND”（钻石），“独步马来，驰誉南国；我潮人士于海外最足自傲的成就；吴万发陶磁厂出品之杯盘碟、茶盂、花瓶、水壶、水若、卫生厕涵、抽水马桶、电流绝缘体等俱皆畅销于——英荷暹菲澳洲各属”，成为早期马来亚潮人陶瓷业的典范。马来亚沦陷期间，陶瓷业遭受毁灭性破坏，除部分作坊被日军命令为军队生产日用陶瓷及战略物资外，其他基本处于停产状态或被战争摧毁，战后陶瓷生产开始复苏。

20世纪60年代是陶瓷业发展的分水岭，马来西亚实施新的民族及经济政策，中国陶瓷产品输入受阻，只能通过新加坡转口输入，马来西亚陶瓷货源短缺，政府扶持企业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燃气窑和各种机械化生产设备的应用，使当地陶瓷产品也从粗陶器逐渐转变为以细陶和瓷器为主，除生产当地生活、生产需要的陶瓷器外，还生产融入当地文化题材的工艺陶瓷，潮人陶瓷业完成本土化进程，不过至今马来西亚仍有潮人陶瓷业坚守龙窑烧造。

当代马来西亚潮人陶瓷业的经营出现两极分化，一些经营者坚守传统，再加上用地短缺、市场饱和等因素，经营难以为继，如古晋陶瓷业的发展；但也有一些陶瓷企业大刀阔斧，由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生代接棒经营，在产品结构、生产管理及产品营销方面寻求突破和发展，逐步发展成大中型企业集团，甚至成为拥有知名品牌的跨国企业。

马来西亚潮人陶瓷业主要分布在北海、吉隆坡、马六甲、怡宝、亚依淡、古晋、诗巫等城市（表3）。

古晋

古晋自然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潮人陶瓷业起步较早。据说早在清末民初，已有枫溪人黄姓者居住在古晋缶窑，制陶谋生，形成17家合营的小作坊，较知名的作坊有吴亚扶（1905～1988）创办的吴丰成、黄柿核（1921～2004）创办的永发兴。20世纪20～30年代，古晋潮人瓷业形成规模，并稳步发展。

日本入侵时期，缶窑因地处中游，可以避免日本人的检查，成为货物的集散地，但因靠近日本人的造船所，很多窑厂在战争中被炸毁、停烧。1945年日本投降，窑厂重新经营，主要烧造当地日常所需陶瓷器，如陶缸、瓮及胶杯，一些窑厂转而生产建筑用砖。20世纪50年代最知名的砖窑厂坊有瑞发成、茂顺、振成合、万成兴4家，每厂每月约出10万砖瓦。1955年，缶窑陶瓷厂坊经历多重打击，只剩下五六家。

1960年之后，缶窑被规划为砂拉越港口。黄和成、黄丰成、永发兴、黄善合等厂坊相继搬移到地价较为便宜的朋尼逊路，产品也由原来的陶罐、瓮、花盆等日常家居陶器逐步转为工艺陶瓷。1963～1990年，砂拉越武装革命期间，大量军人聚集古晋，吴丰成创作出品的剔花色釉长颈花瓶，成为军人回乡的首选手信，刺激了古晋陶瓷业的发展。

2010年之后，老一辈经营者多数已年迈，产业由后代继承，至今能持续经营的厂坊有黄善合、华联、义大等。义大产品主要为手工制作的工艺瓷，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马来西亚旅游工艺品市场的重要品种。华联和黄善合的厂坊采用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各类花盆，并以手工刻画简单的花卉纹饰，主要销往东南亚及欧洲各国。

北海

北海著名潮人陶瓷企业有陶海滨有限公司，创办人为黄木荣（1888～1965）。黄木荣于1916年从潮安枫溪赴马来西亚，定居北海双溪赖，创办陶海滨有限公司（TOH HAI PINSCO），生产胶杯、胡姬花盆、水钵、罐、豆油瓮、豆油瓶及建筑用砖等陶器，兼烧中温瓷器，仿造枫溪平地龙窑烧造。1921年，他与吴佩珊在槟城中街合办鸿发瓷器行。1924年，黄木荣独资在缎罗申街开创鸿裕瓷庄，从事瓷器进出口贸易；创办槟榔屿的鸿益号等商铺，专营中国精美瓷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派人驻厂监督陶海滨，严格管制建筑用砖等战争物资，规定所有产品必须交给日本人的南洋商行经营。

受传统中华文化的影响，黄木荣严格要求19个子女，以家族模式管理企业。在陶瓷业获利后，他又投资锡矿与橡胶业，曾任多个社团要职，支持华文学校建设。1965年，黄木荣去世，陶海滨陶瓷厂由其儿女继承。20世纪70年代之后，陶海滨转为以生产花盆和建筑用砖为主。目前，陶海滨陶瓷厂占地约13公顷，拥有两条砖窑和三条烧陶的龙窑，由龙河（1931～）和彩真（1942～）经营。因企业的经营者年迈，经营上缺乏创新，又受用地及资源等因素的影响，经营日益艰难。

亚依淡

亚依淡因为拥有佳丽登集团而成为知名陶瓷之乡。佳丽登是在潮州枫溪人陈顺兴（?～1957）创立的万和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0年，陈顺兴与同乡吴尚高（吴万发创办人）在吉隆坡创办和发陶作坊，生产胶杯、缸、花盆及水瓮，销售到马六甲。1935年，陈顺兴在亚依淡建柔佛缶涵公司，生产胶杯及粗陶管。公司工人多来自家乡，陈顺兴建了一间小庙堂，供奉客死异乡的工人灵位，庙堂门联写着：“陶业当年初创君等多贡献，瓷艺今日有成我们常追思”，让他们的灵魂在异国他乡有个安息之所。每逢清明及中元节，陈氏后人都会举办庄严的祭拜活动，这种浓厚的家乡习俗成为这个现代化陶瓷企业的企业文化之一。1957年，陈顺兴去世，企业由儿子陈宗正（1929～2016）等家族成员分工经营管理。1958年，胞弟陈宗禧（1932～）从英国留学归来后亦协助管理。

1965年，陈宗正成立陶业有限公司，创立佳丽登品牌。佳丽登集团旗下有缶涵、陶涵、陶业、陶和、陶光（东方陶瓷）5家公司，分布在亚依淡，拥有马六甲、吉隆坡、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陶苑有限公司等6个销售机构，在各主要城市设立几十家陶苑专卖店。目前，佳丽登集团旗下5家公司共占地30多公顷，拥有员工近2000名，集团产品囊括陶管，卫生洁具，日用瓷、炻器及手工艺品。

（三）泰国的潮人陶瓷业

20世纪初，泰国的叻丕、春武里、佛统等沿海地区就以其港口优势成为潮人陶瓷业者的活跃之地。20世纪30年代开始，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泰国改变经济策略，限制从中国进口陶瓷器，国内市场求大于供，这为潮人陶瓷业者提供了机会，他们在泰国寻觅瓷土，兴建龙窑，利用潮州窑的生产工艺发展陶瓷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要求泰国与缅甸交界地区的华人在三天内撤到泰国中部，泰国的潮人陶瓷业被迫停止。1945年战争结束，陶瓷经营者纷纷回到工厂继续经营，生产具有潮州窑特色的陶瓷产品，并在多个地区发展陶瓷业。

1957年之后，中国与泰国贸易受阻，泰国当地陶瓷市场货物紧缺，一些潮人瓷厂生产仿明清官窑瓷器，一些产品在坯胎底部以钢印盖上大明宣德年制、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康熙年制等凹印纹，这些仿古陶大量销往印尼及欧美等国，为潮人陶瓷业发展提供了契机。20世纪60年代，泰国政府将陶瓷业纳入工业发展计划，引进燃气窑炉，一些较有规模的企业引入欧洲等地的燃气窑炉及一些陶瓷生产机械，产品以欧式的成套咖啡茶具、成套日用餐具等为主，销售市场也逐步走向海外。在艺术瓷方面，一些潮人陶瓷工厂精工生产描金五彩图案纹的系列日用瓷，这些色彩富丽堂皇的精致产品被作为泰国宫廷及佛寺的日用瓷使用。他们至今仍保持这种纯手工的彩绘工艺。

如今，泰国陶瓷业产品以当地日常需求及文化需求为主，傣族及佛教文化已融入陶瓷装饰中，也使泰国潮人陶瓷业开始区别于传统潮州窑，有自身的文化特点，完成了在地化生产。

泰国潮人经营的陶瓷业主要集中在中部的春武里、佛统、叻丕、北标及南邦等地。据1956年泰国工商业调查，万佛岁府（春武里）瓷器业有复兴、陶海丰；也拉府瓷器业有义桥、裕源隆、瑞源隆；陂集府瓷器业有是里硕、林潮兴隆；富华里府瓷器业有荣发栈、源和、财利；叻武里府瓷器业有泰南、陶然玉、陶盛发、有隆信、有隆信分厂、陶盛泰、陶生泰、陶合利、陶顺隆。春武里主要生产建筑陶瓷，佛统、叻丕主要生产工艺陶瓷，北标主要生产日用骨瓷、卫生洁具，南邦主要生产餐具、礼品瓷、家居装潢、建筑四大陶瓷产品门类，被誉为泰国瓷，这几个城市的陶瓷企业多为潮人经营（见表4）。

春武里

20世纪50年代，春武里由于深水港口的优势，商业贸易旺盛，陶瓷业随之得到发展，主要的陶瓷砖瓦业厂家有复兴、陶海丰、谢广源、通兴、杨成发等数家，生产日用、建筑陶瓷，其中以吴佩珊经营的复兴及通兴瓷厂最为知名，产品驰名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1955年，联合国工业小组的英、美、日、法等14国代表到该厂参观，对该厂的发展情况表示认可。

叻丕

叻丕陶瓷业是20世纪30年代由黄芝孟、张松丰等潮人陶瓷业者开创发展起来的，至今有陶瓷业作坊近百家，以生产贴塑龙纹大陶缸为主。

黄芝孟（1907～），生于潮安孚中，1925年到今马来西亚槟城陶海滨瓷器厂任技师，1930年到泰国三升兴盛瓷器厂任技师，后与张松丰等朋友在叻丕合创陶成利瓷器厂，是首位在叻丕开创陶瓷业的潮人。

张松丰出生于潮州枫溪石桥头，从小在陶瓷作坊工作，熟悉陶瓷制作流程。1954年，张松丰独立经营陶丰泰（Tao Sae Tai），产品以装饰有贴塑龙纹图案的大型棕色水罐为主。20世纪70年代初，张松丰的长子张培川（1942～）创办了叻丕陶瓷公会，他请张松丰向学员传授枫溪陶瓷生产技术，这些学员先后在叻丕创办了60多家工厂。张培川除生产传统的贴塑龙缸外，还仿制中国古代民窑产品，如唐三彩罗汉坐像以及青花、五彩描绘的各式器皿等，受到欧美、东南亚等地客户的青睐，泰国王室也向其订制产品，使陶丰泰成就“优秀陶瓷生产家”和“优秀陶瓷生产商”的美名。

近几年，张培川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儿子加入工厂的经营，对传统的色釉进行创新，丰富了色釉的生产品种。目前叻丕已成为生产贴塑龙纹陶缸的特色瓷产区，有陶瓷业作坊近百家，经营者除潮人外，也有部分为本土泰人。

佛统

佛统的艺术瓷生产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发展，比较著名的有昌盛号，创始人为普宁人吕玉昌（1934～）。吕玉昌的父亲12岁离开家乡普宁县，渡海下南洋种植蔬菜。吕玉昌出生于泰国，少时向枫溪人凤阳学习瓷艺，1954年建立昌盛瓷厂，生产鸡盅和砂锅。1962年他聘请来自枫溪、高陂的画师生产青花瓷，并教授当地工人。产品造型和纹饰都与近代枫溪窑的产品类似，主要品种有提梁壶、盖罐、汤窝等。2000年前后，吕玉昌的工厂通过提高技师的彩绘水平，扩展釉上彩产品的生产，并开始融入泰国文化元素为主题的精致图案，产品造型有塔顶盖罐、咖啡具、杯、碗、烛台、动物玩具等，主要销往泰国各地及欧洲各国。

吕玉昌曾经将昌盛号生产的五彩描金大盖罐献给泰国国王，泰王在48岁寿辰时向昌盛号定制了一批精致的艺术瓷，并以王室的名义赠送给寺庙。近年，昌盛号在工厂沿街处开设产品展示厅，方便游客及顾客参观选购，吕玉昌大儿子吕素谦及大女儿吕素君分别承担瓷厂的生产及销售业务。

南邦

南邦位于泰国北部，拥有优质的瓷土资源，其中优质黏土约占全泰国的93%，最适合制作精品陶瓷。近代以来潮人陈心如（1911～1994）、郭修钦（1913～）、吴成业（1923～2012）、谢源茂（1929～）及詹集成（1929～）等几大家族在此创业，使其成为陶瓷之乡。

南邦陶瓷业始于发现优质黏土。潮州大埔人陈心如（1911～1994）生于大埔平原，自小在陶瓷作坊工作。他和郭修钦是最先在南邦发展陶瓷业的人。1947年，陈心如从越南到泰国清迈的林盛利陶器厂工作。1950年，他偶然发现南邦瓷土，5年后创办心如瓷碗厂，生产公鸡碗，颇为畅销。当地的潮人和泰人纷纷建厂生产鸡碗，使鸡碗成为南邦陶瓷业的标志。在他们的带动下，南邦逐步往陶瓷产业发展，成立瓷碗工业联谊社。

1973年，泰乍仑（Thai Charoen）工厂的林锦山（Chan Limpaibool）领导南邦生产和经营陶瓷的个体户组成非正式行业组织，以规范陶瓷价格和保证公平竞争为宗旨。1974年，成立“南邦陶瓷同业联谊社”，成员由南邦府18家工厂组成，素越·丁沙军（Suwat Thengsakul）当选首任主席。该组织主要职能是促使陶瓷企业发展创新及统一协调。至1979年，已发展了40多家会员。1989年，在政府部门督促下，南邦陶瓷同业联谊社易名为“南邦陶瓷协会”，英达公司（Indra Ceramic）的吴成业（素逸·那帕旺，Suwit Napawan）出任首任会长。1996年至今，南邦陶瓷协会经历10届会长，多为潮人担任。该会对陶瓷经营和生产业务及相关活动进行协调和指导，为会员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沟通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企业与国内外工商、经济组织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并引进欧洲、日本及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陶瓷制作设备，促使南邦形成以集团公司为主，众多中小型工厂为辅的陶瓷制造业。生产品种主要为餐具、礼品、家居装潢、建筑四大类，陶瓷企业300多家，从业人员总计9000多人，年总产值4亿～6亿元人民币。2013年，南邦荣获“南邦——陶瓷之乡”的殊荣，成为泰国家喻户晓的陶瓷之乡。

南邦潮人陶瓷业英达公司创办人吴成业，祖籍枫溪，出生于泰国，少时曾在亲戚的瓷厂打工，熟悉陶瓷窑炉的生产技艺，后来成为泰国知名的窑炉专家。1941年，他在曼谷龙仔厝创建了第一个陶瓷厂，生产釉上彩的日用器具和青花瓷器。1973年，吴成业建成第一条燃气梭式窑，开始从事窑炉专用的耐火砖及陶管道生产，先后应邀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泰国的众多陶瓷厂筑建多达200条燃气窑。20世纪70年代，英达公司成立，生产色釉陶器、砖瓦、龙窑耐火材料等。2005年之后，英达公司着力于产、贸、销的全面发展，引入先进的美式卖场模式，在南邦、清迈建成多家集文化、购物、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陶瓷超市，产品主要为日用餐具及工艺瓷。近年，英达公司月产量30万件，销售额达300万元人民币，有工人300多人。

小结

近代以来，潮瓷外销与东南亚潮人陶瓷业发展是一部“潮瓷下南洋”的海洋历史。海洋是纽带，海洋是桥梁。在下南洋浪潮的推动下，潮人以自由移民及契约劳工身份远渡重洋，前往东南亚等地，从事商业、种植业、手工业等，潮商利用汕头港进行海上运输，将潮瓷运销香港，并延伸至东南亚各地，构建产销一体化的潮瓷销售网络，组建同业组织维系其经营，有效地构建起“大盘、二盘、三盘”的营销格局。

20世纪初，东南亚殖民地华侨经济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挤压与掠夺，分散经营、产业落后的陶瓷业在困境中求生存。东南亚潮人陶瓷经营者将产业技术转移到所居住地区，进行在地化生产，制造当地需要的日用及生产陶瓷。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南亚潮人从自由移民转变为所在国的公民，进一步为所在国的城市建设、生产需求服务，陶瓷业也逐步进入本土化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到用地、原料及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制约，东南亚部分潮人小规模陶瓷企业歇业或转行经营，一部分转向多元化产业经营，由国内发展向国际性投资经营转化，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成为集团化企业。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潮汕侨乡留学生新移民的增多，潮汕与东南亚各国贸易的发展，再次连接起潮汕与东南亚陶瓷业之间的乡缘及业缘关系，通过国际平台、现代化管理及多元化业务发展，延续着潮瓷家族品牌的经营，潮瓷产业不仅是所在国家华人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海洋贸易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