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美老年虐待/忽视研究综述
第一节 老年虐待/忽视在美国一般群体中的发生率和相关因素
一 老年虐待/忽视在美国一般群体中的发生率
美国早期对老年虐待/忽视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展于80年代末期（Kosberg, 1988; Kosberg, Lowenstein, Garcia &Biggs, 2003）。筛查出的发生率差别较大，由于定义、测量、研究方法、调研对象和抽样地址不同，结果从1.3%到27.5%不等（Dong, Chang, Wong, Wong & Simon, 2011; Cooper, Selwood &Livingston, 2008; Fulmer, Guadagno & Connolly, 2004）。在美国一些大城市，学者进行横截面研究检测各地的老年虐待/忽视发生率。例如，在马里兰的研究表明，通过收集社会服务机构、老年自身以及一些公共数据，老年虐待/忽视发生率大约在4.1%（Block & Sinnott, 1979）。新泽西对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老年虐待/忽视的发生率仅有1%（Gioglio &Blakemore, 1982）。波士顿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社区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年虐待/忽视的发生率大约在3.2%（Pillemer &Finkelhor, 1988）。
除上述在美国大城市进行的横截面研究，仅有一项纵向研究和两项全国性的研究检测过美国的老年虐待/忽视发生率及相关因素。该纵向研究通过调研康涅狄格州社区中的老人，并参考保护服务中心的资料，发现在过去的九年中，老年虐待/忽视的发生率大约在1.6%（N = 2812）（Lachs, Williams, O'Brien, Hurst &Horwitz, 1997）。然而，老年虐待/忽视案例向保护服务中心的低报告率并不能反映真实的老年虐待/忽视发生率。
两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揭露了全美老年虐待/忽视案例的发生率及相关因素（Acierno et al., 2010; Laumann, Leitsch & Waite, 2008）。在2008年全美“社会生活、健康和老年化项目”中，对社区中的老年人进行概率抽样，发现语言虐待在一年中的发生率大约为9%，身体虐待为0.2%，经济虐待为3.5%（Laumann, Leitsch & Waite, 2008）。但是，该研究中每一类型的虐待仅被一道问题测量，因此该测量工具的可靠性不足。2010年美国进行另外一次全国性的调查，对社区中的老年人进行概率抽样，筛查五种类型的老年虐待/忽视，包括老年忽视、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和经济虐待（Acierno et al., 2010）。在一年中，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经济虐待和老年忽视的发生率分别是4.6%、1.6%、0.6%、5.2% 和5.1%。总体而言，超过1/10的美国老年人在一年中经历过某种类型的老年虐待或老年忽视。
二 老年虐待/忽视在美国一般人群中的风险因素
（一）受害者个人因素
年龄 高龄是不是老年虐待或老年忽视的风险因素具有争议。有研究表明高龄老年人被虐待或忽视的风险较高（例如：Lachs，Williams, O'Brien, Hurst & Horwitz, 1997; Dong, Simon & Evans, 2009; Kosberg, 1988）。然而两次美国调研发现低龄反而是老年虐待/忽视的风险因素。比如，低龄和语言虐待、经济虐待正相关（Laumann, Leitsch & Waite, 2008）；相对于更老的老人，70岁以下的老年人更容易经历情感虐待和经济虐待（Acierno et al., 2010）。各项研究的不一致可能源于老年虐待/忽视定义和研究方法上的区别。
性别 老年人性别和老年虐待/忽视的关系在以往的文献中也没有定论。通常女性被认为更容易被虐待或者被忽视（Dong, Simon & Evans, 2009; Kosberg, 1988）。具体而言，研究者在一项全国随机调查中发现女性老人更容易被语言虐待（Laumann, Leitsch & Waite, 2008）。但是有研究表明男性老人更容易被虐待或被忽视（Pillemer & Finkelhor, 1988）。可能的原因是男性在妻子去世后更可能再婚，也即是说男性老年人更可能与他人同住。与他人同住也是老年虐待/忽视的相关因素，这一因素将会在后文中详细描述。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男性老人受虐程度较轻，但相对于女性老人更加频繁。因此当老年虐待/忽视的“门槛”较低时，在男性老人中的发生率较高。
婚姻 已婚老人更容易被虐待或被忽视（Pillemer&Finkelhor, 1988）因为伴侣往往更可能是施虐者。婚姻的影响取决于虐待或忽视的类型。一项全国性的调研表明没有伴侣的老人受到经济虐待的危险更高（Laumann, Leitsch & Waite, 2008），而婚姻和语言虐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健康 老年人较低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水平会增加老年虐待/忽视的危险（Dong, Simon & Evans, 2009; Laumann, Leitsch & Waite, 2008）。老人的功能性残疾（Lachs, Williams, O'Brien, Hurst &Horwitz, 1997）、较差的营养状况（Dong, Simon & Evans, 2009）、抑郁（Dyer, Pavlik, Murphy & Hyman, 2000）、药物滥用（Kosberg, 1988）都是老年虐待/忽视的风险因素。具体而言，较差的生理健康水平与语言虐待有关（Laumann, Leitsch&Waite, 2008）；抑郁与自我忽视有关（Dyer, Pavlik, Murphy & Hyman, 2000）。老人较差的生理健康水平会增加照料者的照料压力，降低自身的求助能力，从而进一步增加受虐待或被忽视的风险（Schiamberg &Gans, 2000）。
特别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或其他类型痴呆症的老人，受虐待或被忽视的风险更高（Lachs, Williams, O'Brien, Hurst & Horwitz, 1997; Lachs & Pillemer, 2004）。一种解释是痴呆老人的破坏行为和挑衅行为会加剧照料压力，引起照料者的不良行为。近17%的痴呆症患者具有攻击性行为，最常见的形式包括口头攻击和身体威胁（Paveza et al., 1992）。值得一提的是，照料者也可能受到痴呆老人的虐待（Lachs & Pillemer, 2004）。此外，痴呆老人自我忽视的风险更高（Dyer, Pavlik, Murphy & Hyman, 2000）。
（二）施虐者个人因素
对施虐者个人因素的研究远远少于对受虐者个人因素的研究，原因在于施虐者往往难以接近（Choi & Mayer, 2000）。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施虐者个人因素，包括抑郁、痴呆症、药物滥用（Kosberg,1988; Hwalek, Neale, Goodrich & Quinn, 1996; Reay &Browne, 2002）、照料压力（Coyne, Reichman&Berbig, 1993）都是实施老年虐待/忽视的风险因素。轻度老年痴呆者由于自身的认知障碍给照料工作带来挑战，而且痴呆症还会造成攻击性行为，导致其照料者是潜在的施虐者（Kosberg, 1988）。相对于经济虐待和老年忽视，身体虐待和情感虐待在有药物滥用史的照料者身上更可能发生（Hwalek, Neale, Goodrich & Quinn, 1996）。照料者如有药物滥用史，会由于其购买毒品的需求，而增加施加经济虐待的可能性。
（三）人际因素
依赖 依赖作为一个风险因素，是由社会交换理论提出来的。老年人在生理上、心理上、经济上依赖照料者，缺乏权力资源（例如：身体机能、金钱、社会地位等）来保持平衡的关系（Dowd, 1975）。具有权力优势的照料者可能滥用权力并操纵依附他们的老年人（Burnight & Mosqueda, 2011）。然而，一些研究中也支持相反的事实，即老年虐待/忽视的施虐者往往在经济上依赖受害者（Hwalek&Sengstock, 1986; Kurrle, Sadler, Lockwood&Cameron, 1997; Wolf, Strugnell & Godkin, 1982）。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残疾的被照料者在经济、情感和身体上依赖老年照料者，但却对老年照料者施虐（Pillemer, 1985）。在这些情况下，老年虐待/忽视可能是因为被照料者对其自身“无力感”的怨恨（Pillemer, 2004）。
居住状况 老年虐待/忽视的风险因家庭构成而异，在与配偶和至少一个孩子同住时风险最高；其次是和一个孩子同住；独居的风险最小（Pillemer & Finkelhor, 1988）。一项长达九年的纵向研究证实了这一发现（Lachs, Williams, O'Brien, Hurst & Horwitz, 1997）。大量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可能会导致家庭中的拥挤感和隐私的匮乏（Kosberg & Nahmiash, 1996; Schiamberg & Gans, 2000），由于更多的家庭接触增加了家庭冲突的可能性（Lachs & Pillemer, 2004）以及老年虐待/忽视发生的可能性。但是，经济虐待受害者的生活状况例外。独居老人受到经济虐待的风险更高（Lachs &Pillemer, 2004; Laumann, Leitsch & Waite, 2008）。
社会支持/社会孤立 社会孤立或缺乏社会支持是老年虐待/忽视的风险因素。较低水平的社会支持与所有形式的老年虐待/忽视（照料者的忽视、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和经济虐待）（Acierno et al., 2010），以及自我虐待（Dong, Simon & Evans, 2009）相关。有可能受到虐待的老年人缺乏来自其他家庭成员和朋友的非正式支持，以及卫生专业人员和机构工作人员的正式支持。这种孤立可能会加剧家庭冲突，并隐藏照料者的虐待行为（Lachs,&Pillemer, 2004）。此外，由于缺乏非正式和正式的支持（例如喘息服务），在照顾的过程中，家庭照料者的社会孤立也是老年虐待/忽视的一个风险因素（Kosberg & Nahmiash, 1996; Schiamberg& Gans, 2000）。
民族/国家 在关于老年虐待/忽视的九年纵向研究中，非白人与白人同伴相比，更有可能受到虐待（Lachs, Williams, O'Brien, Hurst & Horwitz, 1997）。非裔美国人报告自己被忽视的风险高于美国白人（Dong, Simon & Evans,2009）。然而，在上述两项研究中，由于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存在报道偏差，种族的预测效应可能被高估了。换言之，少数族裔的报道比白人的多（Lachs et al., 1997）。尽管大多数报告的老年虐待/忽视受害者来自少数族裔群体，报告案例的种族可能并不代表实际人口（Lachs et al., 1997）。
在自我报告的调查中，种族和老年虐待/忽视之间的联系是多样的。据调查，非裔美国人更有可能经历经济上的虐待，但其他类型的老年虐待/忽视并非如此（Lauman et al., 2008）。和其他族裔的人相比，拉美裔美国人报告任何形式的老年虐待/忽视的可能性更小。然而，这个全国性的研究关注美国的一般人口，并且没有探究文化因素在少数族裔群体中对老年虐待/忽视的影响。与Lauman和他的同事们（2008）的发现相一致，匹兹堡的另一项调查发现，非裔美国老年人在60岁后的经济虐待风险，比其他族裔高四倍（Beach, Schulz, Castle & Rosen, 2010）。此外，虽然和经济虐待相比，情感虐待种族差别更小，但非裔美国人在情感虐待方面也有较高的风险。种族/文化这个变量在老年虐待/忽视研究中被普遍当作一项风险因素，并且更宽泛地来说，还被用在了健康研究中。然而，文化的解释性被“种族”或“文化”这两个变量简化了，并且很少在之前的老年虐待/忽视研究中被探究。正如Hruschka（2009: 238）所言：“在表面上，文化对人口健康来说似乎是一个有用的概念，这个问题早已被回答，‘为什么A人群比B人群更多地受X的影响’。但是概念的流行并不一定意味着科学实用性。”研究人员很少探索种族或者文化可能影响老年虐待/忽视，以及造成健康差异的路径（Hruschka, 2009）。因此，以下的部分重点关注特定的少数族裔和跨种族的老年虐待/忽视问题，以寻求对老年虐待/忽视的文化解释。